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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认为最重要的是需要保持作出选择的能力——这不是在“赤化或死亡”之间，也不是在“大屠杀或屈辱”之间，而是在发生侵略时从各种军事方案中进行选择，在运用外交手段方面，选择时机和策略，以及在每一次交错着防务和外交问题的危机中选择一种稳妥的处理办法。他的这种态度在他爱用的一些对偶词句中得到了反映：
我们决不要由于恐惧而谈判，但是也决不要对于谈判感
到恐惧。
——1961年就职演说
在总统的盾形纹章上，美国之鹰的右爪抓着一根橄榄枝，
左爪则抓着一束箭。我们打算对两者都给予同样的重视。
——1961年第一篇国情咨文
我们的政策必须把坚定性和灵活性结合起来，使之达到
为保护我们的重大利益所必要的程度，假如可能，便通过和平
的手段，假如必要，则通过坚决的行动。……我们既然不想看
到自由世界认输投降，我们就应竭尽全力以防止世界遭到毁
灭。
——1961年在北卡罗来纳大学
我们如果要维持和平，就必须勇敢地面对战争的危险。
……外交和国防是不能相互替代的。……有抵抗暴力的意愿，
而没有谈判的意愿，只会引起战争——有谈判的意愿，而没有
抵抗暴力的意愿，只会招致灾难。……我们虽然自由地进行谈
判，但我们决不拿自由作交易。……总之，我们既不是“战争贩
子”，也不是“绥靖主义者”，既不“强硬”，又不“软弱”。我们是
美国人。
— —1961年在华盛顿大学
这种处事态度使得那些习惯于只会按非白即黑的思想方法去考虑问题的人感到不悦或迷惑不解。一位编年史作者指责肯尼迪煽动冷战，另一位则说他闭眼看不见共产主义的威胁。有一个批评他的人说他的就职演说和第一份国情咨文是危言耸听，另一个则说它幼稚无知。有两个记者曾就外交政策问题访问了他一小时，后来他们核对了各自的记录后发现，一个认为他相当强硬、寸步不让，另一个却认为他颇希望达成协议。还有些人把他八面玲珑的态度归因于他想取悦每一个人，归因于他的妥协倾向，或顾问太多。一位专栏作家向他提出：“你不能既当张伯伦，又当丘吉尔。”一位教会发言人——他对肯尼迪努力搞裁军感到高兴，但对他强调国防却感到不快——劝告他：“不要同时去做两件截然相反的事情。”对此，肯尼迪以心脏有规律的张缩作比方来回答道：“生活中的一切事物都同心脏一样——有收缩，也有舒张。”
他对战争和“赢得胜利”的态度
约翰·肯尼迪无论是和父亲一起在英格兰时，同海军士兵们一起在南太平洋上，在为他的哥哥和妹夫举行的追悼会上或是作为国会议员出访亚洲和中东时，都看到过常规战争的丑恶一面。但是核战争却是无法用相同的尺度去衡量的。“由于科学的创新以及人类不能控制彼此的关系，”他说，“我们恰巧生活在人类历史上最危险的时期。……世界上通过武装冲突解决国际问题的时代早已过去。”
他非常敏锐地觉察到，处在一个美国和它的主要敌手都能在几分钟内摧毁对方社会的世界上，统治国家的责任何等重大。他说：“这一点使问题的性质改变了。”
它改变了所有的答案和所有的问题。我认为许多人并不
真正懂得这个变化。……到了那一天，发生了大规模的交锋，
那末末日就来临了，因为你们在谈论的是……在头十八小时
里将有一亿五千万人死于非命。这相当于美国在不到一天的时间里经历了五百场第二次世界大战。
约翰·肯尼迪并没有因为这些死亡数字而感到烦扰。他常常公开引用这些数字，不过这些数字也没有使他惊惶失措或丧失意志。为了防止在核讹诈面前战败，他仍然愿意冒一场核战争的最后风险。在这种风险面前，他既不畏缩后退，也不挺而走险。在维也纳同赫鲁晓夫会谈之后，他听取了一次绝密的、高阶层的关于核交锋种种后果的情况汇报，这一事实曾被人大肆宣传。其实这次汇报是例行公事。它显然正如人们所讲的，并不是肯尼迪早先关于建立放射性尘埃掩蔽所的决定的依据。在汇报过程中，我就坐在他的对面。据我看来，他并没有显得“大吃一惊”，也没有象某些报道所说的那样有任何别的情绪紧张的反应。
然而，这次情况汇报却证实了他已经知道的这些冷酷事实：（1）无论是美国还是苏联都不能“打赢”（按本同的任何合乎情理的意义来说）一场核战争；（2）除了遏制苏联的全面进攻以外，我们对共产党国家的每个行动发出要进行“大规模报复”的威胁，也不再是可行的了，因为现在它会招致我们自己的毁灭；（3）“先发制人的第一次打击”或“预防性战争”的政策，不再是任何一方所愿考虑的，因为甚至导弹的一次突然袭击在击中目标前便会引起一场灾难性的报复，这是两国中任何一国都不愿冒险或不愿接受的。同时，尽管双方都声称已经准备就绪，没有一方已经发展起一种能对付导弹的可靠防御，甚至连获得这种防御的前景都还没有。总统指出，不管谁先打第一枪或不管谁最后被消灭，“反正不会有‘胜利者’。所以在一个人类能毁灭自己的时代里，我们不得不……小心行事。”
从我同肯尼迪共事时起，我听到他最爱用的一个词就是“估计错误”。早在他阅读了巴巴拉·塔奇曼的。八月的炮火。之前——他把这本书推荐给他的助手们阅读——他在哈佛大学求学时曾选修过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战起因这门课。他说，这门课使他认识到，“那些相对地说来是不相干的国家多么迅速地在几天的时间里就被卷入了战事。”他又说，这些国家的领袖就象现在他们的继任人这样，也谈论着军事力量能维护和平，但是单靠军事力量却没有能维持住。1963年，他援引了1914年两个德国领导人就那次大战的起因及其扩大的谈话，一位前首相问道：“这一切怎么会发生的？”他的继任者说：“唉，如果知道就好了。”肯尼迪总统说：“如果这个星球受到核战争的毁坏，如果那场浩劫的生还者能经受住大火、毒气、混乱和灾难而幸存下来的话，我可不希望这些生还者中有人会问另一个道‘这一切怎么会发生的’，并得到这种难以置信的答复：‘唉，如果知道就好了。’”
他还思考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根源，并且很钦佩英国史学家A·J·P·泰勒的著作。肯尼迪说：“希特勒以为他能夺取波兰，英国不会作战（或者）……在波兰战败后，不会继续战斗。”他又说，后来在朝鲜，北朝鲜人“显然……没有想到我们会参战，而……当我们打到北部时……我们也没有想到中国人会介入”。因此，在柏林危机时他对全国说：
在我的一生中，我国和欧洲三次卷入了大战，每一次双方
对对方的意图都作了严重错误的判断，从而带来了巨大的灾
难。现在，到了热核时代，任何一方对于另一方意图的错误判
断，都可能在几小时内造成比人类历史上全部战争所造成的
更为严重的破坏。
批评他的人指责这种讲法是奉行“不求胜利”的政策。然而，肯尼迪认为，象“无条件投降”和“没有代替胜利的结局”之类的传统口号不再有任何意义了。他说：“在核时代，彻底解决问题是不可能的。”他甚至认为，冷战就其传统的意义来说，也不可能“获胜”。他并不希望在冷战中战败。他只希望加以抑制，让它持续地进行下去，使之有可能让自由和真理的持久力量自然地、和平地取得成功，并防止冷战吞噬掉我们所有的精力，从而损害到其他利益。他说：“用不上打一场核战争，我们想……让当今仍为共产党国家所控制的地区感染上托马斯·杰斐逊称之为‘自由病’的那种疾病。”
他认为同共产党国家进行的意识形态斗争，或者经济、科学和政治方面的竞争，在短期内不会结束。他说，这种竞争不会导致我们美国人民在自己的传统薰陶下期待的那种驰名于世的“胜利”，充其量也不过导致一个漫长而又缓慢地“脱离共产主义，走向国家独立和自由”的演变过程。……但是假如自由和共产主义在一个和平的世界上争取人们的忠诚的话，“那末我将怀着日益增长的信心展望未来。”
他对共产主义和共处的态度
如果那些指责他推行“不求胜利”政策的人说的是，他没有决心把抱着共产主义思想意识的人从地球上赶走，那末这种指责是正确的。他谋求制止苏联政权向外的扩张，而不是制止它内部的哲学思想和发展。他认为，令人不能容忍的是共产党人的侵略和颠覆，而不是共产主义本身。1961年他写信给赫鲁晓夫说：“贵国政府信奉的哲学是贵国自己的事，但贵国政府在世界上的所作所为则是全世界的事。”
在他的任期中，没有什么事改变他关于共产主义具有残酷无情的野心的观点。这些野心是他决心要反对的。但是仅仅不同的思想意识并不构成危害我们共同的生物利益的理由。赫鲁晓夫在第一封私人信件中把世界比作挪亚方舟，因为“纯洁者”和“不洁者”都要方舟漂浮不沉，不管一个人把自己列入哪一类。肯尼迪回答说，他很喜欢这个比喻，不管美苏两国的思想有何不同，它们的合作对防止爆发另一次毁灭一切的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