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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浊气与泡沫、假冒与伪劣，已遍及各个角落。所以谢泳在《过去的教授》一文中，直言道：“说到过去的教授，我们年轻的一辈真有说不出的感慨，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都是教授，前后却不大相同。……就学术而言，今日的教授更应当感到面红耳赤心有愧才对。今日的教授已不再是学衔、学问的标志，而是工资的一个级别，一个分配住房的资格，再加上一个享受公费医疗的待遇而已。”这里谢老夫子的话虽有些偏激，然对当下的思考却是严肃的，并不是空穴来风。
但是，无论如何，高等学校总不应该成为假冒的学术产品市场和交易所之类。“大学就它所从事某些高等学问研究，以及它以人性的全面发展为目的，而非以现实的特殊功利为目的而言，可以说它是象牙塔。”〔8〕这“象牙塔”里的成员，当然不是远离尘世的世外高人，但也应是具有一定社会身份和真才实学的人士。换言之，高校的教师质量是保持学校声望和地位的最重要的因素，最优秀的教师才能做出高水平的研究成果，还能够取得最大限度的外界支持。因此，一所大学能否成功，关键在于看它是否有一流的师资队伍。世界级教育家、第一流的大学校长除洪堡、蔡元培外，还有哈佛大学前任校长科南特，九十年代中期的哈佛校长博克，前任加州大学校长麦克、黑姆，斯坦福大学第五任校长史德龄和被誉为“硅谷之父”的副校长兼教务长特曼，都不约而同地以全力实施他们心中的教师和学术顶尖的战略目标。
斯坦福大学创建之初，创始人斯坦福先生马上着手抓教师队伍建设。据第一任校长乔丹回忆说：“斯坦福先生要我物色最优秀的教师。但他坚决不要那种徒有虚名或游手好闲的人担任教授。”〔9〕按照这一要求聚集到斯坦福大学的第一批教师人数虽少，但都是拔尖级的。斯坦福大学经历了首任校长奠基，第三任校长韦伯的起飞之后，到第五任校长史德龄和副校长特曼任职时已开始了更大发展阶段。全面提出“学术尖顶”构想的，即是“硅谷之父”特曼。为了吸引冒尖人才，特曼解释说：“一个运动队里与其个个都能跳6英尺高，不如有一个能跳7英尺高。”同样的道理，他主张：如果有9万美元在手，与其平均分发给5位教授，每人得1。8万美元，就不如把3万美元支付给其中一名佼佼者，而让其他人各得1．5万美元。只要是尖端人才，特曼会不惜工本。在树立尖顶系科上，特曼考虑的突破口有三个：化学、物理和电子工程。结果，化学这个项目稍逊，但也聘到了著名化学教授卡尔、杰拉西和威廉·约翰逊，并因他们的到来而吸引了大批新秀。物理学成绩斐然，最突出的是布洛克因发现核磁共振现象而获得1952年诺贝尔物理奖。电子工程由特曼自身挂帅，从而使“硅谷”成为该大学“教育”与“实业”结合的典范，并使该大学成为工业研究和开发的核心。
路易斯、特曼还同桑代克一道并称教育心理学的创始人，他提出的“智力商数”（IQ）概念为西方多数国家所广泛接受。
从斯坦福大学的经验看出，大学之“大”，“不是校舍恢宏，而是学术广大。这一无形养成的学风，使北大的后来人能容纳不同的学术观念。……北大这个‘大’的特点，谁能善于利用它谁就能从中受益。……不能说其他大学不具备这种‘大’的特点，似乎北大给人的印象最新”（任继愈语）。这段话是任继愈先生就国内的北京大学与其他大学作出比较而言的，自然不会提到国外的大学，但在学术气度的广大上，当年的北大与斯坦福大学是一致的。当然，比较起来，斯坦福大学的气度多见诸于工科，北大的气度多见诸于文科。正如蔡元培在诠释他的“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论时所说：“哲学之唯心论与唯物论，文学美术之理想派与写实派……常樊然并峙于其中。以思想自由之通则，而大学之所以为大也。”〔10〕按这样一个原则行事，故北大人不相信教条，不盲从权威，不随风摇摆。历以宁教授说到他的一个学生在接受某一项研究任务时曾经说：“我们接受课题，但不接受指定的观点，也就是不接受指定的结论。”
作为一名北大人，难道还有比看到“探索”与“北大”这两个词联系在一起时更能使自己感到欣慰的么？〔11〕正因为这样，数十年来在这里成长着中国几代最优秀的学者。丰博的学识，闪光的才智，庄严无畏的独立思想，在历史思辨中的敏锐的洞察力，这一切又与耿介不阿的人格操守以及勇锐的抗争精神相结合。这便是精神合成的魅力。北大首任教务长马寅初，五十年代又正式出任校长，五十年代的大学校长与当时的蔡校长，其所处环境及责任、权力等均有很大差别。即如此，人们仍然感觉到马校长不时露出棱角。发表《新人口论》，主张控制人口增长，单枪匹马与权威挑战，与上述“北大精神”若合符节。
诺贝尔奖获得者索尔·贝娄在给《走向封闭的美国心灵》一书作序时说，在公众舆论控制的社会中，大学应当成为一个精神的岛屿。有了这个精神岛屿，大学才不会沦为一个精神荒芜的世俗之地，抑或才不成为一个人心浮躁、追名逐利的市肆里巷。这个精神岛屿是否有点像精英机构？这样说可能要遭到非议，因为精英就难免有些超凡脱俗，甚至刻意把自己用围墙封闭起来。如果是围墙的话，它可以把世俗利益的威胁和弄虚作假等时尚的诱惑阻隔在外面，把真才实学的知识风尚保护在里面，又有什么不好？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可以断言，没有知识上真刀真枪的精英，就会削弱社会创新和发展的动力；没有文化上的精英，再富庶的社会也往往会流于鄙俗，成为人欲横流、私心膨胀、邪念盛行、理想黯淡、良莠不分的名利场。
注释：
〔1〕引自张汝伦《人文主义的大学理念与现代社会》1997年第3期《天涯》，p。9。
〔2〕蔡元培《北大二十周年纪念会演说词》。
〔3〕罗家伦《国立北京大学的精神》。
〔4〕《公冶长》。
〔5〕《先进》。
〔6〕鲁迅《华盖集·我观北大》。
〔7〕参见《梁漱溟问答录》。
〔8〕《天涯》）1997年第3期《人文主义的大学理念与现代社会》一文。
〔9〕参加周少南编著《斯坦福大学》，湖南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
〔10〕蔡元培《北大学刊》发刊词，参见《随笔》1998年第1期陈以真《校格》，第95页。
〔11〕参见《随笔》1998年第1期陈以真《校格》，第95页。
时常把一把斋
？ 马霁鸿
“翡翠白玉汤”的故事，几乎无人不晓：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少年时曾当过乞儿，一日，他又病又饿，肚皮贴着后背，走路步步踉跄，叩了好多家的门，好不容易讨得一碗杂菜汤，其上漂着几片青菜叶子，几块豆腐残片，他迫不及待地一顿狼吞虎咽，吃罢觉得其味再美没有了。登基之后，他吃遍了山珍海味，总感到不如当年的“翡翠白玉汤”爽口，便命御厨将那汤细细做来。但御厨使尽了浑身解数，做尽了各种款式，他也没再能够尝到当年的那份绝美味道。
我们虽无缘坐上龙椅，但这位朱皇帝的感觉也是能够体验得到的。不是常听人说这几年的鱼越吃越没滋味了么？水塘子里养的鱼，用生长素催大增肥的“假鱼”，或者说“亚鱼”，不好吃还情有可原，可湖泊里钓得的鱼，江河里逮来的鱼，也同样有点味同木渣了。这到底是人的胃口上了档次，还是鱼儿们约齐了群体退化！
是的，好东西吃多了，就觉得无滋无味。凭心而论，这倒并不都是人们“作福”，而是好东西本身与粗糙食物甚至代食物缺少了对比，缺少了反差，人们的口舌因之变得木拙迟钝，丧失了对它的敏感。假如人们十天半月不沾荤腥，再来光顾鱼儿，恐怕对已变味的货色也觉得它味道好极了。
其实，在其他方面也存在着这种现象。新衣裳穿多了，就失去了穿新的那一份喜悦。热水澡洗多了，就难以找到沐浴的那一种欣快。成日在空调运转的屋子里呆着，就感觉不到温室的暖和。钞票多到了一定程度，就“穷得只剩下钱了”。这么说吧，得到的物质越多，幸福的感觉就越少。这是一个悖论，但似乎又是一个规律。讲究效益的现代人，这“幸福效益”实在不好讲究。人们的奋斗目标，社会的发展方向，很大一部分是为着物质财富的增长。那么，在物质不断增长的情况下，怎样才能扼制物质对人的麻痹，消除人对物质的迟钝，从而求得物质财富与人的幸福感受的同步增长？回族群众的“把斋”习俗，也许能给人一些启发。
“把斋”的回族人，有着极强的自律精神。他们天不亮即吃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