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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定要提供条件让投资者能在新加坡成功营业，有利可囹。
1965年独立后几个月，一位奉派前来协助新加坡的印度政府经济策划官员，交
给我一份厚厚的报告书。我看了看摘要，在确定他的计划是以新马建立共同市场为
基础之后，便向他道谢，然后把报告书束之高阁。他不了解，当初新马尚未分家时，
马来西亚尚且不愿意跟我们建立共同市场，现在我们独立了，机会更加渺茫。我们
原本扮演英帝国在东南亚的行政、商业和军事中心的角色，如今这个角色被剥夺了。
除非我们能够找到一个新腹地，并且跟这个腹地保持联系，否则前途将是很暗淡的。
在这之前几个星期，我见过我们的荷兰籍经济顾问阿尔贝特。温斯敏博士。他
描绘的局面严峻暗淡，却并非绝望。由于印尼的对抗，失业人数上升了。没有新马
共同市场，跟印尼又没有贸易往来，这种情况如果持续下去，到1966年底，失业率
预计将超过14％，这意味着新加坡社会可能出现动乱。他说：“新加坡正走在刀刃
上。”他建议同马来西亚签署共同市场协议（那是行不通的），并以物物交换方式
恢复同印尼的贸易。他也建议我们设法争取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同意，
让新加坡的制成品以比较优惠的条件输人它们的市场。
196 年，温斯敏首次率领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一个调查团，到新加坡来指导新
加坡实现工业化。记得他在1961年向我提呈第一份报告的时候，给新加坡的成功定
下两个先决条件：第一、消灭共产党人，有他们在就无法有经济发展；第二、不要
拆除莱佛士的塑像。1961年共产党统一战线的势力正膨胀到了极点，天天都在设法
摧毁人民行动党政府，在这一种时刻告诉我应该把共产党人消灭，对这个荒谬之至
的简单解决办法，我不禁哑然失笑。保留莱佛士的塑像倒不难。我和我的同僚无意
改写历史，无意重新为街道和建筑物命名，或是让自己的面貌出现在邮票和钞票上，
名垂千古。温斯敏说，我们需要大规模地获取欧美的科技、管理、企业和市场知识。
投资者想看看新加坡的社会主义新政府将会如何处置莱佛士的塑像。把它留下将被
视为一种象征，显示公众接受了英国的遗产，这样做可能产生正面的影响。我过去
不曾这样看待这个问题，却乐于让这座有纪念意义的塑像留下来，因为莱佛士是现
代新加坡的创建者。要是莱佛士1819年没有到这里来建立贸易站的话，我的曾祖父
就不会从中国东南部的广东省大埔县移民到新加坡来。英国人建立了一个商业中心，
让他和成千上万个像他那样的人，有机会过比国内好的生活。随着清朝的没落解体，
他们的家乡正在经历一场大动乱。
1965年，我们同样面对暗淡无比的前景，以致我得指示当时的财政部长林金山
派遣贸易代表团，怀着“也许还能招到一点生意”的渺茫希望到非洲访问。代表团
由新加坡四个商会和厂商公会的成员组成，他们访问了东非和西非多个国家，做成
的生意却不多。
我们从1959年第一次执政以来，便尽力解决失业问题。经过几年的努力，我的
内阁同僚们都知道，要生存的惟一的办法是推行工业化。新加坡的转口贸易已经到
达顶限，往后会进一步式微。印尼仍然跟我们对抗，马来西亚决意避开新加坡。我
们想方设法，愿意尝试任何切实可行的点子，只要能制造就业机会，我们不必负债
过日子就行。一位饮料制造商向我建议推动旅游业。这种行业属于劳工密集型，需
要厨师、女佣、侍应生、洗衣工人、干洗工人、导游、司机和制造纪念品的手工艺
人，最理想的是发展这个行业所需的资金很少。我们设立了新加坡旅游促进局，并
委任电影业巨子邵氏兄弟公司老板邵仁枚为主席。邵仁枚是最适合担任这个职位的
人选。他出身于电影界和娱乐界，对视听娱乐项目的包装和宣传了如指掌，对如何
让游客在陌生的地方享受乐趣也知之甚详。他请人设计了一个狮身美人鱼鱼尾的标
志，称为“鱼尾狮”。标志用混凝土制成，矗立在新加坡河口，由我主持了启用礼。
除了偶尔在来访的专业人士或商家的集会上讲话以外，我对旅游业的发展做得很少。
令我感到欣慰的是，这个行业倒制造了不少的就业机会，给许多空空如也的口袋带
来一些收人。它固然使失业人数减少，却无法彻底解决问题。
为此，我们集中精力，设法招商到这里设立工厂。尽管新加坡只有200 万人口，
国内市场很小，我们却保护本地装配的汽车、冰箱、冷气机、收音机、电视机和录
音机，希望日后这些产品当中有部分会在本地制造。我们鼓励本国商家开设小型工
厂，制造植物油、化妆品、蚊香、发膏、金银纸，甚至是樟脑丸！我们也吸引了香
港和台湾的投资者，到这里来开设玩具厂、纺织厂和制衣厂。
多次失败的教训刚开始的时候情况并不妙。尽管我们花费了大笔资金兴建基础
设施，位于新加坡西部的裕廊工业区依然空荡一片。我们也有多次失败的教训。新
加坡缺乏自来水，面积太小，经受不起沿岸海水受到严重的污染。尽管如此，经济
发展局还是跟一个毫无制造业经验的商人搞合资企业，投入再生纸的生产活动。此
外，在缺乏技术的情况下，我们也投资生产陶瓷用品。最后，这两宗生意都失败了。
我们跟石川岛播磨重工业合资，创立裕廊造船厂，用来造船和修船。同石川岛播磨
重工业合作之后，我们开始建造14000 吨的自由型轮船，后来造九万吨的油槽船。
但是新加坡既不生产钢板，又不制造引擎，这些东西必须从日本进口。在完成建造
16艘自由型轮船和三艘油槽船之后，我们便停止了，最终只建造一万吨以下的小船。
造船无利可图，不像修船，需要很多工人。
在最初几年，任何厂商都受到欢迎。例如，1968年1 月，我在伦敦讨论英军撤
退问题期间，马克斯一斯潘塞有限公司的董事主席马库斯。西夫到伦敦的酒店来找
我。他在英国广播公司的电视节目上看到我。他向我提出建议时说，华人的手挺灵
巧，新加坡可以制造钓鲑鱼的鱼钩和诱饵，这些产品的价值高，因为鱼钩所使用的
羽毛必须巧妙地固定在钩子上。此外他说还有其他类似产品，不需要多少资本设备，
却能制造许多就业机会，而他的零售网可以协助销售这些货品。看来我在电视上的
样子一定是可怜兮兮的，以致他抽出时间来见我。我向他道谢，但是这一次见面并
没有带来任何成果。不久之后，挪威鱼钩制造公司马斯塔德前来新加坡投资设厂，
雇用了几百个工人，生产各种各样数以百万计的鱼钩，但没有装上羽毛用来钓鲑鱼
的那一种。
1968年至1971年，新加坡的经济因丧失了英军开支而蒙受重挫。这项开支占新
加坡国内生产总值的20％左右，直接提供了三万多份工作，间接地在支援服务领域
提供另外四万份工作。我下定决心，在面对英国的援助——应该说是任何外来援助
的时候，我们绝对不抱和马耳他人一样的心态，而要反其道而行之。
1967年，我前往马耳他考察当地人如何应付英军撤退后的生活问题，结果却大
吃一惊。由于阿以六日战争在三个月前，即6 月份爆发，苏伊士运河关闭了，船只
不再通过运河，马耳他的船坞因此关闭。但是码头工人照旧领全薪，还把干船坞注
满水，在里头打水球！我大感震惊，他们竟然指望英国不断施舍，他们是多么依赖
外来援助啊！英国相当大方地给予裁员补偿，其中包括：被裁者过去每服务一年便
能获补偿五个星期的薪金，他们也被安排到马耳他政府机构接受三个月的重新培训，
费用也由英国支付。这么一来，自力更生的精神没养成，却养成了依赖性。
1967年，希利答应给我们提供“可观的援助”，以抵消英军撤退所将造成的经
济损失。我深信，新加坡要成功，人民绝不能有依赖援助的心态，我们必须自力更
生。所以有关英国援助的谈判尚未开始，我就在1967年9 月9 日在国会里指出：
“在基地建立起来，英军进驻之前，新加坡已经繁荣昌盛。如果我们做事明智，干
劲十足，基地拆除之后，新加坡会变得更强大，经济上更依靠自己。”我的态度是
：希望英国人尽早通知我们，他们认为哪些设施会变得多余，在仍然作为军事用途
时移交给平民管理，例如海军船坞；其次，外来援助应该是通过工业给新加坡提供
就业机会，而不是使我们对不断注人的援助产生依赖。我向新加坡的工人发出警告
：“国际社会没有责任为我们提供生计，我们不能够靠讨饭钵过活。”
我们最能干的常任秘书韩瑞生，提出了一份英国资产可以改为民事用途的清单。
英国人概述了将如何处理他们所占用的房地产，它们的面积共达15000 英亩，占新
加坡总面积的11％。至于那些作为经济和防务用途的土地，将免费交回给新加坡，
其余的土地则请新加坡政府协助，在公开市场上出售。但是谈判还没有结束，英国
就在1968年1 月宣布将在1971年完成全面撤军。
我在同一个月份回到新加坡，通过电台广播发表讲话：“新加坡如果是个软弱
的社会，早就毁灭了。软弱的人民会推选答应以轻松的方式解决问题的人，而事实
上这种方式是不存在的。新加坡的一切都不是免费的，连用水也得付钱……英国人
离开之后，这里会出现一个蓬勃兴旺的工商业和通信中心，历久不衰。”我强烈地
感觉到，在未来争取新加坡生存的斗争中，人民的士气和信心将会发挥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