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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４１年３月，德国国防军最高统帅部在大本营举行秘密会议。会议由赖内克中将主持，他当时是大本营战俘事务局局长。这次会议传达了德国进攻苏联的大约时间，主要研究的问题是给俄国战俘准备俘虏营的问题。赖内克指示，如果在规定限期内不能就地造好棚式的俘虏营房，可干脆用铁丝网一围，把俄国战俘的俘虏营设在露天。……对待俄国俘虏……要是俘虏企图逃跑，可以不经警告予以击毙。
在讨论怎样处置那些病弱伤残已失去劳动能力的俄国俘虏时，许多出席会议的军官发表了意见，其中还有些医生，他们声称，应该把这样的俘虏集中在营地或战地医院，并且应该把他们毒死。
根据会议精神，冯·格雷韦尼茨将军下令，“把丧失生活能力和劳动能力的战俘处死，为此目的可使用医务人员。”
１９４１年５月１２日，在希特勒的大本营拟就了一份文件，文件特别对苏军高级政工人员提出了处理意见：
陆军总司令起草了一份处置高级政治人员的方针的草案，草案规定要“消灭”政治军官这类人员。至于某一个战俘是否属于被消灭的范围，这个问题的决定由军官负责。文件申明，这是指“拥有纪律处分权的军官。”这样，每名下级军官，不论其职位和军阶如何，对任何被俘的红军官兵都执有生杀大权。
文件中的第三点说：“不承认军队中的政治领导人为战俘，最迟应在临时战俘营中把他干掉。不得遣送后方。……我们务须考虑到对德国飞行员的报复，所以最好把整个行动动安排为复仇行动。
应该说，苏联士兵坚强的信念和不屈的精神是使德国人恐慌的原因之一。总的来说，纳粹刽子手对战俘所犯的罪行，可以有两种动机：其一，尽可能地对战俘施加凌辱，以瓦解他们的精神力量，削明他们的斗志，使他们对自身以及为之奋斗的事业产生动摇和怀疑，对祖国的前途绝望。其二，消灭战俘中那些在过去或被俘后表现为不肯屈服于纳粹分子所推行的新秩序的人。由于苏联士兵是所有战俘中人数最多的，也是反抗意识最强的。特别是在对俄战争持续了一个阶段后，战事的发展对德国开始不利，因此德国人对苏联战俘的印象是不可同化的危险分子；他们的勇气和坚强性格使德国人深感不安，因此他们对待苏军战俘比对待其他任何西方国家的战俘都残酷，由于苏联士兵常以他们军队中的政治军官为核心集体抗议，他们常常对德国人明确申明不予以合作，而他们所坚信的共产主义信念尤其令德国人恼火，因此德国人对苏军战俘，尤其是苏军战俘中的政治军官做出了决不轻赦的决定。德军的许多文件都证实了这一点： 德国第六十步兵师的第１６６４１号命令写道：“俄国士兵和下级军官在战斗中部很勇猛，就连一支小部队都敢于不断发起进攻，因此对俘虏不准采取人道待遇。”对俄战役开始后不久，最高统帅部和党卫队保安处便达成一项协议，由保安处“甄别”俄国战俘。保安处的大刽子手奥托·奥仑道夫在纽伦堡审判的一份供词中透露了“甄别”的真正含义。就是“所有犹太人和共产党干部都要调出战俘营，处以死刑。据我所知，在对俄国作战的整个期间，一直没有停止采用这种方法。”
对苏军战俘“特别对待”的做法还可以从德国驻施泰尔马克地区的宪兵司令１４－８０２／４２号命令的公告文中得到证实。文中写道：
１．苏联战俘均应做特殊的、永久性的标记。
２．标记由一个开放式45度左右的锐角构成，两边边长各一厘米，角尖向上，位于左臀部离股沟约一掌宽处。可用各部队都有的手术刀来做，并可用中国墨汁作为染色剂。
所有这些做法都标明了俄军俘虏自战争一开始就注定要成为德军解气和树立自信心的最佳对象。
其实，德国军队的所作所为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使那些手无寸铁、毫无抵抗力的战俘垮下来，倒地毙命。
大部分俄国战俘，约三百八十万人，是在德国发动侵俄战争的最初阶段，即从１９４１年６月２１日到１２月６日期间对俄国进行的几次大包围中被俘的。也许在战事急剧发展和前行速度颇快的军挺进中，要求德军照顾好人数为几百万的大批俘虏确实有困难，但根本的在于德国人根本没有做哪怕是一丝一毫的努力。德国军队出于多方面的原因故意不给俄国战俘饭吃，而在１９４１年冬季漫天大雪的天气里，气温降低到零下时，连他们安身的地方也未做好安排，许多俄军战俘因此在饥寒交迫中死去。东方占领区事务布部长罗森堡在给最高统帅部长官凯特尔元帅的一封长信中，曾经对俄国战俘所受到的待遇提出抗议：
在德国的苏联战俘，遭到极为悲惨的命运。三百六十万战俘中，全劳动力只有几十万人，许多人不是饿死，就是由于……折磨而死。……这种情况本来是可以避免的，德国有足够的粮食供他们食用，而宁可让他们饿死。甚至在战俘被押送到战俘营途中，也不许老百姓给他们东西吃。许多战俘在途中由于饥恶劳累，跟不上队伍，被就地枪决。枪杀战俘是当着饱受惊吓的老百姓的面进行的，尸体就抛弃在原地。战俘营根本没有住的房子，刮风下雨，战俘也睡在露天里……最后还得提一下枪决战俘的事情，他们这样做……根本不从政治角度考虑问题……
事实上，有很多俄国战俘的身体被折磨得虚弱得连一步都迈不动了。秘密警察头子、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海因里希·缪勒说：
集中营长官不满地说，预定要被处决的苏联人在尚未到达集中营时，已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的人死亡或濒于死亡……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前往集中营的途中，譬如从火车站走向集中营的途中，就有相当多的战俘由于疲惫不堪倒在路上，有死了的，也有半死的，因此护送时后边不得不跟上一辆卡车装运这些人。所以要想不让德国人看到这种场面是不可能的。
其实， 秘密警察对俄国战俘饿死累死根本不在乎， 许多纳粹官员的态度是：“这些战俘死得越多，对我们来说就越好。”但他们、特别是集中营和战俘营的刽子手们会感到些许遗憾，因为每死一个战浮，他们就少一个行刑的对象。
为了不让德国人民看到战俘倒毙于途的种种惨象，秘密警察头子缪勒于１９４１年１１月９日下令：“自即日起，俄国战俘凡显然无活命希望或连短途旅程也不能坚持者，无需运送到集中营处死。”
违反战争法规，不给予战俘最基本的生存条件的做法与党卫队的暴行相比应该算得上是德国法西斯对待俄军战俘最慈祥的做法了。德国党卫队及其中的特别行动队在劳教营和战俘营对俄军战俘所犯下的罪行比其耍凶残一千倍。
在内格拉特街战俘营里，战俘们都住在垃圾箱、狗棚、旧烤炉和自己搭的草屋里，伙食仅够充饥。在很多情况下连必要的医疗处置都办不到，药品和绷带的供给情况更糟糕。这一事生成了战俘营的负担，每时每刻都可以看到战俘在折磨和痛苦中死去……
一般情况下，俄国战俘从车站到俘虏营大约要步行一公里。他们在俘虏营过夜，没有食物供应，第二天晚上他们就被带去处决。有三辆卡车不停地把犯人从内营拉走，内营离刑场大约有四分之三公里。处决是在一处不久前为此目的而专门建造的棚屋里进行的。一间屋子是脱衣室，另一间是等侯室。各间屋子都有把音量开得相当大的收音机，这样，俘虏们就无法知道，等待他们的是死亡。他们一个个地走出第二间屋子，穿过过道，走进一间隔出来的小屋。小屋的地上铺着铁格子网，下面设有排水沟。等把战俘——杀死，就有两名德国犯人把尸体拖走，并把铁格子网上的血冲干净。小房间的墙上有一个五十厘米的洞，动刑前先让战俘后脑靠着洞口站好，安在洞后的枪就朝他射击。但是实际上这个装置不好用，因为子弹往往不能击毙俘虏。后来，特别行动队又安了个新装置，战俘还同原先一样靠墙站着，然后把一块铁板傻慢放下来顶在他的头上。战俘以为这是要给他量身高，铁板上有锥形铁块，松开掉下来正好砸在俘虏的后脑上，这佯他就倒地死去。铁板是用一根脚踏杆操纵的，脚踏杆装在这问屋子的角落里，使用这种装置的人都隶属于上面提到的特别行动队。用这一办法杀死的战俘分别被装在卡车拖车里的活动焚尸炉里烧掉，这种卡车，一夜得开十个来回，中间只有一次十分钟的间歇时间。
德国法西斯分子在拉脱维亚加盟共和国地区也建立了杀害苏联战俘的规模巨大的俘虏营。……法西斯分子在里加的佩尔诺夫斯卡亚和鲁道夫街从前的兵营里建立了关押苏联战俘的第３５０号战俘营。这个战俘营从１９４１年７月一直存在到１９４４年１０月。苏军战俘在那里处于非人的条件下，他们住在没有窗户的房子里，不给生火取暖。虽然每天要干十二至十四小时的重活，可是供应的伙食只有一百五十至二百克面包，所谓的汤里只有草、烂土豆、树叶和其他乱七八糟的残渣。有很多战俘由于遭受折磨体力不支而死去。
１９４１年秋天，一批苏联俘虏被运到萨拉斯皮尔车站，足有五六十节车厢。车门一开，从老远就能闻到里面的腐尸味。有一半人都死了，许多人在垂死挣扎。那些拖着双腿勉强从车厢走出来的人抢着去喝水，哨兵就印他们开枪，打死了几十人。
法西斯暴行的花样真称得上五毒俱全。１９４３年１２月４日，有三列大车从刻赤把很多受伤的战俘运到塞瓦斯托波尔，他们原属刻赤的登陆部队。德国人把这些受伤的战俘送上一艘停泊在南湾的载重二千五百吨的舰艇上，接着德国人就纵火焚烧这艘舰艇。岸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