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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在20世纪再次使我国国内生活进入另一轨道并且远远越出国界的事件，其深刻的
根源和原因何在？最后，我们此刻正处于历史坐标的什么位置，明天等待着我们的
又是什么？
自1985年至1991年年底，我可以说是处于事件的中心。如今，在卸去国事的重
担之后，我认为自己有责任讲出我所了解的一切，并对困扰着同时代人的问题作出
回答。不言而喻，首先是讲一讲政治、政权、新思维、我们在国内开始的改革以及
国际舞台上的变化。但是不止于此。常常有人问到我个人生活中的某些细节，他们
想弄明白改革的根源何在，消灭我国根深蒂固的极权制度的意图又是在何时、何处
及何种情况下形成的。这方面的问题我也会涉及。
不过，这与其说是讲自己，倒不如说是讲我们这代人成长的环境，讲我曾与之
一起领会生活和政治真谛的那些人，讲彼此交往曾对我的信念、性格的形成产生影
响的那些人。
从大学入学之日起至今，我先后遇到的人数不胜数。从这个意义上说，我执政
的七年期间尤其充实。对于那些曾以亲自参加或者道义支持来帮助过我的人，我始
终怀着由衷的感激之情。
我会尽量讲讲他们。
我的道路上也遇到不少敌人。我对他们并无恶意。至少对那些毫不隐讳地坚决
捍卫自己的信念，而不是曲意逢迎。事后又卖身投靠并躲在角落里放冷枪的人是如
此。如今我们全都会受到历史的评判。
这些年来，我看到和听到各种各样有关自己、自己的活动和道德准则的说法。
这里有对过去事件的忠实描述，也有不少臆测、投机取巧甚至恬不知耻的谎言。凡
是认真的评价我都认真对待，即使令我感到不快、我不敢苟同，却可以迫使我思考。
至于恶意攻击，我一概置之不理。
我在1985年开始自己的活动时，就希望得到人们的理解。我在两本书中介绍自
己和自己的活动，也是出于同样的目的：不仅要说明自己的选择，而且要说明我是
怎样一步一步走近这一选择的。我试图讲清把构想付诸实施是何等地不易，讲清随
着改革的发展许多东酉不得不作根本的改变。
我想不要夸大其词，避免从对自己有利的角度来描写事件。不知是否达到了要
求，但我在往这方面努力。
我尽量说明自己的某些决定和行为，决无辩解的意思。我并不推卸对所开始的
改革应负的责任，因为我仍然深信：改革十分必要，它终将为我的祖国造福，为世
界造福。
不过，我的任务是讲述，评判则由读者去作吧。
在回忆录写作中我时时感到我妻子的帮助和支持。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好钻研
的头脑和女人的直觉，她对我的全部生活变故的直接参与，在本书的写作中具有不
可估量的意义。
我想对所有帮助写作本书的人表示由衷的谢意。他们当中有我的志同道合者和
朋友，有的人改革时期同我在一起，有的人现在同我在基金会共事，他们是：阿·
谢·契尔尼亚耶夫，瓦·安·梅德韦杰夫，格·霍·沙赫那扎罗夫，B．T．洛吉诺
夫，Y．奥斯特罗乌莫夫，B．扎格拉金，A．B．韦贝尔，B．B．库瓦尔金。
衷心地感谢T．f．莫加切娃和H．瓦金娜，她们是我多年的老助手。H．普奇科
娃、YK．普罗佐罗娃、H．杜布罗温娜、C．库兹涅佐夫、B．H．米罗诺娃均做了十
分重要的工作。
潜意识里撰写这篇我的生活和改革“总结”的念头，终于在某一刻变成了迫切
的需要。1991年12月的最后几天 （那是我国、当然也是我本人的悲剧性日子），
发生了某种不可思议的事情。不久前还是一个强大国家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
盟眼看着土崩瓦解。国家任人“宰割”，人们却差点没把这事当成幸福？！各共和
国的最高苏维埃纷纷抛弃主权国家联盟条约草案（该草案系由各共和国领导人组成
的苏联国务委员会在总统主持下拟订的），吞下了别洛韦日协定这颗毒果。舆论大
哗。知识界保持沉默。我对代表们和人民的呼吁以及关于苏联解体会带来严重后果
的警告，竟无人理睬：社会已迷失方向，无法正确理解所发生的事情。国家的毁坏
者正是利用了这一点，篡夺人民自己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发生了我最不愿意容忍
的事情。
走笔至此，已是1993年的秋天。1990…1991年曾经争论得面红耳赤的许多问题，
现已真相大白。曾经许诺的在独联体框架内保持经济、政治、国防和至关重要的
“公民空间” 等方面的完整性并未兑现。我心如刀绞地注视着原苏联各共和国的情
况：经济崩溃，战争不断，暴力和犯罪猖撅，公民和少数民族的权利遭到践踏。这
一切都是对傲慢的政治家冒险主义的报应，是他们使社会和国家从改革之路拐向
“大动荡” 的道路。
时间是毫不留情的，它会使一切原形毕露。昔日偶像的光泽已大半褪去，人群
对他们发出的赞许声已变成咒骂声。看来，我们正在开始明白，不可沉湎于幻想之
中。而这是恢复健康和实现希望的保证。我仍然深信，业已选定和始于1985年的改
革乃历史的必需。在经过一段考验时期之后，我国人民即可当之无愧地享有改革的
主要成果自由、民主、公民权利。俄罗斯、其他原加盟共和国定可找到恢复自
己联盟的道路：不是以原来单一制的、帝国的形式，而是以民主的国家联合体的形
式。
我还相信，国际社会在经过因原先两极体系的终结而引起的不协调和杂乱无章
时期之后，定可建立起新的世界秩序，并且共同努力克服我们处处都面临的战争危
险、生态危险以及其他危险。我们业已开始走向无核世界、全球安全以及原先分属
敌对军事政治集团的国家的一体化，这个进程肯定会继续下去。
我正是抱着这样的信念和希望，请读者来开始本书的阅读的。
第一章 当选中央书记
1978年，11月27日
笔记本上留有这样的字样，这个笔记本是我在自己的档案里找到的。那是我政
治生涯中有重大意义的日子。1978年11月27日，星期一，苏共中央全会召开的日子，
我在全会上当选为中央书记。
结局出乎意料的聚餐
11月25日，我从斯塔夫罗波尔飞到莫斯科。星期天中午12点，我来到既是老乡
又是朋友的马拉塔·格拉莫夫家中，我俩从当共青团员时就很要好，当天他过50岁
生日。这当然是朋友聚会的由头了。在小费列夫街一幢新楼四层的住宅里聚集了几
个人，基本上都是斯塔夫罗波尔人。这样的日子我们是如何庆祝的，大家都知道。
按照俄罗斯人的方式，阔绰大方，佳肴美酒，友好交谈，开开玩笑，唱唱歌曲。另
外，这次聚到一起的人，大家都是老相识。聚会开始，照例是相互祝酒。不过因为
这是朋友聚会，祝酒词既发自内心，又不很规范。大家情绪高涨，过生日者本人也
不例外。50岁算什么！连中午都不到！
祝酒的同时自然也少不了欢谈。大家谈到谁将接替时日无多的库拉科夫的苏共
中央书记职务。
我们这些州委书记、中央委员，通常都知道谁在“候任”。有时会就这样的问
题找我们商量。这次却没有征求意见。
欢聚之间，几个小时过去了。至天色向晚时，方知契尔年科手下的人已找了我
一整天。原来，是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要见我。人们打电话到中央办公
厅，查明戈尔巴乔夫曾经要过车，找到把我拉到格拉莫夫家中的司机。中午便把电
话打了过来。围坐在餐桌旁的人都没有注意到电话铃响。格拉莫夫的儿子听对方说
找戈尔巴乔夫，便回答说：“你打错电话了。”……
又过了两三个小时。六点来钟新到一位斯塔夫罗波尔人，他说饭店里把大家全
都叫了起来，说是要找一个叫戈尔巴乔夫的人。
我拨通了这位老乡给我的电话。对方是契尔年科接待室的工作人员：“总书记
找你。差点把我们都给开了……” “好，我马上就到，”我安慰他说。
应当说，当时的风气如此，喝酒并不算很稀罕的事情。诚然，我对酒从无嗜好。
所以这次我的情况完全正常。但是我要说，毕竟搞得有些尴尬、我走进契尔年科的
办公室，以开玩笑的口吻说道：“您知道吗，老乡们聚到一起，大家坐一坐，说说
话……”他没有理会我的玩笑话，开门见山地说：“明天列昂尼德·伊里奇“打算
在全会上建议选举你为党中央书记。所以他想见见你。”
语重心长的祝福
当时我与契尔年科的关系相当不错：作为边疆区第一书记，我同他经常保持联
系，一起处理与我们的工作有关的问题。满以为这会是一次相当开诚布公的谈话。
然而这次谈话与以往的谈话大不一样。
我们这个圈子里的人都知道契尔年科少言寡语，不爱讲话。往往认为这样的人
矜持甚至谦逊，在他们的衬托下，另一种性格和气质的人如我者，可能显得自命不
凡。尽管如此，我却仍然对坦荡开朗的人抱有好感。我对契尔年科这类不爱说话的
人怀有戒心，他们那表面上谦逊的背后，可能隐藏着最出人意料的东西。
我说出了自己的疑虑：选举我的决定是否经过周密的考虑。我说，我了解农业
的情况，但是目前农村所需要办的事．情我是否能够办到，却还没有把握。契尔年
科仔细听完了我的意见后，来了一番别具一格的反驳：“列昂尼德·伊里奇的出发
点是，你站在他的一边，对他忠心耿耿。他很看重这个。”
我与勃列日涅夫之间是平平的、事务上的的关系，一点也不亲密。
我有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