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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批去边区活动和在蒋管区专搞防范中共活动的特务。戴很同意这一建议，于一九
四零年前后，在重庆磁器口童家桥洗布扩成立了这个训练班，由戴兼任主任，张兼
副主任，专门选调其他特务训练班毕业的特务和在军统中专门从事这方面工作的特
务去进行专业训练。这个班先后举办过两期，每期都有二百人左右。张国焘经常向
学生讲课，除了讲些中共问题的分析等用以污蔑诽谤中共外，还讲如何进入边区，
以及进入边区后应如何从事活动等问题。
张曾经写过一本几万字的有关中共内部及边区情况的材料，除大肆攻击、污蔑
中共领导人等外，还谈到不少有关边区的问题。当时军统除抄送蒋介石、何应钦等
外，还印成小册作为军统大特务（内部处长级，外勤省站长、区长）的参阅文件，
指定不许传阅，阅后并须缴还。
戴笠对张的这个材料并不十分满意，主要是认为对军统如何派遣特务打入边区
的作用不大，因张只是对中共上层的情况提供较多。戴为了进一步深入研究如何才
能打入边区，便规定军统各检查所逮捕到的每个从边区出来的工作人员，或曾经到
过延安的人，都要写一份“怎样打入边区”的材料，指定要写清楚自己去的经过、
注意事项和有关打入的办法。当时军统设在西安至善里十三号的特种拘留所，经常
不断把这方面的材料送到军统局。我除了听到该所所长丁敏之谈过这方面情形外，
还听到军统局主管文件总收发的总务处交通科科长黄羽中和收发股长谢涵等人提到
过这方面的情况。不过我当时并没有看到过这些人写的东西，只知道有这么一回事。
戴笠在主持军统局业务会报上经常说：“对付共产党的最有效办法，是叫共产
党（指叛徒）去对付共产党。”所以军统中用了不少叛徒从事反共的罪恶活动。有
次从西安拘留所调了一叫个赖国民的到军统局当法官。这人过去是边区政府的干部，
因吃不了苦，逃出后被军统逮捕，叛变后即在西安拘留所内专门从事搜集有关打入
边区的材料。这人以后调到军统局司法科，又专门审讯被捕的共产党和嫌疑分子。
军统搜集和整理“怎样打入边区去”的材料不少，在张国焘主办的训练班内便成了
一门重要课程。 这个训练班的学生虽经戴笠亲自挑选，又由张国焘亲自主持训练半年，但训练
期满后，经过张等考核，认为适合派往边区打进延安去的还是不多，具体数目我不
清楚。听说经过挑选，只有极少数的人派往张所领导的几个“策反站”去工作，其
余大多数派在蒋管区内的一些重要兵工厂担任“防共”工作。
当时设在接近边区的“策反站”，我只记得有汉中、洛川、耀县三个，其余的
记不清楚。以后究竟有哪些人打入过延安，我也不了解。我在军统局时，经手办理
过两三次招待张所谓“策反”过来的叛徒。戴笠叫我在他公开会客和普通应酬的
“漱庐”招待所（在重庆枣子岚垭军统局本部大门附近），接待和请宴这些人。这
些人的姓名我只记得有个叫朱春荣的，其余记不起来，时间都是在晚餐前后，每次
只有两三个人，由张亲自陪同前去，照例是由郑介民、唐纵、毛人风等作陪。
由于张办这个训练班没有做出什么成绩，使戴笠很感失望，所以只办了两期便
停止了。
军统对边区的活动片段
戴笠虽然希望张国焘在反共活动中做出点成绩，但并不十分相信他。军统自己
还是另外搞了许多阴谋活动，我所知虽不详，但这些点滴情况也许还有参考价值。
军统基本特务中，去过延安的我只知道有沈之岳和以后投入军统的秦XX、赖国
民等几个人。据说沈之岳去过延安两三次，他曾在张国焘主持的特种政治问题研究
室工作过。他当时在军统中很受戴笠和郑介民、毛人凤等的重视。他和我常拉“同
宗”关系，私人间虽有点感情，但他对他去延安的情况却谈得很少。一九四三年前
后，军统成立东南特别侦察站，专门对付新四军等抗日武装部队时，沈被派去任该
站书记，以后便少往来。他和我过去也只简单谈过一点有关延安的生活等，我也只
是带着好奇的心情听听，没有涉及到什么具体工作。至于秦XX、赖国民等人，我虽
经常和他们接触，由于私人间无深交，就没有问过他们。
军统从事这方面的活动，主要是依靠设在榆林的陕北站（站长为黄逸公）。戴
笠企图通过陕北站去建立“延安组”，但一直没有成功。我记得有这么一回事，陕
北站派往延安进行特务活动的一批特务，被边区政府发觉逮捕，不久便释放回来，
并正式通知该站。后来戴笠在每天中午工作会报中，曾经提出过这件事，骂黄逸公
没有能力，做得太丢人，具体经过，我现在已记不清楚了。
另一个是设在汉中的西北特侦站，站长程慕颐是我过去在上海工作的老同事。
这人一向做对中共的工作，抗战前曾打入过设在上海的江苏省一个地委组织，后来
将这个组织破坏了。戴笠很相信他，抗战时便派他去汉中主持西北特侦站工作。他
除了多次派特务打入延安“建组”没有成功外，还办过小型训练班。当时从公路去
延安的爱国进步青年被军统的检查所（哨）扣捕后，曾交一些给他训练。通过一段
时期毒化教育后，才又派这些人混进延安。听说大部分的人都向边区政府自首，只
有极个别的替他搜集过一点情报。
当时有的去到延安的人，因吃不了苦又出来，其中有的人被检查所扣押起来送
到西北特侦站。这主要是想从这些人口中了解边区情况和利用他们到过延安的关系，
强迫他们提供混入边区去的办法。程慕颐于一九四三年前后调往东南时，在重庆换
汽车，我曾招待过他。当时他带了一个女人和孩子，据他告诉我，他的那个女人
（实际上是他的小老婆）便是被扣押下来的中共嫌疑分子，后来被迫与他同居的。
戴笠对西北方面的交通检查工作极为重视，曾在西安设立过交通运输统制局监
视处西安分处，派叛徒王邦联为分处长，主持西北地区的检查工作。以后王等因贪
污被扣捕，戴以鞭长莫及又将分处撤销。当时各检查所扣捕去延安的爱国进步分子，
几年间多达数千人。军统派遣特务去延安，是采用伪装进步的办法跟着混进去。据
我了解，许多人去延安时，都带了介绍信或原来在什么学校读书或什么单位工作等
种种证件，这些人被扣捕后，军统将这些可以混进去的证件没收下来，交由伪装的
特务冒名顶替混进去。军统运用这一办法，曾经有上百的人去过延安。军统办的临
澧特训班毕业学生袁X良，便向我说过，他是顶替别人名字去到延安，在抗大学习的，
以后因病离开了。
戴笠为了尽量摸清有关延安的情况，有次设宴招待派在八路军总部的联络参谋
徐佛观、郭仲容，我和军统其他几个处长都出席作陪。在此以前，我还见过徐佛观
所写的一本小册子，内容是谈延安方面的情况。那次和他见面，他给我的印象是大
言不惭夸夸其谈。他在吃饭前后，专门用一些编造的材料来诽谤和挖苦中共的领导
人，作为笑料。后来戴笠问到他怎样去延安从事特务活动的时候，他又说什么“说
难也难，说易也易”的一番谬论。戴笠对他这番话很感兴趣，叫党政情报处长王新
衡与人事处长龚仙肪两人记了下来。我模模糊糊记得，他说难是检查不严而清查历
史严，不易立足；易是凡不急于求成，准备长期埋伏，有取信于人的证明，去后极
力伪装进步，不马上活动，还是容易取得信任的。
第二天，戴又约徐去他家里长谈。那次我没有参加，只有毛人凤与王新衡、龚
仙肪等在场。龚仙肪当时和我两人住对面房间，下班后经常闲聊天。他告诉我，戴
笠总是急于在延安建立一个小组，架设电台，但始终没有成功，因此他挨过不少的
骂。那次听了徐佛观的意见，考虑要双管齐下，专门准备一批人埋伏到中共内部去，
时间不计较，一两年乃至十年都行，只要能立下足，一步一步伸进去，将来一定能
作出成绩。因为平时既找不到真正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又不容易去接近公开露面的
共产党人，现值延安正在大批招收入员，来者不拒，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我当时听
了龚仙舫的这番话，很以为然。不过以后究竟派了些什么人，怎样伪装打入，我却
没有问过。
戴笠处心积虑一直想去延安建组。据我了解，当时军统设在边区最近的一个小
组和电台是在洛川，延安虽有特务混进去过，电台却没有能建立。有关延安方面的
情报，都是通过洛川电台和榆林的陕北站发到重庆的。
梁干乔在耀县当专员时，那里成为军统特务对边区活动的中心。约在一九四二
年间，我因公去西安，因和梁过去关系相当好，特去耀县看过他。当时他已脱离军
统组织，替胡宗南搞反共活动。他曾向我谈过，军统每年总有几十名特务经由他的
地区潜往延安，有的是他设法找到关系，主要是通过当时有些去边区做生意的商人，
一同伪装商人混进边区去了解一点情况。他自己也专门有一个向边区搜集情报的单
位。我曾问过他，为什么不在边区建立组织。他说这比较困难，只能个别去活动一
下，要想长期呆在那里很不容易。
军统设在兰州的西北区，先后区长程一鸣、吴景中、霍立人，和我私交都很好。
当时该区的主要任务也是针对边区进行特务活动。霍立人后来调回重庆，也曾和我
谈过西北区对边区的一些活动情况。他说除了延安以外，他们在边区里的一些县里
都建立过特务组织，只是没有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