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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味着他们将从当今世界强者地位下降为平民百姓。
不难理解，党政官僚阶层肯定对这些新政措施极端仇视。当时，政权的关键部
门还在他们的控制之下，因而只有两种办法才能使改革取得成功：组织社会上大多
数坚决主张彻底变革的力量，对党政官僚阶层施加强大的压力；另一方面，运用策
略手段削弱上层的抵制，孤立其中最保守的部分，广招具有新思维的人士一起参与
改革。不采取策略手段应对，已经形成总体体系的强大的官僚阶层是永远不会拱手
让出权力的。
我想提请读者注意这一点，因为正是这种情况构成了民主派不断对我进行无情
批评的根据。而且也不只是民主派，就连我身边极亲近的人也不例外。不管人家怎
么指责我，说我内心深处仍然是一个党僚，无法从心底里摆脱对党内那些上层人物
的依恋，我在他们中间度过了许多年有意识的生活，无法摆脱受他们固有的那种思
维准则的影响。我本人对此持另外的看法。我未曾迅速处理干部问题的原因，在许
多情况下是我力求避免那艘“船上骚乱”：这很可能会在早期就把政治改革葬送掉。
也许，整个这个话题在所谓的百人党团这件事上显露得最清晰不过了。无论是
当时，还是现在，我都确信苏共有100个席位正好提出100名候选人的做法是正确的。
要让当时党领导的某些成员落选是不能允许的。这样做会立即把这些人推到改革事
业隐蔽的或公开的敌人营垒中去，使形势严重复杂化。要是不让已被列人表决名单
的钦基兹·文特马托夫、斯维亚托斯拉夫·费奥多罗夫以及其他曾积极支持过改革
的搞创作的知识分子的代表当选，那肯定会带来更加消极的后果。
我的估计是：如果候选人名单中列人比如说103～105人，获“黑球”数最多的
可能使是利加乔夫、乌里扬诺夫和雅科夫列夫。假设这张名单再增加 10个候选人，
那大多数政治局委员，像：斯柳尼科夫、尼科诺夫、梅德韦杰夫、扎伊科夫、普里
马科夫，以及和他们一起的著名的作家钦基兹·艾特马托夫、达尼尔·格拉宁等人
都难免通不过。继而被排斥在外的将是总书记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再说一句，他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不必花大力气就能找到一个保证选民能善
待他们的地方。不过这将会与按党的名单选出的那100名代表所代表的作为一个社会
组织的党的意图相左了。我得承认，起先我自己也曾动摇过。该怎么办呢？经过深
思之后，我得出结论：总书记应当到议会去，不是以个人的身份，而是以党的领导
人的身份。
还有，中央一月全会（1989年）的选举程序不排除还会有某个候选人落选或当
选的可能。因而，民主原则在这种情况下丝毫没有受到践踏。
既然已经提到红色百人党团，在某些民主派的出版物里恶毒地给它打上了叉叉，
我就不能不谈谈关于社会组织在议会中的直接代表制问题，何况长期以来它早已成
为大众议论的话题。就此展开的批评有时相当尖锐，我们的反对派并没有花精力真
正去思考这一决定的理由。我当时就认为这项决定是必要的，现在仍坚持这样的看
法。
从形式主义的观点出发，事先确定名额的“社团代表制”是无可指摘的。在这
种情况下，当选代表不大会获得人民大众的核准。应当注意到，这样一来真正能得
到当选代表证书的，只是代表整体中比较少的一部分人。这种方法从一开始就想到
了只是一次性做法。后来，相应的提法已在宪法中作了修正。
所以，谈不上什么违反。可是，采用这种方法成功地解决了多么重要的问题啊！
我们应当有清晰的概念：在当时那些钦定干部的政治文化水平，以及他们手中握有
无限权力的情况下，许多改革的积极支持者，尤其是那些从事科技工作和搞创作的
知识分子当选的机会是很少的。这就是说，新一届议会所面临的，不是社会的政治
观点迅速向前的威胁，而是向后倒退的威胁；不是成为改革之动力的威胁，而是成
为改革之阻力的威胁。社会团体的直接代表制，可以使代表整体中进入一批人数虽
然较少、但对于未来议会的形成却是相当重要的有影响的民主派活动家，他们是通
过工会、共青团。妇联、创作协会和科学工作者联合会提供的名单进入议会的。为
了增强直观性，我举了一个例子。其实也未必需要再谈萨哈罗夫院士在人民代表大
会上所起的作用了。他是由科学工作者联合会选出的。那里还有某些著名的科学家，
也是按科学院提供的基本名单通过后取得当选代表证书的。
除去这一主要的情况之外，为社会团体确定的限额还有着另一层重要的意义。
在我们还没有接近多党制的情况下，这一措施在某种程度上还能“架构”起未来的
议会呢。当然，社会团体的代表组合不能替代议会，但在起始阶段，主张、情绪、
这一或那一社会阶层的意志，都会同它们有关联。而随着跨地区集团的形成，也会
开始出现许多尚处于萌芽状态的未来的政党，正是它们将与苏共进行角逐。
选举运动的进程表明，我们已处在一种完全陌生的局面之中。一场为争取大众
传播媒介、尤其是为争夺电视节目的播送时间而展开的斗争显得很残酷。而在报刊
上，在与选民会见时，争辩相当激烈，有时甚至表现得失态。从表面看来，有许多
事情令人伤心，也有许多事情是先前所不知道的。某些领导成员对这一切感到气愤、
‘不安，情绪上有点张皇失措。我倒觉得高兴，这说明我们确已把社会唤醒过来了，
确已做到了我们前几年搞改革所要达到的目标：让人民参与政治。自由选举发现了
许多人才，弄清了社会各阶层的立场，我们过去的认识是完全错误的。
代表中，苏共党员占85％（在过去的最高苏维埃里约占一半），而党的高层领
导把选举的这一结果竟看成是党的失败，这岂非怪事？选民们“竟敢”去厚爱“别
的人”，把选票投给诸如列宁格勒州委第一书记、政治局候补委员尤·索洛维约夫
那样的人，这种情况竟然会使某些人气得休克，似乎世界已到了末日。统治者圈里
的精英们竟会如此“稳坐”在发号施令的安乐椅里，以至自信到不允许出现不符合
他们意愿的投票结果。
选举结束之后，我们召集了一次政治局会议（1989年3月28日）。大多数人的情
绪很压抑，一派天快塌下来的气氛。我的看法是，这次选举在实施政治改革中迈出
了极其重大的一步。搞政治改革是我们自己作出的决议。通过选举，社会将步上一
个新的层次，会消除宪法规范和政治实践之间的脱节。政权将获得充分的合法性，
这本身便是巨大的成就。
在说这些话时，我感觉得到我的同事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是不同意这种看法的。
有些人“像是心脏病发作一般”，在我讲话过程中已无法控制自己。我语气平和地
提醒说：“要是谁觉得在这里难受，可以退场。”我不是说要会议室里鸦雀无声，
但会议的气氛即时安静了下来。党的纪律起了作用，尽管许多人依然还是一脸的阴
沉。
我继续作分析，指出凡是人们体会到改革的现实成果的地方，选举对党来说进
行得比较顺利，损失也较小。在北高加索，在斯塔夫罗波尔、在中部黑钙土各州，
都有 90％的选民支持由当地党组织提名的候选人。对领导人的态度也是这样：谁
平素关心人们的疾苦，认真处置消极现象，就会受到尊重，当选就有保证。
总的情景并不简单。我们应当根据选举的结果来评价党和经济干部的活动状况，
特别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居民们对改革进行情况，对生活问题的解决多有不满。
对于政府和党中央来说，这就是一个严重的信号，更不用说市委和区委了。
我们无权将选举运动中对领导提出的批评拒之门外。这种批评在许多方面都是
有道理的。经济领域的困难境遇，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巨大的开支造成的，而这些开
支又是为了消除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亚美尼亚地震、并非我们有意要干的阿富
汗冒险行径等的后果所必不可少的。同时，也是由于我们不善于选择最佳的经济政
策，加深了市场上、财政领域内的紧张形势的缘故，直到现在我们才开始在各个方
面有了点头绪。
人们的情绪不好并不是因为《星火》杂志、《莫斯科新闻》或者叶利钦耍了什
么阴谋诡计。要是党和政权机构真正地精简了，能够更加贴近群众，更加关心他们
的疾苦，那么许多方面就会大为改观。我们在所有方面都掉在了后头，人民走到了
我们的前面，党只有以一切都是它开的头来为自己辩解了。
当时，党的处境并非毫无指望。要克服因告别牢固的权力垄断而引发的精神压
抑症的机会是有的，时间也是有的。赢得人民的支持已经不能靠吃十月革命和卫国
战争的老本了，而是要靠能够保障民主、公民权、高水平和高质量的生活的有效政
策。我相信，苏共改变自身面貌是有可能的，那么，我那些担任党内领导工作的同
志们，他们的情绪究竟怎么样，他们更多地关心的是什么呢？
在领导层中已经可以分出左翼和右翼，不过离直接冲突和公开分裂还很远。一
部分人认为选举中民主赢得了胜利，另一些人则以为党失败了。前者竭力要使改革
推向前进，后者则越来越强烈地怀念过去的那种秩序。对于一部分人来说，报界的
批评意见是实行公开性的正常表现，是用以反思所犯错误的根据所在，另一些人则
认为，那是反党、反苏维埃分子发动的不能容忍的一意孤行的做法和诬陷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