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渌时究梢越牍愀娴染煊颍庵止勰畲�1996年以来也没有太大的进步。当然，这也是由国情所决定的，中国的国情是要稳定。
笔者：那么，当前中国报业经营总的态势是怎样的？
崔思卿：群雄割据，各报在自觉不自觉地按照市场规律运作。虽然以党报为代表的主流报纸在行业管理改革上处于徘徊状态，但不影响报业整体的发展。
笔者：今后一段时期中国报业竞争的趋势如何？
崔恩卿：渔龙混杂的自由竞争状态。但不平等竞争是客观存在的，不正当竞争也会存在：这些使得竞争的态势复杂化，但这是中国报业发展必须经过的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报业会不断地重组，会陆续地集团化，一些较强的报纸相互会呈较长时间的对峙局面。等到党报完全进入市场，也要到10年以后。而近10年间正是中国各行业向媒体投资势头正猛的一段时间。中国的报业竞争如果达到像日本报业那样稳定，还要等到10年或20年以后。这10年间，北京娱乐信报可能会成为北京市报业的排头兵。
笔者：说到信报，在两年来不断融资的过程中，是否有来自内部观念上的阻力？
崔恩卿：有。在管理层存在着相当浓厚的与市场经济格格不入的观念，但没有造成致命伤。有人说我是“卖国贼”，表示对股份化不理解。好在我们已经是在海上了，你在岸上喊，我听不见：我们主张只看结果，要看结果，不去争论。
笔者：今年上半年，在一次与北京广电集团某位领导的对话中，我听对方说：我们收购了信报。对此，您是怎么看的？
崔恩卿：姜昆先生在香港说：我们收购了北京娱乐信报。这是为了支持鲲鹏网上市所做的宣传，实际鲲鹏网注资300万，当初只占信报股份的34％。北京广电集团注资2500万后，鲲鹏网股份收缩为17％。如果这次国安广告公司注资3000或3500万到位后，鲲鹏网所占股份又将收缩为13．6％左右。尽管如此，姜昆对外宣传时，说收购了信报也可以。国安如果注资后，说收购了信报，也可以说，但他们占的股份为20％，这是定下来了的，不能改变。北京广电集团领导说集团收购了信报，也可以，我们也希望大家知道我们跟广电集团的关系。集团占信报的50％股份，报社领导班子由管委会产生，市文联盖章生效；而且信报是由文联主管，广电集团主办。
笔者：有报道说，信报员工持股在中国新闻界尤其是报业算是开先河的做法，建立了良好的内部机制，为以后的发展垫定了比较好的基础。具体是怎样持股的？
崔恩卿：在由原戏剧电影报改为北京娱乐信报时，在半年内，鲲鹏网注资300万，老舍基金会注入90万，报社应拿出300万，实际只能拿出100万，还把固定资产算在内了：于是大约200万就由报社的员工集资。普通员工每人1万，部主任4万，社领导10万。当时有80％的员工入了股。我不在报社拿工资，平时拿的是每月2500元的公务员工资，但我也集了资，而且我说，三年时间过去了还亏损，这笔投资我就不要了：如果赢利了，我就将这笔投资收回来。员工集资是一种新机制的尝试，集资者成了报社的股东，人离开了报社，股份还在，如果赢利就可以分红。如果想将股份转给别人，先得转给报社，不能转向社会。按原来的比价退款。有一个员工退了，原来出一万就退一万元。
笔者：如果在国有资本控股前提下，其他为民营资本，您认为可行吗？
崔恩卿：可行。在1997年2月我说过：一切股份化的企业都会像珍惜自己生命一样珍惜产品的生命，这就决定了，任何股份制企业必然也要认真遵守行业规范，确保在取得行业管理的通行证的前提下，进入市场竞争；当然个别失误也会存在。我们政府管理部门的“行业管理”就是市场经济秩序的调节器，“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有严肃性。而企业，包括股份化了的报社，由于经济利益的驱动，自然会进入“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轨道。（《报业经营论》，31）所以，新闻传媒在国有资本控股前提下，其他为民营资本，是可行的。传媒一方面要受市场规律制约，另一方面要受政府、行业法规的约束。传媒必须适应这两个规定。但民营资本的注入并达到控股阶段对于我们来讲还比较遥远，（笑）我是看不到了，因为到那时我早已退休了。
总附录第50节 报业经营奥秘与成功的诀窍（2）
笔者：信报在采编与发行两方面分别年投入多少？
崔恩卿：第一年在釆编方面一年要投入1000万元；而在发行方面要贴10％。
笔者：信报每份的印刷成本费按0．7元算，据了解现在期发量60万份左右，一年就是1．533亿元。而今年你们的广告收入据了解大约为8000万，这意味着你们有不少的亏空。是这样吗？
崔恩卿：（微笑，轻轻点头）11月18日，在首届信报读者节——读者答谢会暨“2003年度广告客户答谢会”上，我们期望能签订1．5亿元的广告合同金额，但实签超过2亿元。
笔者：但那是明年的。
崔恩卿：（点头）还有印刷厂、造纸厂滚动付款的方式可以缓解资金紧张问题；北京国安广告总公司还要注资3000多万。我们还要向银行融资，计划明年融资1．4亿元。我个人期望，信报一个月能有1000万元的流水广告收入，报纸的运营就能实现链接；如年广告收入能超过2亿达到3亿元，就能进入资本扩张的阶段。
笔者：前一个时期，我在北京大望路处经常遇到信报与华夏时报各一份一起售0．5元。对此，您是怎么看的？
崔恩卿：华夏时报发行处在“傍”的状态。去年出现过三份报纸卖0．5元的情形，我们严厉打击过：后来情况好了不少。我们计划信报第一年发行补贴10％，而且卖100份报纸者奖励1000元；今年在发行上要收回20％；明年要收回20—30％。
笔者：去年11月1日，在中央电视台《对话》演播室里，原广州日报社社长黎元江提到他带领报社员工如何实现将报纸送到市民喝早茶桌上的往事。而我在北京订阅的信报，平均送报时间是8：40左右。对此，您是怎么看的？
崔恩卿：是通过信报社红骏马发行公司订阅的？
笔者：是的。
崔恩卿：信报发行有两个渠道，一个是自己的发行公司；一个是邮局、边远的区县以及外埠都由邮局发行。目前影响发行时间的因素主要有三个：一是争取都在午夜12点前截稿，也就是提高生产流程的效率。这正是常言说的：办好报不如办早报；二是增加分印点。现在两个分印点，明年争取三至四个，这就能够缩短印刷时间；三是扩大服务队伍，提高服务质量。前两个问题好解决，关键在于最后一个。现在发行队伍往往很早就到了，等着报纸印出来。除了缩短印刷时间外，还要增加发行网点，送报队伍要争取再增加1000人，力争在7点半之前将报纸送到各家各户。假如北京订阅人数达到30万，增加到3000人送报也没有问题。我们的送报员很难招的，因为既要能送报也要能订报，有的人来了订不了报，只好又走了。订报很难，现在每天增长50多份，这已经不错了。
信报的读者主要是上零售市场买报，而且北京报业市场过去以订阅为主，现在零售为主要倾向。一般四五十岁以上的人比较喜欢订阅。目前北京报业是北京青年报、北京晚报、北京晨报、信报和京华时报五强争雄。除了北京青年报订阅量超过零售五至六倍外，其他几家大都以零售为主。例如，晚报的订阅数只占总发行量的1／3。
笔者：据了解，两年前信报创刊时，其实已经将后来的京华时报以及华夏时报等带来的变数估计在内。然而，明、后年如果再出现类似的或其他方面的变数怎么办？
崔恩卿：五强争雄的局面会维持一两年，不排除新报出现的可能，但不可能一下子进入这一梯队中。中国经济还是呈发展态势，明年、后年大概不会出现不利的变化。三国的孔明用“借”做文章：借荆州，立根据地；草船借箭，充实军备；借东风，火烧战船。这种抢占时机，借机造势的做法值得学习。所以，我们要抓紧近两年使信报顺利迈进第三发展阶段。另外，如果不出现大的变动，北京市场蛋糕还会加大。中国的新闻业还是刚刚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北京也不会只是一年20几个亿广告收入，而是会同步增长。
笔者：近期我在济南大学教授吴文虎主编的《新闻事业经营管理》教材中，看到援引了北京青年报在1992年举行的金秋招待会的成功例子。书中将此例当做传媒加强与广告公司联系的典型案例。您能否谈谈这方面的经验？
崔恩卿：（很兴奋）这次招待会成为北青报广告经营的转折点。从这一次开始每年都面向广告界，并通过广告界转向实业界，做北青报影响力宣传。1992年金秋招待会到会人员400余人，北京市各级党政负责人坐一徘，首都新闻单位负责人坐一排，广告界负责人和名牌企业负责人坐一排。由北京青年报向大家做汇报。邀请前两排来宾是做给广告公司看的。现场举行广告公司和报社签订代理广告协议的仪式，每家签了300万，共签了900万。这是做秀，你来不了广告没关系，电视台做了报道，形成了舆论热点，撩动了广告界看好北青报的心。当年北青报广告营业额达到500万元，而前一年只有30万元；1993年达到2300万元。
笔者：那去年你们在人民大会堂签的6000万元广告代理合同有多少做秀成分？
崔恩卿：（笑）去年10月18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代理广告协议签字仪式，意在提高信报在广告公司心目中的地位。名义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