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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人民与人民之间的交往更应有增无减，智囊团、大学和言论界的相互交流尤
其重要，这样，思想看法才会改变。
我认为，把东北亚和东南亚结合成一个区域，指日可待。两个分区的经济体关
系越来越紧密。
韩国媒体以为我们会谈到对亚洲（即儒家）价值观的歧见，以及民主和人权课
题。我告诉他们，我们快80岁了，不太可能改变自己的看法，所以没触及这些课题。
历史将证明谁对儒家文化有较好的诠释。
从金大中身上，我看到一个人经历重重危机后脾气的转变。为了达到更高层次
的目的，他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他曾经在日本被韩国中央情报局逮捕，施以酷刑，
要不是美国介人，恐怕已被杀害。然而为了赢得1997年的选举，他跟中央情报局前
局长金锺泌结盟，选举胜利后肢委任金锺泌为总理。
导致韩国目前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困难重重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从军法统
治到完全自由的民主政治的转变太仓促了。他们没有早已确立的执法传统来控制公
众集会，也没有任何条例管制工会，规定它们须在罢工或采取工业行动之前举行秘
密投票表决。我们的情况就不同。1959年，我们接手管理新加坡的时候，英国留下
了一套轻罪法规，因此在紧急法令终止后，碰上示威事件发生时，我们还能通过其
他途径加以约束，以免示威府动超出可以容忍的范围扰乱治安。如果韩国能把民主
进程的速度放慢一些，在那期间制定所需的法律来调控示威和抗议，或许人民在示
威抗议时，就不会那么肆无忌惮，像愤怒的工人同学生跟警察对峙那样。领袖和人
民之间的社会契约需要一段时间才能获得更新。他们有必要重建人民的信心，让人
民知道不论是成功和较不成功的人、较优秀和受较低教育者，以及管理层人员和工
人，都将获得平等的对待。为争取快速增长，各任总统遵循的政策对工业家、经理
和工程师非常有利，工人却没得到什么好处。随着国内生产总值上升，贫富悬殊也
跟着扩大。不过，我相信一旦制定了新的社会契约，韩国人将再次朝气蓬勃地稳步
前进。他们充满活力，勤奋和能干。自强不息的文化，驱使他们努力争取成就。
几次尝试不果之后，朝鲜和韩国领导人终于在2000年6 月13日在平壤举行峰会。
韩国人在观看电视现场转播时，大为惊讶。被形容为恶棍的朝鲜领袖金正日，显得
热情、幽默和友善。韩国人都为此而兴高采烈。即使是疑心最重的人，对他也留下
深刻的印象。
几天之后，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访问北京和汉城。在汉城，她表明美军将留
驻韩国。但是，如果关系继续解冻，她必定估计得到朝鲜将会施压，要求美军撤走，
而韩国人也会鼓动和支持。如果朝鲜停止发展导弹，美国也就没有必要发展国家导
弹防御系统了。
就在峰会当天下午，我在北京会见了江泽民主席。他当时兴致很高，愉快地向
我描述了他在电视上见到两位领袖握手的画面。江泽民有理由感到满意，因为金正
日在峰会之前两星期，曾罕有地访问北京，同他讨论了这件事。
33、香港的回归
……商界和专业界精英开始在心理上进行调整，接受香港即将成为中国的特别
行政区的事实。香港中文媒体态度变得温和起来，即使是一份桀骜不驯的中文报纸
也收敛了许多。
我在1954年乘搭意大利客轮亚洲号首次游览香港。客轮在当地停留了三个晚上，
让我和芝有机会在这块殖民地上闲逛。面向海港的香港本岛是个摧班妩媚的城市，
跟对岸九龙欣欣向荣的市镇遥相辉映。市中心背靠着海拔大约1000米的太平山，公
路和房屋掩映其间，景致迷人。
香港人勤奋，货品价廉物美，服务一流。一天早上，有人带我到一家裁缝店定
做两套西装，让裁缝师傅量身。下午回到小店试穿新装，裁好的西装当晚就送到船
舱。这是新加坡裁缝师傅所无法做到的。当时我不曾意识到，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
解放大陆，约有一两百万中国难民潮水般涌入香港，裹挟着大批来自中国最杰出的
企业家、专业人士和知识分子。他们有来自上海的，也有来自浙江、江苏和广东的。
这些大陆精英形成了一个厚实的人才基础，再加上一批较有创业精神和足智多谋的
中国工人，他们携手把香港转变成世界最有活力的城市之一。
对全世界来说，香港和新加坡是两个相似的华人城市，规模大小也差不多。对
我而言，两地显著的差别不少于彼此的共同点。香港土地面积比新加坡大一倍，挤
满香港本岛、九龙半岛和新界地区的人口，也比新加坡多一倍。1949年的香港，无
论政治或经济环境都是一片灰暗，纯粹依赖大陆的自我克制作为生存条件。一声令
下，中国人民解放军随时会开进来。但是，即使变数再大，即使有着朝不保夕的惶
恐，香港仍然繁荣兴盛起来。
新加坡当时没有面对如此惨淡的局面。我庆幸我们那时无须像香港那样面对极
大的压力，生活朝不保夕。即使1957年马来亚独立了，新加坡在经济、地理上还是
同马来半岛一脉相承，人民和商业往来不曾间断。直至1965年被迫脱离马来西亚，
我们才真正面临相似的茫无头绪的未来。但是跟香港不同，我们没有大陆源源涌来
的150 万难民。也许如果能吸引到这一股难民潮，以及随之而来的最出色的企业家
和最勤奋耐劳、足智多谋。干劲十足的人才，我们就能拥有同样的额外竞争优势。
事实上，1949年同样来自大陆的难民浪潮何尝不也助台湾一臂之力。若不是有这个
浪潮，台湾不可能把1949年以前治理中国多年的顶尖领导人才，都吸纳过去。他们
的行政，加上美国的援助，改变了台湾。当这一切在1949年发生时，我还不了解人
才的重要性，特别是创业人才，也未曾意识到这些训练有素的人才，正是改变社会、
提升社会的酵母。
1962年5 月我重游香港，映人眼帘的尽是高楼大厦和百货商店，足见香港在短
短8 年内已远远超越新加坡，走在前头。1965年独立以后，我几乎每年都会到香港
走一趟，看看香港人如何克服困难，有什么值得学习的地方。我把香港当做获得灵
感和启发的源泉，从香港这个地方可以看到一个刻苦奋斗的社会能有所作为。我也
希望吸引香港商人，尤其是制造商，到新加坡设立纺织厂或其他工厂。但是这一番
苦心却得不到香港传媒的善意对待，他们写了不少贬抑新加坡的报道，劝阻香港人
离开。
1970年2 月，香港大学颁发名誉法学博士学位给我。我在致词时说：“作为现
代化进程的先驱，香港和新加坡可以充当催化剂，协助周遭的传统农业社会加快蜕
变的步伐。”我希望“它们会成为集散地，不光是集散发达国家制造的精细产品，
更重要的是也能传播社会价值观、纪律、技术和专门知识”。十年后，两地果然都
做到了。那次访问香港之后，我致函经济发展局，说明因为有中国的因素以及99年
英租新界合约在1997年期满所引起的政治变数，新加坡可以从香港引进入才和技工。
我们也可以在香港面对缺乏技能和信贷的时候，借出这些资源。香港人在每一次受
挫后东山再起的能力，使我十分钦佩他们。70年代石油危机期间，香港跟新加坡一
样深受打击，香港人却能更迅速地自我调整。商品削价、员工接受减薪，香港仅有
的几个工会组织没有跟市场力量对抗。新加坡的情况则不同。我们必须努力减轻通
货膨胀和经济衰退带来的冲击，保护工友避免受到生活水平骤降的影响，并协助化
解劳资之间的问题。
香港人依赖的不是政府，他们自力更生，靠自己靠家人。他们格外勤奋，沿街
叫卖兜售，制造一些小巧玲珑的东西，或者买进卖出，做生意不放弃任何运气。香
港人谋求成功的意念无比强烈，家庭成员、家族成员之间的联系分外密切。早在佛
利民推崇香港为自由企业经济的模范之前，我已清楚认识到只设少许社会安全网。
甚至完全不设安全网的好处。这样的环境激发香港人力争上游。他们同殖民政府之
间没有一纸社会契约。香港人和新加坡人不同，香港人既不能管也不去管防务问题，
也不管群体利益。香港不是一个国家。
这就是港新之间的天渊之别。我们非是个国家不可。否则无法生存。教育、医
药、住房，样样都得提供津贴，不过我也设法避免社会因福利主义导致衰竭。但是
一谈到活力和干劲，新加坡人永远赶不上香港人。在香港，谁要是失败了，只会怨
自己，自叹倒霉，然后重新振作，东山再起，希望下一次会转运。新加坡人对政府
对生活的态度截然不同。n 他们选择就业保障，喜欢无忧无虎的0 生活，若不成功
就怪罪政府。因为新加坡人认为政府的责任就是确保他们生活得更舒适。他们期望
政府不只提供公平的竞争场所，最好还能在竞赛结束时。对赛绩不佳的人也能提供
一些奖品。新加坡人投票选出自己的议员和部长，并认为他们应该把所有的奖品分
给自己。
一名移居新加坡的香港企业家向我一语道尽新港之别。他在70年代初到新加坡
开设纺织厂和成衣厂，把在香港的几名管理人员带来，另聘几名新加坡籍经理。他
的新加坡籍经理在1994情仍为他效劳，而来自香港的几名经理却已各奔前程，自立
门户，成为他的竞争对手。他们认为既然自己对这门行业的认识不比老板浅，没理
由还得留下来帮他打天下。他们只需一笔小资本，一旦筹足本钱就走，头也不回。
新加坡人欠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