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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美国公众代表、主要的出版商、编辑人员、生意人的会面。
赖莎·马克西莫夫娜的日程安排除了这些之外，还有游览华盛顿市容，参观国
家美术陈列馆，出席由帕梅拉·哈里曼主持、邀请杰出的美国妇女参加的茶话会。
总的来说，我们对第一次美国之行是满意的，满载着观感回到莫斯科。此后我
和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又曾多次去美国，访问过这个国家西部和东部的许多地方，
了解了美国的中部，只是未能到过最南端的几个州。
我喜欢美国人和他们那种自然、大方、民主、坚强的性格。当然还有他们对自
由的崇尚。但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我们差别太大，别人要想适应它谈何容易。这里也
许是一些规范和标准在起作用，这些规范和标准系由美国是个移民国家这一点所派
生出来的。
我承认，在1992年和1993年两次访问中，我对美国人如何关注我的讲话感到惊
喜。例如在富尔顿，我曾在露天场地对15000人发表讲话；在斯坦福有12000人听我
讲话；在弗吉尼亚大学杰弗逊诞生二百五十周年纪念会上有25000人听我讲话，在埃
莫利大学有35000人听我讲话。以前我认为听讲话不是美国人的兴趣所在。但事实并
非如此，这使我感到欣慰。说来是我的看法错了，要么就是美国人自己变了（也许
正在变！）。
可是第一次访问给我留下的印象却是矛盾的。早在安排访问日程的时候，总统
本人也好，那些协助他的人也好，个个都表现得缩手缩脚，为了把日程安排得让来
访者没有“得分”机会而不遗余力。关于我在国会演讲问题的讨论无果而终，我无
法用别的理由解释这件事。除了这个原因，里根还不得不相机行事。照我的理解，
民主党人不愿意让外交成就的荣耀完全归共和党总统占有。这个题目在报刊上曾经
讨论过，因此最后决定我只和国会的头面人物会见。
在法国也有类似的经历，我没有在议会上讲话，而是对下院议员们讲了话，虽
然主要的“出场人物”都在场。在英国也同样如此。美国人显然是如法炮制。
不管怎么说，我对和国会领袖人物的会见是很满意的。我和许多国会议员建立
了良好的关系，而且至今仍保持着这种关系。
赖莎·马克西莫夫娜的日程安排却发生了一些怪事。按照原来安排，她不仅有
机会坐在轿车里观赏华盛顿的名胜，而且还可以在几个点停留。然而车队以不可思
议的车速从规定的参观地点飞驰而过，而那些地方的美国人本来期待着和苏共中央
总书记的夫人会见呢。他们只能满足于观看汽车疾驶而过的情景。大家都感到莫名
其妙，首先是赖莎·马克西莫夫娜：怎么搞的，为什么没有停车？！她得到的解释
是：这是安全机关的要求。
新闻界一时鼎沸，对总书记夫人的行为纷纷表示惊奇，因为组织者不仅仅是旁
敲侧击，而是公然宣称这是她的主意。但事情还不止于此。在整个访问期间，美国
报刊上连篇累牍地登载以第一夫人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和南希·里根之间的“冷战”
为题目的文章。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和南希·里根两人，从生活经历来说，从专业
兴趣来说，都是极其不同的人。南希是演员，赖莎·马克西莫夫娜是个科学工作者。
再加上我们两国各自的传统也十分独特，特别是在有关国家元首夫人的地位问题上。
承认“第一夫人”的特定地位，并不符合我国社会的惯例。况且对赖莎·马克
西莫夫娜来说，这个问题并不存在。从另一方面说，她对我当选为总书记，对我开
始从事的事业很重视，抱有极大的责任心。她从各个方面给我以力所能及的帮助。
尤其是在我出国访问期间和在莫斯科接见外国人士的时候，她帮助我安排一些生动
有趣的人际交往活动。所以说，她不曾和什么人“战斗”过，正相反，她为相互理
解做了许多工作。
在讨论此次来访的主题裁军的过程中都克服了哪些困难，姑且不去谈它。
我和里根当时发生了几场小小的“顶撞”，无非也是那种意识形态对峙的余波。在
一次会谈中总统开始对我横加“斥责”。我不得不打断他的话，并心平气和地说：
“总统先生，您不是法官，我不是被告。我和您一样，也代表一个伟大的国家，
我希望我们的对话将在互惠、平等的基础上进行。否则我们就根本谈不下去了。”
相互怀疑、讽刺挖苦的场面也见于其他几次会晤。但这种情况逐渐减少。对手
在彼此熟悉对方，不再话刚说半句就“发火”，凡是不合胃口的话都“予以反击”。
如果在谈判过程中万一发生了激烈冲突（这从来都是难以避免的），大家都尽量用
开玩笑方式缓和气氛。美国人偏爱幽默，可以说是民族性格的特征。我想，就在我
的访问过程中，里根本人曾思考了许多事物，超越了他早已形成的思维定式，在这
个意义上舒尔茨比所有的人走得都远。
美国人把大量的信函寄到苏联大使馆我的临时官邸。报纸不惜版面、电视
公司不惜时间，报道访问的详细情况。
应我的邀请前来参加招待会的有：万斯、基辛格、凯南；各个反战团体和友好
协会总会的代表；宗教界人士伯纳迪恩、格雷姆、斯奈德、施奈厄尔；学者比阿勒、
亚当姆斯、托克、布拉德马斯、维兹纳、汉堡、加尔布雷恩、德莱尔、科恩、劳恩、
辛普森、舒尔曼、沃德、斯通；文化界人土维达尔、鲍杜因、丹纳维、德·奈罗、
兰克斯特、密勒。纽曼、欧诺、奥茨、佩克、斯特利普。
我只是列举了在使馆椭圆形大厅聚会的数十位美国杰出人物的部分名单。我方
也有学术界和文化界名流出席这次集会。这次聚会在美国和在我国都引起了强烈的
反响
我以美国来信（仅1987年我就收到80000多封）为切人点，开始了我的讲话。我
谈了读过这些令人激动的信件之后的感想。对于我们两国公民已经意识到的东西，
已经感受到的东西，政治家们和智囊们却跟不上。看来是时候了，我们应当想方设
法去了解民意，应当提倡顺应民意。世界变了。在坐的有“战争边缘平衡论”、
“遏制论”、“反击论”的首创者和拥护者，等等。但这种理论的对象正在消失。
我们如果不把这一点搞明白，就无法走上一条使国际．关系健康化和建立合作的道
路。
当然，和我交谈的人都对我如何评价苏联正在发生的一切很感兴趣。当时，即
1987年12月，是第一次提出：“我们已开始把自己的构想和实际生活结合起来。这
将涉及到千百万人的利益。今后两三年（！）将是最为痛苦的几年。一切都应该改
变。”
我当时确信，而且至今仍然确信，没有经济往来，就不可能建立富有成效的合
作。而苏联和美国之间，除了我们购买粮食之外，几乎没有经济上的往来。我们用
政治决议，用旨在防止技术流失的规定，把我们自己相互隔绝起来。巴黎统筹委员
会的臭名昭著的清单，不仅使得美国自己，而且使得许多其他国家无法和我们在现
代经济技术层次上进行合作。贸易和人权挂钩使那些真正愿意与我们做生意的人陷
于困境。只有极个别的美国商人进入我们的市场。
在与美国实业界人士会晤时，我把这些问题谈了出来。会晤时在坐的有实业界
各方面的代表，诸如埃克、安德鲁斯、哈默、希尔顿、肯德尔、克恩斯、肯尼迪、
劳德、马霍尼、马克斯韦尔、墨菲、彼得森、佩蒂、洛克菲勒、罗哈延、斯宾塞、
特纳、伍德、克劳曾、鲁宾逊、美国商业部长维里蒂。我是围绕着下面这个主题和
美国出版界头面人物谈话的：我们大家都必须学会在一个新的世界生活。报刊在评
论这次会晤时强调我和出版商们相互对骂。也许我表现得不冷静，我对此表示遗憾。
但从会晤一开始就劈头盖脸地提出挑衅性的问题，而且这些问题我已回答了不下数
十遍。座谈会演变成一次普通的记者招待会，这令人懊恼。我们渐渐地平静下来，
才找到了共同语言。
我们对华盛顿的“入侵”之所以很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并不抱有任何
“破坏性”目的。所谓“人侵”，并不仅指我自己、赖莎·马克西莫夫娜、代表团
成员中亲密的战友，而是指所有和我一起访美的人。这里有学术界和艺术界的名流，
有记者大军。他们先期赴美，开始了与美国同行的接触，参加各种讨论会，多次接
受记者采访。
原来我们真的有话可说，我们的人也很善于把“冷战”年代积累的尖锐问题谈
得头头是道。他们在说话时摆脱了先前那种套话和教条。他们获得了思想自由，并
且证明了他们善于富有责任感地、毫不懒惰地、毫无蛊惑人心之嫌地利用这种自由。
这是公开性取得的初步成就。
许多辩论会的中心内容已经不再是顽固地坚持意识形态公设了，而是努力聆听
和理解对方。这是一个不亚于签订条约的成绩。
那些频繁参加会谈的日子给人留下的富有感情色彩的印象，是令人难以忘怀的。
在白宫的一次招待会上我见到了范·克里贝思。在我们的记忆中，他还是那个因为
演奏柴可夫斯基第一协奏曲而在莫斯科第一次柴可夫斯基国际音乐比赛中荣获一等
奖的青年人。在充满友好之情的拥抱之后，范·克里贝思再一次坐到钢琴前，轻声
地演奏并哼唱起《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这是献给苏联客人的礼物。索洛维约夫
…谢多伊为1957年莫斯科青年联欢节写作的这支歌几乎是我国的民间国歌。我们忍
不住了，激情满怀地跟着唱了起来，于是这支歌被用两种语言演唱着。
招待会和音乐会结束了。我们和美国人都兴致很好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