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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提出书面申请报告。”言外之意，你没提出书面申请报告，就不能随便出国。希姆莱把意大列之行的目的详细地说了一遍。里宾特洛甫装腔作势地说：“待我向领袖汇报后，再决定你是否可以外出旅行。”接着，他不无揶揄地说：“倘使你以为根据你在德国国内拥有的职权，进而也有特权在国外采取这样或那样的特别行动的话，那么，我可以肯定，我这方面决不会承认这种事关德国外交政策的国外权力要求。”
因为党卫队在东南欧有广泛的联系，里宾特洛甫就在这个地区设置了一道遏制党卫队插手外交事务的栅栏。1941年夏天，里宾特洛甫将驻巴尔干地区的大使和公使职位全部安插上冲锋队领袖。这些人，都是“长刀之夜”的幸存者，他们没有忘记自己差一点儿死在党卫队的手里。
里宾特洛甫划定了一条界线，不让希姆莱再越雷池一步。这位部长指示来外交部任职的党卫队员，从现在起，只能是他的人，而不能是希姆莱的人。
随着战争岁月的迅速推移，外交作用越来越小，他们的矛盾也就慢慢消失了。
希姆莱同国防军将领的关系。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希姆莱将武装党卫队派到了前线。这支缺乏正规训练的部队，引起陆军将领们的蔑视。
陆军将领们认为武装党卫队是一支激进的部队，又是军中的督军。武装党卫队员一个个残酷无情，他们在战场上根本不知道抓俘虏，而是干净彻底地消灭每一个敌人。
希姆莱把武装党卫队建成纳粹政权的一支警卫部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虽然取得一些胜利， 但在作战部队将军们的眼里，只不过是…群政治狂热分子组成的歹徒军队。
国防军的将领们本来是可以纠正武装党卫队的越轨行为的，但是他们都保持沉默。陆军元帅艾伯特·凯塞林认为建立武装党卫队是“一个性倍执拗的孩子搞出的儿戏”。齐格菲·维斯特法尔将军认为，“武装党卫队挖走了陆军员重要的后备力量和新兵”。
武装党卫队跟国防军的土兵经常进行殴斗，高声辱骂国防军士兵。并未经国防军同意擅自征集有兵役义务的人，引起陆军将领们的不满。希姆莱表面上不得不向陆军将领们保证：“我不可能容忍他们一再任意胡闹！”
将军们从来没把武装党卫队看在眼里，但他们担心，希姆莱已经控制了政权的警察机构，他手中掌握的武装党卫队短时期内将对国防军的存在形成致命的威胁。武装党卫队和国防军之间的任何一次殴斗、在党卫队俱乐部里对反纳粹陆军总司令冯·弗立契的任何一次辱骂、陆军和党卫队共同使用的部队演习场上发生的任何一次意外事件，在弗立契将军的眼里都是一种危险。他认为，有朝一日，可能会把军队的垄断地位和作为国家唯一的武器携带者的特权让给武装党卫队。
弗立契和陆军的将军们极力向希特勒施加压力，说什么“武装党卫队与陆军的关系非常冷淡，甚至对抗”。使希特勒不得不暂时限制武装党卫队进行任何扩大，甚至不完全承认它是军事战斗部队。武装党卫队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被国防军紧紧地捆住了手脚。陆军有权对武装党卫队进行监督。
希特勒还考虑是否将武装党卫队置于陆军管辖之下，或干脆解散，将其成员分配到国防军各部队中去。
就在这关键时刻，武装党卫队的对手陆军总司令冯·弗立契和国防部长冯·勃洛姆堡下了台，希特勒掌握了国防军的领导权，这场矛盾冲突才算告一段落。
但是，这种矛盾又渐渐转向党卫队的内部。
希特勒曾在一项公告中说：“武装党卫队既不是武装部队的一部分，也不是警察的一部分。它是受我专门支配的常备武装部队。作为这样一支部队和纳粹党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在世界观上和政治上应按照由我为纳粹党和党卫队所确定的路线，通过党卫队全国领袖来选定。”
但是， 武装党卫队不愿再承认自己曾经是…支党的军队的成员。旅队长豪塞尔这个老脾的职业军人，根本没把希特勒的指令看成一回事。
希姆莱渐渐感觉到，武装党卫队的军官们与他出现裂痕。尽管希姆莱同意加入武装党卫队等同于服兵役，但武装党卫队的高级军官们在外表上仍然模仿国防军他们不穿党卫队的黑色制服而穿陆军的灰色制服，以及佩带国防军的肩章和袖口的条纹。
当武装党卫队领袖甚至想按军队的建制概念实行军阶时，希姆莱马上予以否决，他不能同意将自己惨淡经营起来的武装党卫队拱手送给别人。
希姆莱预感到武装党卫队高级军官醉心于传统职街一事，隐藏着叛逆的危险。于是， 他采取了…项措施：武装党卫队的领袖必须定期去其他非军事性质的党卫队去执勤；以锻炼世界观和培养出一种集团精神，使武装党卫队成员跟集中营看守人员和保安处调研人员具有同样的政治水平。
希姆莱的这个举措受到武装党卫队军官的抵制，没能付诸实施。
希姆莱一直把武装党卫队看作是干预内政的权威工具，用它来保卫政权和牵制不可靠的武装部队。如果出现军事政变的危险，武装党卫队的任务就是同警察部队和普通党卫队联合起来，镇压政变。
但是，希特勒发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打破了武装党卫队的政治计划。希特勒的冒险政策，驱使武装党卫队奔赴战场，使它成了军事战斗部队。
希姆莱虽然满腹不快，但也无可奈何。
希姆莱同纳粹党领袖的关系。
希姆莱同党的官僚政客从未建立起良好的关系。多数党阀和贪生怕死的鲁莽汉，都是满脑子的当官思想和充满穿金线制服的虚荣心，他们对希姆莱侈谈道德的迂腐及所搞的集团和对日尔曼人的崇拜，都嗤之以鼻、不屑一顾。尽管他拥有庞大的党卫队和警察机器，但对党来说他永远是局外人。
希姆莱惧怕党的干部，不得而知不一再下达书面命令，叫保安处永远不要侦察党的干部和永远不要干预党的问题。
《黑色团》登载了一篇短评。这个短评是该报编辑米歇尔·穆姆撰写的。他用极其刻薄的语言挖苦一位党的地方组织领导人的一则愚蠢的出生通告，招来了全国妇女领袖格特鲁徳·朔尔茨·克林克的严厉抨击，纳粹党书记全国领袖鲍曼也为之震怒。希姆莱胆战心惊。立刻书面批示：“党卫队全国领袖希望《黑色团》上不要再发表米歇尔·穆姆的作品，因为它很容易招来怨言。”
1941年5月2日，希姆莱在给编辑部的一封信中写到：“我们之所以受到指责和抨击，原因是这份过去很有威信的报纸，降低到现在现在这种厨娘和使女的水平了。请你们务必收起这种无聊的小聪明，显然除开主笔先生以外，它们不会引起任何人的兴趣，因为主笔先生们大概想借此表达某种内心深处的需要！”
希姆莱一心想跟党的总管鲍曼搞好关系，他采取了各种各样不顾廉耻的手段。
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希姆莱和鲍曼的关系却是从一幢号称“雪角领地私邸”的住宅开始得到改善的。
希姆莱想为情妇波特哈斯特买一幢住宅，鲍曼帮助希姆莱搞到一所住宅。希姆莱的新住宅与鲍曼的家相距不远。这所住宅也就成了联系两位太大的纽带。进而又发展成沟通希姆莱与鲍曼之间芥蒂的媒介，使希姆莱和鲍曼之间暂时缔结了联盟。希姆莱的情妇波特哈斯特，也与住在附近的鲍曼的妻子格尔达交上了朋友。
像两位太大一样，希姆莱和鲍曼也打得火热，这一切应归功于鲍曼的太大格尔达。格尔达曾对鲍曼说：“我简直不能想象会出什么事情。如果你和希姆莱不事事操心的话，领袖决不能事事过问。因此你们俩要好好相处，多多注意。”
鲍曼是个很听老婆活的男人，他听信老婆的话，跟希姆莱诚挚相处。凡遇到希姆莱垂头丧气时，他就给希姆莱鼓劲。
两个人到了推心置腹、无话不说的程度。有时，希姆莱擅自批评希特勒，鲍曼就善意地批评希姆莱不该对领袖持怀疑态度。有一次，希姆莱在鲍曼面前诉苦说：“我一片好心给领袖源源不断地建立新的师，领袖却对我如此不公平。”鲍曼安慰他：“领袖心里会有数的。”随后又警告希姆莱：“说话要有分寸，对希特勒的批评不能过头。”
事后，格尔达听鲍曼说：“希姆莱对领袖那种冷冰冰的批评是令人很不高兴的。不论希特勒做了什么事说了什么话，领袖毕竟是领袖。没有他能有我们吗？”
格尔达也埋怨道：“这个希姆莱，赶明个儿我得让波特哈斯特说说他！”
希姆莱从此偃旗息鼓。可是新当上国内保安处长的奥托·奥尔道夫一这个听命于他、屠杀了七万犹太人的罪魁祸首，却给希姆莱捅了个大漏子。战争越是无情地转变得对它的发动者不利，由奥尔道夫领导的保安处的报告就越是流露出悲观主义的情调。党和戈培尔的宣传工作，越来越深地陷入保安处报告员们的批评火力网。
党阀们怒不可遏。他们并非是因受到保安处的批评而恼火，生气的是保安处把坐探派到他们的身边，监视他们的行动。这是他们所不能容忍的！
党阀们向被揭露出来的保安处派在党内的坐探明确指出：要么选择纳粹党，要么选择党卫队。二者必居其一，否则滚蛋！
全国党务书记官鲍曼也在1943年2月2日向希姆莱发出警告：“我在不久前已提请您注意，不少纳璀党区领袖感到，保安处以监视政治领导人和监视党的工作作为自己的任务。我认为当务之急是，立即向各纳粹党区领袖就此事做出澄清。”
希姆莱在措词严厉的书信面前不得不做出让步。 1943年3月18日，他给鲍曼写了一封信，保证保安处“像过去一样遵守不插手党的内部活动的严格命令。”
鲍曼对希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