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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削弱了人民力争上游的干劲，牺牲了经济。两大政党的多数领袖，甚至是自
由党的成员，都知道福利制度折损国家的元气，但是始终没有人敢出手，直到玛格
丽特。撒切尔出任首相。随着英国在全球的影响力缩小，它的年轻国会议员和部长
们的世界观也跟着收缩。一些老朋友在一起吃饭的时候，把老一辈英国领袖比喻为
根深叶茂的橡树。这些老朋友都是经历过上二次世界大战，并曾在苏加诺对抗时期
保卫新加坡的英国将领。他们形容英国的年轻领袖为“盆栽橡树”，橡树的样子犹
在，体积却缩小了，因为它们扎根的范围已经收缩。
要适应不同的国势对英国来说是困难的。然而是撒切尔夫人，而后由梅杰所领
导的保守党扭转了滑坡的趋势。英国企业界因此信心增强，率先在东南亚，包括新
加坡，重振雄风。工党在1997年的大选后重新掌权，所坚持的同样是自由市场的经
济原侧。该党定下的目标包括降低政府在国内生产总值所占的比重，刺激外销，以
及拓展对外贸易和投资，以便为英国制造就业机会。撒切尔夫人和保守党的胜利在
于改变了英国人的态度，迫使工党从旧工党蜕变为新工党。
长时间养成的习惯和建立已久的联系不会轻易有所改变。惭加坡学生继续到英
国深造。随着新加坡中产阶级的扩大，他们把孩子送到英国接受大专教育。到了90
年代，约有5000名新加坡学生在英国攻读大学和理工学院。牛津、剑桥两所大学的
毕业生继续在新加坡精英分子当中占多数。历史因素的影响造成这种文化上的滞后
现象。环境改变了，人们却未能及时做出反应。英国军队撤走后，美国就成为驻扎
在东亚的惟一强国。我们有必要把新加坡一些最优秀的学生送到美国受教育，去了
解美国人，在对方的人才苔革之地结交未来的领袖。即使到90年代，留学美国的新
加坡学生人数也只是留学英国学生的三分之二。
历史使新加坡和英国的教育制度紧密相连，新加坡各种专业也都规随英国的专
业：医生、律师、会计师、建筑师和工程师等等都是。专业联系存在于新加坡社会
的每一个层面。然而在一些领域如医药，由于美国的医疗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4
％左右，比英国多了一倍有余，美国医生和医院因此出类拔革。我们已逐渐跟美国
的机构建立联系，但是所采用的医药基本训练仍然以英国模式为准，其他专业也是
这样。“
在撒切尔夫人执政的80年代，新英贸易取得显著的增长。在她允许资金更自由
地流动后，英国在新加坡的投资增加了，但是性质和过去不同，现在的投资着重在
高增值产品如药品、电子产品和航空产品上。进入90年代，英国再度成为新加坡的
主要投资国之一，排名第四，在美国、日本和荷兰之后。新加坡的海外投资主要集
中在东南亚，不过有不少私人企业家投资在英国，特别是旅游业。新加坡一家大公
司在英国购买了连锁旅馆，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也买人另一个拥有超过100 家酒店
的集团公司。尽管爱尔兰共和军的炸弹攻击制造了许多问题，我们对英国的旅游市
场依然充满信心。新加坡和欧洲的主要联系仍然是伦敦，每天从新加坡飞往伦敦的
航班比飞往欧洲其他首都的班次多。
1968年当英国宣布将撤走它的军队时，悲观的文章不少。其中《伦敦新闻画报
》月刊把这种情形同古罗马军团撤离英国，黑暗时代降临欧洲相提并论。但是这样
的比喻并不正确。同殖民地时期比较，现代通讯和交通设施把更多英国人带来新加
坡。目前居住在新加坡的英国人社群仅次于美国人和日本人。现在也有更多的英国
学校，为一万多个在这里落户的英国家庭的孩子提供教育。数以百计的英国人自发
到新加坡来工作，当工程师、建筑师和技术人员——享有的不再是外客的工作条件，
住的不再是高尚住宅区，而是跟本地人一样，住同一类房子。新加坡的薪酬已经达
到英国的水平。随着新加坡发展成为一个主要的国际金融中心，许多英国银行和金
融机构纷纷到新加坡来开设分行。整个经济和政治环境面貌焕然一新。
1982年，伦敦市封我为“伦敦市荣誉自由市民”。曾经作为前英国殖民地的子
民，我对这份殊荣心存感激。他们列出的宾客名单，该请的都少不了，做得非常仔
细，让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他们邀请了所有曾经为新加坡面跟我打过交道的英国部
长和总督出席，我也受邀列出我所希望能出席观礼的私交。这一来，我开开心心地
同前首相、前部长、前总司令、新加坡的最后一任总督以及许多英国朋友在市政厅
一起分享了那一刻，其中包括哈罗德。麦克米伦、吉姆。卡拉汉、哈罗德。威尔逊、
亚历克。道格拉斯一休姆、艾伦。伦诺克斯——波雷、邓肯。桑迪斯等等。这样的
场面使人缅怀过去。在致答词的时候，我说：“50年前我在新加坡念小学的时候，
我的老师们都认为伦敦是世界的中心，这是不言而喻的真理。它是高层次金融交易
和银行业的中心，也是艺术、戏剧、文学、音乐和文化之都。它是全世界的重心…
…而1939年9 月的情况确实如此。当时英国政府决定履行对波兰的义务，一年前它
才敷衍了事地处理了对捷克许下的承诺。结果，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全世界也
踏上变革的不归路……”
仪式的一部分是从威斯敏斯特乘坐马车到市政厅，但是因为发生铁道工人罢工，
造成交通堵塞，结果不得不取消这项安排。工潮问题继续困扰着英国。撒切尔夫人
和煤矿雇员工会的冲突还在后头。
当了多年的总理，加上新英两国的历史渊源，我有机会认识英国的各任首相，
从麦克米伦开始，一直到布莱尔。
麦克米伦属于父辈，相貌举止全然是爱德华时代显要人物的派头，看起来懒洋
洋的，却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对待年轻的殖民地臣民如我，他态度高高在上。休
姆爵士是他们当中最友善的——一个真正的君子。从他在电视上的模样根本看不出
他是个多么敏锐的地缘政治思想家。他或许不够精明——他自己坦率地承认了这一
点，不过却比两党中许多有头脑的部长有更精辟的见解。
各任首相当中，政治手段最高明的要数威尔逊。幸好在他当上首相之前我们已
经交上了朋友。我说服他在苏伊士运河以东多待几年。那几年的影响甚大，因为余
下的英军继续驻扎在新加坡，直到1975年年中为止。这让我们有时间厘清跟印尼的
关系，而不至于仓促采取日后可能叫我们噬脐莫及的行动。我个人非常感激威尔逊
在新马一家的时期和在以后的日子里，一直坚定不移地支持我，这一点我在前一册
回忆录里已经详述。他在英国面对的问题是根深蒂固的——教育和技能训练水准降
低，工会不跟资方合作造成生产力下降。六七十年代的工党受职工会支配，无法着
手解决这些基本的问题。因此，外界认为威尔逊总是采取应急的措施。为了得到党
的支持，他必须不时地左门右躲，这使他显得狡猾和奸诈。
同威尔逊形成强烈对比的希思倒让我觉得是个坚定而可靠的人。我最初认识他
时，他是麦克米伦的部长，负责谈判英国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的事宜，我当时还游
说他，要他协助保护新加坡的地位。威尔逊赢得1964年的大选后，希思成了反对党
领袖，我们就在那个时期成为朋友。通常我在伦敦的话，他会邀请我到他在奥尔巴
尼的住所共进午餐，一起谈论英国、欧洲、美国和共和联邦的事务。就英国的未来
而言，希思把欧洲的影响力排在比美国与共和联邦更重要的位置上。他一旦对某项
政策做了决定，就不轻易改变主意。即使是在当上首相以前，他已经对欧洲充满信
心。要我从我所认识的英国首相和部长当中挑选一人陪同我执行危险任务的话，我
会选择希思。他是那种不达到目的决不罢休的人。可惜他缺乏振奋人心和感染群众
的能力。同别人单独相处，他活力充沛，表情十足，可是一上电视他就显得木衲。
处在电子媒体的时代，这对他非常不利。我们一直保持好朋友的关系，偶尔在伦敦、
新加坡以及达沃斯等地的国际会议上见面。
卡拉汉1948年向剑桥大学的工党俱乐部发表演讲时，我坐在学生听众席上。司
仪介绍说他是皇家海军的前上士，不久前刚出任初级部长。他说话时显得信心十足，
大方得体。我在50年代中期到伦敦参加宪制会谈时认识他，多年来一直都跟他保持
联系。由于他是威尔逊在1976年3 月辞职后意外当上首相的，年纪也相当大了，因
此没有自己的政治大计。实际上，英国当时的经济状况已经恶劣到必须向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求援的地步了，所以他已经身不由己。
当卡拉汉还是首相的时候，我曾要求他让文莱准许新加坡武装部队在他们的森
林里受训。当时，文莱的外交事务还在英国的管辖范围内。英国外交和共和联邦事
务部搁置这项决定，以免卷人新马之间敏感的防卫问题。我争辩说，文莱不久就要
脱离英国的管辖了，到时我们同样能够得到这个森林训练学校，何不在英国仍然有
权做主的时候答应下来似便在文莱独立时，这项协议成为当地政治现实的一部分。
卡拉汉答应了，于是我们在1976年末设立了我们的森林训练学校。
卡拉汉的工党政府面对旷日持久的经济问题，包括高失业率，最后选择了保护
主义的立场。1977年4 月，已经受封为终身贵族，不再担任部长的乔治。汤姆森，
以卡拉汉个人特使的身分前来问我，是不是要在6 月的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