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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学者驳斥过余说，我的驳斥是不是就是多余的呢？不然，还要看驳斥的角度、效果和面向的读者是否相同。傅先生虽然向我指点了两个先例，却不注明具体发表日期，甚至吝啬到连年份都不给。上海的《文汇读书周报》是不可能逐期去翻检的，《中国史研究》那篇倒是很快找到了，是登在一九九六年第三期上的翟清福、耿清珩二先生的文章《一桩学术公案的真相——评余英时〈《十批判书》与《先秦诸子系年》互校记〉》。这的确是一篇有理有据、说服力非常强的好文章，如果我早点知道它，对写作《郭沫若抄袭钱穆了吗？》一文会是很好的参考。不过，跟拙文主要用思辨的方法不同，它采用的是考据的方法，就余文所举的几个例子，详细地考察郭、钱和前人的论述，令人信服地驳斥了余氏之妄言。这种论证方法显然是面向专家的，而且文章登载在《中国史研究》这样的学术刊物上，一般人也不会接触到。所以，虽然已有了如此佳作，余氏谬论却仍然在外行之中流行，比如，直到一九九八年年底出版的丁东编《反思郭沫若》一书，仍然收入了余氏的《互校记》，而未见收入反驳文章。所以，从不同的角度更通俗地向一般读者继续驳斥余氏谬论，还是有必要的。翟清福先生想必也觉得有此必要，所以又写了一篇较为通俗的《关于郭沫若‘抄袭’说与‘焚书’说》，跟拙文一起在《书屋》上发表。
我不想在这里讨论郭沫若的学术地位。在拙文中我评赞郭沫若先生“文史全才，一代宗师”，傅先生表示对此评价“完全同意”，然而又讥诮我是想以郭沫若的弟子自居，教训我“郭沫若先生这样的‘师’也不是随便什么人都有资格‘宗’的”。这样的阅读水平也真是令人高深莫测。若说称赞一个人为“一代宗师”就是想宗他为师的话，既然傅先生也完全同意此称赞，莫非他自己是想宗郭为师？或许我有眼不识泰山，傅先生真的是郭宗师名不见经传的关门弟子？据说按国内现在的行情，某学术大师当校长的时候，你若是那个大学的学生，也就可以以该大师的弟子自居了。本人虽然是中国科大毕业，郭宗师又长期担任科大的校长；但非常可惜，在本人入学时，郭宗师已逝世多年了，连这点弟子资格也排不上。我之所以驳斥余氏谬论，实在是因为受不了其论证的荒唐和墙倒众人推的世态炎凉，倒不是因为对老校长有什么特别的感情。事实上，我对郭宗师的道德文章谈不上好感，以前还曾经撰文将他批得甚是不堪，以致有校友威胁要开除我的校籍。傅先生如果多读我几篇文章，也许会发现我所推崇的是鲁迅风骨，到时候傅先生如果要将我往鲁门推，我说不定还能厚着脸皮半推半就地弓身而入。现在傅先生莫名其妙地要拉我一同拜郭沫若为师，我是只能敬谢不敏的。
攻其一点不计其余，不懂得讲事实摆道理而只会攻击论敌的无知，这样的批评固然痛快，却无效，而且很容易被反弹回去。
最后，我想大家还想知道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要对引文进行删改呢？傅先生解释说：“为了不让外行轻信余氏的论断，出版社负责人在终审时隐去了郭沫若先生之名，而代之以‘《十批判书》的作者’，这样既使学术界的专家获得辨析之资，又试图减免余说在局外人中的扩散。由于余氏在原书中对白寿彝先生并有微词，遂将白先生的名字和若干语句也一并作了删除。”在这里，傅先生向自己打了一记漂亮的耳光：他两度教训我，如果是内行，自然会以台北版为据；既然如此，又何必去印一个删改过的上海远东版“使学术界的专家获得辨析之资”？获得辨析阅读水平之资吗？会去阅读《钱穆与中国文化》这种“学术集林丛书”的读者，即使是外行，有几个不知道“《十批判书》的作者”是谁？“隐去了郭沫若先生之名”，隐得了吗？况且也隐得不干净，在同一本书的第二百四十页，就赫然写着“此文揭出了郭沫若掩袭钱先生的著作的事实，是现代学术史上一重（方按：原文如此）极有趣的公案。”如此此地无银三百两的隐名，再加上误导读者的删改，是只能让外行更加轻信了余氏的论断。所以，这种删改的理由是非常可笑的，其后果也就只能是反而增加了余说在局外人中的扩散。据《一桩学术公案的真相》一文中的介绍：在该书出版后，“先是上海一家颇有影响的大报在《读书周报》上发表了一篇署名‘安迪’、题为《一段公案》的短文；接着，《博览群书》一九九五年第十二期发表了一篇署名‘丁东’、题为《学术中不能承受之轻》的文章。这两位作者没做任何调查研究，居然跟余英时鹦鹉学舌，诬称郭沫若抄袭。这自然是余英时期望引起的效应。”不知这是否也是该书的出版社、编辑期望引起的效应呢？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三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