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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色军团--希姆莱与党卫队-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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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累累痕迹,它们表明,许多人明白了自己最后一段路的目的地,于是,扔掉了贵重衣服,撤弃了手提包和值钱的物品,扯碎了钱币。在一些地方还能看见扔掉的假肢。
  甚至党卫队分子(包括军官和医生)也不能收拾这祥可怕的局面。尽管这些人早已变得冷酷无情,尽管他们都已经醉得不能意识到他们所犯罪行的可怖,他们还是要一天数次地换班。奥斯威辛所有集中营的长官们都参加了对新来犯人的可怕的编组。
  囚犯的队伍走近了焚尸场的大门,门打开了,犯人们五人一排向里走去。关于这些人后来的命运,已经没有人能知道什么了。不管是谁,哪怕是只有一次走过从铁路站台到焚尸场大门这三百米的路程,那他就永远也不能回来,这就是被从站台上打发往左走的人们的命运。
  他们缓馒地挪动脚步。孩子们抓住妇女们的衣服,婴儿被抱在手上或放在摇篮里。押送他们的党卫队分子留在了门外。门上挂着块牌子:禁止外人和党卫队员入内。
  院子里有浇草畦用的水龙头和皮管子。队伍散开了,所有的人都扑向水龙头。人们相互推搡着,尽力想灌满自己的水杯。这是不奇怪的,他们已经五天多没有喝水了。在院子里接收囚犯的党卫队分子已经习惯了这一切。他们耐心地等待着,让这些可怜的人喝水。不等他们把水喝足,要把他们排成队伍反正是办不到的。最后,人们被集中在一块。他们沿着草畦旁的小道再走一百米,走向一排铁栏杆。从这里有十二个斜坡通到下边的一间大屋子,屋子的门上有块巨大的牌子,上面用德文、法文、希腊文和匈牙利文写着“淋浴室和消毒站”。这块牌子使人们多少得到点安慰。
  他们走进长二百米、刷得雪白和照得通明的大房间。在房子中间有几根柱子,柱子周围和沿墙放着一些木板凳。板凳上方是一排编号的挂钩。大量的各种文字的标语上写着,衣服和鞋子要放在一起,挂在这些挂钩上。还写着,必须记住自己的号码,好在淋浴后能迅速找到自己的东西。人们会想到,这正是德国式的精明。这一切都是为了保持秩序。因为,这数千双鞋子要送回德国去,供帝国的居民使用,它们是不应稿乱的。至于衣服,也是这样,应当使衣服保持完好,适于穿戴。
  在房子里,集中了约二干名男人、妇女和孩子。党卫队分子走进来下命令:每个人都要脱光衣服!十分钟完成!老人、成年人和孩子们胆战心惊;妇女和姑娘们围害羞而浑身战栗,也许,她们没有听撞这句德国话?命令又重复了一遍。这次,命令的语气显得不耐烦,甚至叫人害怕。一种不祥的预感控制了人们,她们的尊严被刺伤,激怒起来。但是,最后,她们开始意识到自己的无力,只好脱掉衣服。特别小队的犯人们帮着老年人和病人脱衣服。十分钟后,所有的人都脱掉了衣服,并挂在挂钩上。鞋捆在了一起。犯人们极认真地记住了自己挂钩的号码……
  党卫队分子打开了大厅顶头的门。人群涌到隔壁一间也是照得雪亮的屋子里。这是一间大屋子,不过没有挂钩,也没有木板凳。在屋子中央,立着一些从水泥地板到天花板的柱子。但,这不是屋子托柱,这是些四方铁管,上面布有密密麻麻的孔眼。
  所有的人都走进了屋子。这时响起了展耳欲聋的命令声:“党卫队和特别小队成员离开屋子!”命令执行了,门被关上。这时,一辆红十字会的汽车开近了焚尸场。车上走下来一名党卫队军官和一名拿着四个绿铁盒的卫生员。他们走上草畦中的一块高地,那里有几根水泥管道突出地面。两人戴上防毒面具,拧开管道阀门。他们打开了第一个盒子的盒盖,将里面所装的紫色的颗粒撒入管道的孔眼中,这种氯化氢颗粒和空气一接触,就变成毒气。颗粒掉下去,掉进屋子中的铁柱子里去,而毒气就穿过铁管上的孔眼,渗透进挤满了人的屋子。
  五分钟后,一切都结束了……
  第四节 妇女和儿童
  集中营里妇女们的生活 无劳动力的儿童一律处死 母亲与孩子共赴天国 沉重劳役下致死的孩子们
  纳粹分子在集中营中,也没有忘记“照顾”那些懦弱的妇女和孩子们,他们因为体弱和幼小而更容易被早早地杀害。在比克瑙集中营中,有一个25号囚舍,这个囚舍是恶名远扬的死亡囚舍。这座囚舍的死亡率比其他囚舍高得多。因为在这里,只有厨房里有剩余饭食时,才发给犯人,囚犯们常常好几天滴水不进。有一次,一个叫阿涅特·埃宝的三十二岁妇女路过这个囚舍时,听到妇女们在用各种语言叫喊:“渴呀,水,水……”阿涅特回到自己的囚舍,给她们拿来一点稀汤,但当她正要通过窗户把稀汤递给这些女犯人时,监工看见了她。监工抓住阿涅特·埃宝,把她投入了25号囚舍。两天后,精疲力尽、虚弱不堪的她被装上卡车,运往毒气室。当卡车开动时,阿涅特向那些女囚犯们喊:“要是你们能回到法国,请照顾我的孩子。”
  和男人一样,妇女也要编进劳役队。她们修路、挖渠、搬运土块、铁轨和水泥。
  监督她们于活的是党卫队分子和监工。监工主要是德国妓女,她们凶狠地折磨女犯人,要她们不停地干活。
  被搞到绝望境地的女犯人常常试图自杀,她们冲向带电的铁丝网,党卫队分子马上就把她们击毙在沟渠旁。傍晚,女犯人也在高雅的乐声中,抬着自己伙伴的尸体回来应点,总之,这里所发生的一切和男营中一模一样。在这样的条件下,只有那些在营部、即在囚舍、厨房、仓库、办公室、医院和消毒站干活的妇女得以活下来。
  党卫队总是派犹太妇女去干最苦、最力不胜任的活儿。
  女营中犯人们的生活条件极为艰苦,所以各种流行病、主要是斑疹伤寒,流行得极为广泛。
  女营的一半囚舍用作医院。这里的治疗和男营中一样,所有的病人都送进毒气室。
  女营的医院称作木棚,生病的女犯人就放在这里,根本谈不到有什么医疗设备。要进医院,得有囚舍领班的特许。病人们有时要一连好几个钟头站在医院的院子里,等待医生叫到自己。这种等待具有危险性:如果队伍过长,党卫队分子就会来抓走一些妇女,把她们送进25号囚舍,而这就意味着很快要送往毒气室。许多女犯人就在干活或点名时死去。傍晚,收尸队来收捡她们的尸体。
  住在医院里的唯一好处是不用去点名。医院里的生活条件是不堪忍受的。在宽不过一米的床板上要躺四个患有各种疾病的犯人。结果是,有时一名因脚上溃疡而入院的女犯人,会从邻里那里传染上伤寒或者痢疾。只有当旧褥单烂得不能再用时,才换上干净的。被子里全是虱子,像蚂蚁样到处乱爬。院里根本没有药品,病人也得不到任何治疗,那里甚至连水都没有。活人和死人长时间躺在一张木板上。1943—1944年冬天,医院里每天有二百至三百五十名妇女死于流行病。生病的犹太人不允许进医院,她们被直接送往毒气室。
  1943—1944年的冬天,在女营的各个囚舍之间,常常可以看见僵死的女犯人的赤裸的身躯,满是可伯的折磨和拷打的伤痕。只有到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她们才被收集起来,加以核敷,再送进焚尸场。
  女营点名持续的时间特别长,因为女犯人的数目很少能碰对。女犯人不得不好几个小时地站立在严寒或倾盆大雨中。党卫队分子对待女犯人像对待男犯人那样粗野。他们通常都是歇斯底里症患者和暴虐狂。
  一次,党卫队分子抓住了试图从集中营逃跑的一位女犯人。他们把她带回集中营,交给了盖世太保。她在那里经受长时间的拷打和折磨,然后判决为活活烧死。这位女犯人知道等待她的是什么,于是她瞅准一个机会,打了党卫队分子一记耳光,并用刀片割破了自己手上的静脉。她被带到医院,进行抢救,随后就被送进焚尸场。
  党卫队分子常常让犯有过失的女犯人光脚站在营房门口。这里离守卫室不远,党卫队分子从这里对她们进行监视。如果不幸的女犯人稍为动一下,等待她的是新的惩罚。女犯人还被迫光膝跪在碎石上,再给她两块大石头,让她高高地举在手上,要是石头掉了,她就要挨一顿暴打。
  和虱子作斗争是消灭妇女的一种借口。这种运动搞得极为频繁。每一次和虱子作斗争运动后,都要进行“筛选”,即挑选送毒气室的犯人。
  第一次大规模挑选是在女营从奥斯威辛1号搬往比克瑙的期间进行的,当时用毒气杀死了四千名妇女。1942年9月9日,营里开始了持续三天的和虱子作斗争的运动,有三干名妇女被选送毒气室。从1942年11月14日到12月6日,集中营里进行“冬季”清理。在这以后,两万名犹太妇女只有一干四百名活了下来。“清理”是为了给即将从荷兰和法国用军用列车运来的囚犯腾地方。
  而到底有多少孩子被送进了毒气室,也许永远也弄不清楚。但是整个家庭被送进毒气室的则比比皆是。据估计,被杀死在集中营中的孩子和满十六岁的青年达到一百万人。因为法西斯分子力图使用一切手段来灭绝所谓的劣等种族,所以党卫队的法律禁止孩子在集中营出生,集中营中的每个新生儿都要被杀死,怀孕的妇女就干呢被送进毒气室。而侥幸活下来的半大孩子则被当作建造比克瑙焚尸场的徒工来役使。而有—些妇女则表现出宁愿同自己的孩子一起去死的英勇行为,用这些母亲的话说:“即使在通往天国的路上,我们也要与孩子们同行,我们怕孩子们旅程孤单。”
  有一次,在毒气室外等待处死的犯人中间,站着—名带一个五岁女孩的妇女。幼小的孩子不知道前面等待她的是什么,她等得已经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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