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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正式照会还是要到7月18日才能准备好，这样两星期又过去了。
到了7月18日，就美国所应作出的全面答复，他已考虑好了一些更为具体的决定。赫鲁晓夫在维也纳曾一再强调，如果为柏林问题采取军事行动，那必然是美国发动的。他显然不相信肯尼迪会为了高速公路的交通管制问题发动一场核战争。因为完全被东德领土所包围的西柏林特别容易为共产党军队所攻占或困死。在和约签订后，如果西方通道为东德的一个警卫班、一个中队、一个营或更多的部队所封锁，多年来过分依赖大规模核报复的西方，就不能以其非核力量对抗共产党部队。那就没有什么其他可供选择的办法，要么打一场核战争，要么就根本不采取什么行动——正如总统所指出的，“不是大规模破坏，就是忍受耻辱”。
肯尼迪从维也纳回国后，立即专心地研究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美国联合参谋部所制订的柏林军事应急计划。按照这些计划，如果发生封锁通道的情况，在高速公路上将进行一系列军事“试探”。可是由于西方没有在地面进行一场常规战争的打算和能力，这些小规模试探不足以表明一种认真的意图，而且必然迅速受到苏联人的，甚至东德人单独的遏制。随后这些计划就提出需要使用核武器。总统说，总之，“我们从较小规模的军事行动立即进入相互使用核武器的行动，这当然就意味着……我们也在毁灭本国。”这样，每一方都没有什么时间或机会可以犹豫一下，进行商谈，重新考虑或者判断对方的意图。一份柏林计划的文件指出，如果我们不能挪掉使全球毁灭的核弹的火线，至少我们可以把火线拉长一点。
肯尼迪把当时制定的战略看成是一种软弱的、危险的主张。双方在该地区能够迅速部署的地面部队是那么的不平衡，这对赫鲁晓夫来说是一个极大的诱惑，促使他逐步地切断去西柏林的通道，使我们无法用核打击来报复。他说：“如果赫鲁晓夫先生相信我们只有原子弹，他就会以为我们……不大可能会使用它。”
因此总统为了弥补这一缺陷，采取了在中欧迅速集结战斗部队的办法——使集结起的部队大到足以使赫鲁晓夫相信，我们的切身利益已深深地卷了进去，以致我们不惜使用一切手段来防止这些部队被击败或者被俘虏。这就需要调集大量兵力足以使东德警卫队不能单独地轻易夺取这一城市以免削弱我们的谈判力量——并且要使兵力大到足以在选择核战争还是退却之前不是有一个小时而是有一个月的真正的“踌躇时间”，还要有足够时间调动后备部队，显示我们的决心，作出深思熟虑的决定，并在使用“最后的”武器之前，双方的最高一级能够先联系一下。
肯尼迪相信，只有这样，才能功使赫鲁晓夫不逐步封锁西柏林。此外，这样承担的义务也会支撑西方的意志，即暗示美国人将呆在那里。他争辩说，如果赫鲁晓夫指望盟国在核威胁面前不团结和胆怯，那末其他西方各国也增加地面部队（它们并不都听得进他这一意见），就可以使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核力量的可靠性有所增长。
下一章里我们将讨论这种集结的确切性质和人数。除了军队和文职人员之间在作出任何重要的军事反应之前，就是否应先采取经济和政治行动的问题上有所争论，以及空军人员对由他们担任非核性任务有些怨言外，在1961年夏天，政府内部对这一做法的必要性很少有不一致的看法。至于对还要采取一些步骤来改善那僵硬到危险地步的军事应急计划，使用储备物资和进行空运准备工作以加强西柏林的战备，以及在通道被切断的情况下对东德实施经济制裁等问题，在内部也是意见一致的。可是政府内部也有尖锐的分歧，主要集中在两个相互有关的问题上：（1）总统是否要宣布全国处于紧急状态；（2）在军事集结的同时，是否需要立即建议举行谈判。迪安·艾奇逊在最后的报告中对第一个问题作了肯定的答复，而对第二个问题则作了否定的答复。他的看法最初在国防部和国务院占优势。
艾奇逊争辩说，只要赫鲁晓夫相信美国是相当认真的要为柏林而进行一场核战争，他就会被吓住———而现在他不相信这一点。常规力量的集结，虽然似非而可能是地会造成那种印象，但我们不能冒风险去使赫鲁晓夫只相信我们限于打常规战争。宣布全国处干紧急状态能便总统召集一百万预备役部队，处长服役期限，把妇孺等从欧洲撤退回国，并使我们的盟国、我们的公民，尤其是使赫鲁晓夫先生对我们看待这种局势的认真态度获得深刻的印象。兰尼兹尔将军还说，单靠增加征兵，我们不可能在年底以前就拥有足够的训练好的人员。
肯尼迪说，可是在猪湾事件后，为了在盟国之间重新树立他的领导威信，他经不起作出过分的反应。全国紧急状态的宣布是向全国发出警报和承担义务的最后武器。他理解到这种宣布是不能经常搞的，或者轻易解除的。在不低估柏林威胁的严重性的情况下，也许最好等苏联真的签订和约或对通道采取行动时再说。他说，赫鲁晓夫能够在柏林和其他六、七处地方放松压力或施加压力，这就需要美国准备作出长期的全球性的努力，而不是为了可能只是“一个虚假的高峰”的事态——如他所说的——经常制订“应急计划”。为宣布全国紧急状态而设想扩大新预算和税收，将危及长期需要的对外援助、空间研究工作和国内各项措施。
此外，他喜欢我国驻莫斯科大使馆来电中的意见：不使我们盟国感到惊慌失措的那些实质性的、但却是静悄悄的行动，更可能影响苏联的意向。其他苏联专家也劝告说，更能对苏联人施加影响的不是戏剧性的姿态，而是我们的备战工作中的长期性的军事集结。这是和肯尼迪本人的哲学相一致的：如果有坚持到底的决心，就不怕调子放得低一些，因为这种决心是名符其实的，而那些大喊大叫的人是很少能吓倒别人的。他的情报顾问们补充说，在早期阶段就大吹大擂，将迫使苏联人用强硬的公开姿态和自己的军事措施来回答，并使他们的谈判立场更为僵硬。
总统逐步地说服麦克纳马拉、腊斯克以及其他人同意他的看法。国防部长同意通过一项迅速而不十分显眼的国会决议案，可以更为逐步而有秩序地集结起军事力量来。7月19日星期三下午三点钟，总统在官邸二楼起居室同我们一小批人会晤，对他的计划作最后润饰。经过六个星期深入细致的会议，总统以坚定、明确的语调阐述了每一项决定。要求追加的军事预算总共是三十二亿，而不是四十三亿。要求国会给予准备动员预备役的权限，而不是立即进行动员。动员征兵数将增至原来的三倍以上，西柏林应作好准备，盟国对经济制裁应取得一致的意见，并将要求增加临时税收（正如前面所指出的，这一决定后来被撤销了），以及不宣布全国处于紧急状态。
总统和这些顾问随后于下午四时在内阁会议室举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正式会议，同更多的人一起会商。对刚才达成的一些决定就“落实下来”，写进正式记录。艾奇逊挖苦地质问对他建议所作的修改，而使总统感到高兴的是——他就喜欢口头上的交锋——那位只在前一天才最后转向支持这些改变的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用同样的激情为这些改变作了辩护。
同艾奇逊文件以及总统顾问中最初占优势的观点相反，总统还是决定西方应当在谈判问题上“向前看”。在这方面，一些研究克里姆林宫的专家又起了作用。他们建议说，能够对苏联人施加影响的是我们在谈判立场上的坚定而不是采取拒绝一切谈判的做法。艾奇逊劝告说，赫鲁晓夫不会接受什么合理的东西，而会把所有建议看成是软弱的表现。总统回答说，对于苏联倡议的和会，我们不能失去外交上的主动权。他后来说：“我们不想让宣传的讲台和讨论的方式听任别人来挑选和垄断。”如果只有苏联人提出“和平的”解决方案，他对世界规模的宣传运动——关于西柏林“自决”和两个德国的对比——所抱的希望必然会化为泡影。他不想诱使西方相信，谈判桌上的会晤会缩小整个危险。但是他希望说服赫鲁晓夫，在尚在积极探索可供选择的办法之时，推迟签订和约。
然而，在向赫鲁晓夫提出达成协议的任何新意见之前，西方必须提出一些互相取得一致的新意见——可是，到7月中旬还是什么也没有出现。实际上，寻求能使有关各方都接受的新意见的这种困难，在整个肯尼迪任期内将继续存在，法国人反对进行任何谈判，英国人反对不谈判就去日战争的危险，而德国人的秋季选举正在迫近，他们对这两种立场都反对，似乎也不赞同其他一切立场。因此，7月25日总统电视演说中最软弱的部分是有关外交途径的段落，它只是笼统地提了一下。尽管如此，他强调我们愿意“同任何或所有愿意理智地谈判和倾听意见的国家”进行会谈——我们愿意“消除西柏林任何真正刺激对方的事物，尽管这个城市的自由问题是不容谈判的”——我们愿意把我们权利的合法性提交“国际仲裁”，并把我们留驻在西柏林的问题提交其居民自由表决。这样做，他至少在很短时间里提出了比他曾在七个星期中从美国和盟国外交家那里所能得到的更为积极的意见。然而，这些意见还是比较缺乏首创精神。
然而，这不是一篇软弱无力的演说。演说发表时，受到办公室内人员过于拥挤和情绪过于激动的妨碍。演说中对国内经济的提法是不妥当的。对民防的看法也不准确。可是演说的基本要旨是坚定的、紧迫的，并没有诉诸威胁或表现出恐惧。我在周末就完成了初稿。星期一和星期二全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