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狱和劳改营中无辜身亡的数十万人恢复了名誉。
在对斯大林的揭露方面，赫鲁晓夫历史作用的矛盾性表现得最为鲜明，一方面
是胆略和勇气，果断和逆潮流而上的决心，另一方面又是政治思维受某些刻板公式
束缚的局限性，不能也不愿揭露他所抨击的现象的深层基础。
如果认为苏联社会历史上悲剧事件的原因仅仅在于“恶棍” 斯大林的个人品质，
那就相反地无异于成为“个人崇拜” 的俘虏。既然问题在这里，那么只需将坏领导
人换成好领导人，我们就可以保证不会重犯错误。赫鲁晓夫仿佛在对大家说：我老
老实实地讲出过去的事情，没有任何隐瞒，相信我吧，跟着我走，一切都会好的。
换句话说，建议大家以一种崇拜来代替另一种崇拜，却无意去触动体制的基础。
赫鲁晓夫不想去深人分析极权主义的原因，而且大概也无法进行这种分析，因
为这就要求他打破那些业已成为他的信仰象征的旧框框。所以，对个人崇拜的批判
看似言辞激烈，其实并不彻底，事先已设定了一定的界限，而实际民主化的进程从
一开始就陷于停顿。
同样的自相矛盾在赫鲁晓夫的对外政策中也表现得很突出。他积极地登上国际
舞台，建议实行和平共处，进行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建立正常关系的初步尝试；与
印度、埃及等 “第三世界国家” 建立新型关系；最后，力图较为民主地处理社会
主义国家之间的联盟关系，结束与南斯拉夫的敌对状态。所有这一切都在国内外受
到普遍欢迎，无疑起了积极的作用。
而另一方面，则是残酷镇压1956年匈牙利人民的起义；导致1962年使世界濒临
战争灾难边缘的导弹危机的冒险主义因素；与中国的争吵，后来则演变成为长期的
敌对与对峙。
当时内外政策的种种曲折，无疑不仅反映了赫鲁晓夫本人对问题认识的水平和
倾向，而且反映了他不能不正视的各种政治力量的影响。来自党和国家机构的压力
特别大。这种压力迫使他随机应变，使他的某些措施只能以举足轻重的社会力量可
以接受的形式表现出来。
据我的观察，如果不是他所处的环境的话，赫鲁晓夫以他的观点和打算完全可
以走得更远。我无法接受那种简单化的说法，似乎他起初是个彻底的改革家，到了
除掉“斯大林的老近卫军并把江山坐稳” 之后，就开始搞唯意志论和主观主义了。
尽管有自相矛盾之处，我认为赫鲁晓夫是一个行动始终如一的人。如上所述，他的
改良主义从一开始就不是明确无疑的，同样，第二阶段也不能归结为毫无意义的即
兴之作。依我之见，其中也贯穿着改革方针的继续。
就以国民经济委员会为例吧。自赫鲁晓夫下台以后，对国民经济委员会只作否
定的评价，有人撰文说，国民经济委员会给我国的经济带来巨大的损失，它破坏了
各地区企业之间所形成的联系，产生了地方主义，造成了对部门的领导和贯彻统一
的国家技术政策中的块块分割。
对这种片面的评价不能苟同。我觉得，当年的许多扩大共和国、边疆区、州、
地方苏维埃机关和某些企业的权利的决定，1957年向国民经济委员会、向以经济区
为基础的按地域原则管理过渡，其目的首先是反对官僚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国民经
济委员会打破了我国经济中的本位主义壁障，缓和了中央的操纵，为发挥地方主动
性、为生产合作和更加有效地利用地区内资源提供了更大的空间。
至于赫鲁晓夫所特有的那种要找到全国都适用的解决一切问题的万能办法的愿
望十分荒唐，那又另当别论。如果说国民经济委员会在大工业中心也许确实显得多
此一举的话，那么在欠发达的共和国和州，它对经济进步起了强大的推动作用。在
我们斯塔夫罗波尔也是如此，我们正是多亏国民经济委员会，才使食品工业和轻工
业实现了现代化，建立起新的化学企业和机械制造企业、动力基地。
对于1962年十一月中央全会后赫鲁晓夫所搞的党的改组、即边疆区党组织和州
党组织按照生产原则分为工业党组织和农业党组织的做法，同样必须有所分析。从
边疆区的经验我知道这次分开完全是矫揉造作，而且造成了严重的混乱、勾心斗角
和无谓的争吵。边疆区党委是自己地区实际上的国家政权机关，它手中集中了国家
管理的全部杠杆和线索。必要时它可以集中边疆区的力量和资源去完成某项任务。
一分为二后情况就发生了变化。比方说，我就曾经目睹边疆区农业党委第一书记库
拉科夫与边疆区工业党委第一书记H8．博先科之间没完没了的明争暗斗。从旁看着
这场几乎每天进行的“拔河”、相互盯梢和竞争，可能认为他们从未在一起共过事，
一辈子都是死对头呢。
不过当时就不由地产生一种想法：赫鲁晓夫的意图决不会如乍一看时那么简单。
实际上许多州委书记都是中央委员。地区里出现了两个第一书记，下一次代表大会
上就有可能对中央委员会的成员来个大换班。不仅如此：赫鲁晓夫是否打算通过这
个措施、通过建立国民经济委员会和农村的地域生产机构多少削弱一下党对权力的
垄断，取消昔日“省长” 或“有封地的公爵” 的无限权力，让懂行的人、专家和
内行来熟练地主事呢？
当然，赫鲁晓夫并不反对党的领导作用，他只是想使这种领导作用现代化，削
弱党对一切的垄断。但是他在这里却遇到了强有力的反抗，这种反抗最终使他惨遭
失败。
不错，当政治领导高层爆发战争时，他赢了第一轮。1957年，中央委员会，实
际上也就是共和国中央、州委和边疆区委的第一书记不让把赫鲁晓夫搞掉。让那些
习惯于把地区书记看成无名小卒的党内老“元帅” 靠边站，赫鲁晓夫扩大共和国和
地方权力机关的权力，这些都得到普通中央委员、党内“将军” 的公开赞同，他们
坚决支持赫鲁晓夫与 “反党集团” 的斗争。军队也支持他。
然而赫鲁晓夫后来对党采取的措施却使情况发生了变化。将州组织一分为二、
干部的频繁变动、经常让干部易地任职等触犯了干部的利益，在这一级权力集团中
造成了不稳定的局势。换言之，“将军” 阶层中不满情绪也日益增长。此外，当时
作出了基层组织书记每年改选一次的决定，本意是加快干部轮换、使干部无法“扎
根” 和长期盘踞在自己的岗位上，这项决定又在党的“军官” 中引起了消极的反
应，直接在劳动集体中开展工作的重担都压在他们身上。
不仅如此。赫鲁晓夫在人民中间也失去了威信。苏斯洛夫在1964年十月全会前
夕曾表示担心解除赫鲁晓夫职务会引起人民闹事，这纯属多虑。1961年的货币改革
最终打击了劳动人民的利益。对农民宅院经济的讨伐搞得农村中怨声载道。1963年
收成不好使粮食形势紧张起来，导致食品价格的“临时”提高。赫鲁晓夫与军队、
与科技界创作界知识分子的关系也恶化了。
对赫鲁晓夫的批评性论据已足可为“宫廷政变” 开脱了，然而在“人民福利”
的漂亮辞藻后面，仍然首先是党的“将军”和“军官”保住自己权力的愿望。195
7年曾经支持过赫鲁晓夫的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1964年10月将他赶下了台。
在我看来，整个“赫鲁晓夫时期” 的主要特点在于赫鲁晓夫想强迫体制工作，
却仍然沿用体制的办法。赫鲁晓夫力求进行实际的变革尤其是经济领域的变革、提
高经济效率。加大社会发展力度的意图是完全正当的。但是体制不接收新事物，而
且还进行抵制。
如今在回顾历史时，我认为自斯大林去世（尤其是党的二十大以后）至60年代
中期，是我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而且极其重要的时期。无论赫鲁晓夫本人的主观意
愿如何，就其意义而言，这是对极权主义体制的第一次冲击，这是使我国社会朝民
主化迈进的第一次尝试。
党内仕途的开始
1960年三月，列别杰夫被别利亚耶夫所取代，H．H．别利亚耶夫此前是苏共中
央主席团委员，哈萨克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他是在铁米尔套发生悲剧事件之后到
我们这里来的，他在当地动用军队和坦克来对付工人的不满和骚动。别利亚耶夫仿
佛是“流放” 到此，他给人的印象是完全不知所措，心神不安，半年之后就离开了
斯塔夫罗波尔，费奥多尔·达维多维奇·库拉科夫成为边疆区委第一书记。
库拉科夫出生于库尔斯克州的一个农民家庭，对农村生活了如指掌。
边疆区对库拉科夫表示欢迎，对他寄予希望。他当时42岁。与前任不同的不仅
是年轻，还有令人羡慕的果断、性格开朗、个人魅力。至少这是我最初的印象，而
且不仅是我一人的印象。
库拉科夫一来，边疆区党的机器转速加快了。这反映在各个方面，首先反映在
干部工作方面。我的生活中也发生了许多变化。在当选为共青团边疆区委第一书记
和边疆区党委候补委员后，我如今也愈来愈多地从事党的工作：深入各区，参加制
定决议以及在全会和积极分子会议上讨论各种各样的问题。边疆区党委的会议花去
的时间特别多。库拉科夫不断交给新的任务，仿佛在考察我，看我都能胜任哪些工
作。
1962年1月在总结和改选的代表会议上，我再次当选为共青团边疆区委第一书记，
几周之后，库拉科夫就把我叫去，建议从共青团的工作转到党的工作。当时成立了
一个新的机构：边疆区党委派驻各地区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生产管理局的党组书记。
1962年3月，我成为边疆区党委派驻斯塔夫罗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