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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说实在的，我们觉得什么超乎寻常的事情也不会发生，没有必要毁坏已
经形成了的家庭生活方式。早在初期大家就已经这么说定了，也都表示了同意。赖
莎·马克西莫夫娜对家庭、对维系我们的那个内在世界怀有极其忠诚的感情。记得，
她曾经说过，“我的家何止是我的堡垒，更是我的世界，我的星系”。
莫斯科上层社会那根深蒂固的人际关系系统，我们于1978年重返首都之后，始
终没有再认可它。我们对此的观念有所不同。至少对人际关系的理解没有因为市侩
气和所谓 “莫斯科外省主义” 而变得累赘起来。我所指的当然是我们所处的那个
圈子，那个环境。在人们中间我们始终看重的是真诚、自然、彼此尊重和善解人意。
赖莎·马克西莫夫娜根据自己的经验知道，同事们最珍惜的莫过于同志情谊以
及你的工作态度，你怎样“干苦差事”，你怎样履行自己的职责。而如果需要救助
某个同事，则应无一例外。这些“道德准则” 传给了伊林娜，其实这些准则同女儿、
女婿的个人信念是完全一致的。他们有自己的最高任务：成为本身事业中的职业行
家。在这里，众所周知，任何徇私情都是帮不上忙的。得到职位，得到提升，这是
一回事；成为一个业务素质高超的专家，则是另一回事。所以说，他们的气质是良
好的、健康的。对此我们非常庆幸，而且还希望他们无论如何不要中断英语学习。
大家一致同意：什么都不改变，我们依然如故……
什么都不改变？生活始终不会容忍刻板的模式。在我们的情况下，家里的新的
生活方式每天都开始带来新的问题。
我们仍然住在1981年我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以后所住的那幢别墅里。当选为
总书记之后，这也成了问题。因为别墅是不能安排与保证国家元首的活动有关的服
务设施的，而在我国苏共中央总书记就是实质上的国家元首。读者也许会问：不是
还有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乃至契尔年科曾经住过和工作过的一些别墅吗？对，
这些别墅并没有消失，但根据政治局的决议，已故的总书记的家属还都继续住在那
里。
切布里科夫建议将正在拉兹多雷村一带兴建的一批别墅中的一幢改建成总书记
的府邸。对原有的设计作了些变更，增加了“保安室”、“战略通信枢纽”、“直
升机起降坪”、“交通和专门技术室”。在主楼里还增设了接待宾客的房间、必要
时可举行政治局会议或其他会议的会议室、为医务人员设置的房间。全家迁进新居
已是事隔一年之后了。如今那里是俄罗斯联邦总统的郊外官邸。
对医务和食品服务的监督加强了，实际上对进入这个家庭的一切，以至与这个
家庭有联系的人都在受监督之列。总而言之，开始了一种真正的“与世隔绝的生活”。
而另一方面，报界的关注升温了。且这不仅关乎到我，也波及到赖莎·马克西莫夫
娜，波及到家里的全体成员。我们常常甚至在深夜会聚在一起，简短地谈谈所发生
的一些紧迫的事情、事态、各人的感受。就连保护自己、只接待最亲近的人、保持
家庭的温馨，都颇非易事。
早在我就任总书记的最初几个月，到伊林娜和阿纳托利工作单位去找他们提出
各种问题的人就络绎不绝，其中有莫斯科人，也有从外地甚至从国外前来的人。他
们谈到了关于地方政府滥用职权、受到迫害、因批评而遭打击、请求赦免、分配住
房、帮助治疗重病以及许许多多其他事宜。冒出来不少被我“抛弃的” 妻子、母亲、
孩子。还有一些怪人，有的是满脑子的胡思乱想，有的是一大堆不切实际的空想。
显然，伊林娜和阿纳托利没有任何权利解决问题。有时为了回应这些请求，建
议人们应当去找哪里，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当事情到了紧急关头，就打电话到中央
总务部，帮助他们去找也许能办某些事的相关人士。
这时，我们家关心年迈双亲的事情越来越多了。那时候，我母亲依旧一直住在
普里沃利诺耶，常常患病。赖莎·马克西莫夫娜的双亲身体也开始衰弱了，他们住
在克拉斯诺达尔。是后辈理应把他们接出来的时候了。1986年6月，我们经受了沉重
的悲痛，赖莎·马克西莫夫娜的父亲故世了。
赖莎·马克西莫夫娜的父亲是一位罕见的善人，谦恭。勤快、热爱生活。即使
退休了，也不愿意像别人那样成天坐在板凳上，“掷骰子”，闲扯。找了一份力所
能及的工作，每天都去找点活儿干，虽然也不是什么大活儿。有一天，他自己和我
们大家都没有思想准备，他的心脏突然衰弱了。我们把他送进克里姆林宫医院，给
他安装了起搏器，马克西姆·安德列耶维奇的自我感觉有改善。病情好转了，他对
赖莎·马克西莫夫娜说：“谢谢你，闺女，你给了我又一次生命。”看起来，一切
都挺顺利，但不久他就去了：一次他散步回来，走到家门口，猝然故世。所有亲近
的人都来参加了葬礼。
老人的骨灰安葬在克拉斯诺达尔，他那长久的劳动的一生就是在这儿结束的。
几个月之后，按赖莎·马克西莫夫娜的要求，在墓地上方塑了一座雕像。心地善良
的人们常来墓地照看，为此我们对他们无限感激。
真所谓祸不单行：1986年8月，阿纳托利的父亲去世了，这是我和赖莎·马克西
莫夫娜的亲家。他是死于脑瘤。曾经为他提供了最高水准的医护，请来了神经外科
专家亚历山大·科诺瓦洛夫院士，但也无济于事。
1987年，我们家遇到这么几件事。1月份，伊林娜满30岁。3月间，她又生了个
女儿；而到9月，克谢尼娅上学了。从赖莎·马克西莫夫娜的日记中摘几则这个孩子
的议论：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去华沙继续会谈。克休莎去送他的时候，请求道：
‘外公，你到安娜·盖尔曼的墓地去一次吧，一定得去。”’
“外公，你在克里姆林宫里算什么人呀？”
“在讲舞蹈艺术课：‘您都不知道他们都说些什么：收腹，收屁股。肚子可以
收起来，那屁股怎么收呀？”’
“玛鲁夏奶奶和舒拉奶奶都要来我们这儿长期作客？” “那又怎么样啦？”
“要是我有了小孩，那他在餐桌上坐哪儿呀？”
这一年的大事还是要数第二个外孙女的出生。伊林娜本想要个男孩，准备给他
起名叫米哈伊尔，可结果生了个女儿。取名阿纳斯塔西娅。这个怪机灵的小不点儿
给全家带来了多少幸福啊。
1988年，1989年，1990年。事情接踵而来，有悲痛的，也有欢快的，就像每个
家庭一样悲欢离合相交而至。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每时每刻都会有与我所处的地
位相关的事情发生。我本人的感受、烦恼、忧虑都会落在全家头上，他们对所发生
的一切，不管是与我有关，还是与国家有关，都会有切肤之感。
总书记夫人
什么都不改变？许多东西还是得改变，得做一些以前可以不去做的事情。这首
先涉及到我和赖莎·马克西莫夫娜。我们自身依然如故，包括已经形成的观点、我
们两人的关系、生活的格调都没有变。到1985年，我们的婚姻已有31年的历史。我
们双方在大学年代就作出了选择，并由此决定一切。使我们结合在一起的首先是夫
妻关系，同时也有对生活的共同的观点。两人信守平等的原则。生活中忧患与共，
始终如一，并在各个方面彼此帮助。当然，我并不代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去讲哲学
课，同样她也不越俎代庖替我工作。我们都知道对方的工作状况，为胜利一起欢欣，
为失败共同分忧。
我们的生活绝不轻松，但很充实，兴味盎然，与人们的接触甚多，交谊广泛。
自从来到莫斯科后，接触到“上层中” 一些持不同的世界观、许多方面与我们志趣
不同的人，但我们不在此中扎堆，也不骤然改变自我，好在首都既能接受、也能提
供实现人们各种不同的喜好和需求的机会。而我们在莫斯科的气候条件下自我感觉
还相当不坏。“戈尔巴乔夫夫妇” 面对自己的祖国，面对世界，就是以这样的姿态，
以这样的观点去看待巨细事物的。
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对于选举我为总书记的看法很明确，她认为尽她所能地给
我以支持是她的责任。我们觉得这样做不仅是极自然的，而且也是很有必要的。在
这一对我们说来是转折的关头，应当遵循我们的生活准则——我们必须在一起。
总书记和他的夫人同时出现在人群中在社会上引起了不亚于改革政策所引起的
反响。
可是实际上什么超乎寻常的事情都没有发生。一切都很简单，很平凡：无论是
在国内出行，去国外访问，还是一些礼节性的场合，各类庆祝活动，以至在某座剧
院的演出或者在艺术展览会上，在总书记身旁总有他的夫人陪伴着。只要从健康正
派的角度出发，这一切本来是极其自然的。可在我们这个社会里，这样的镜头会使
人们震惊，当然正反两面的震惊都有。
中央委员会收到不少来信，其中绝大多数是表示赞赏和支持的。但也有对赖莎
·马克西莫夫娜和我一起出现在包括出行在内的各种场合表示困惑不解，甚至愤慨
的。他们写道：“她算什么，政治局委员吗？！” 最直接了当的答复是： “不是，
是夫人！”但怎么向这些既受到治家传统、又受到 “反对家庭观念” 的人们作解
释呢？甚至在我周围也有些人在撇嘴，尽管他们还是尽量忍着。某些与大众传播媒
介有关系的人建议最大限度地限制，最好是完全去掉有关他夫人的报道（当然，那
是为总书记本人着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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