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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专制统治并非凭借统治者“才学”与“术业”，但是，为了宣传与论证专制统治的至上性与神圣性，其帮闲文人的首要职责就是鼓吹专制统治者的天资与博学。因此，帝皇才学不仅是专制统治的门面与旗帜，也被装扮成专制统治的道义基础。正因为帝皇才学与专制统治有着如此密切的重要关系，因而《管锥编》中不仅一再嘲讽帝皇的浅薄无聊，对帝皇中的某些“嗜学好文”者也不予称道。
例如在论及北魏韩显宗“上书”谏其高祖（即孝文帝）不可“目玩坟典”这一史事时，钱氏即以认可的口吻提及“后来唐太宗嗜学好文，朝臣（如褚遂良）亦进诤言”，而在谈到“古来帝皇著述最富而又斑斑可见者”之清高宗时，他又不无讥讽且不无遗憾地写到：“才同倚马，载可汗牛，乾隆臣工倘有如韩显宗、褚遂良之上言者乎？未之考也。”（第1491～1492页）“乾隆臣工”中是否有这样一位直言谏臣倒并不重要，但据此我们倒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钱钟书先生看来，所谓帝皇才学不过是专制统治的一个可笑的点缀罢了。
六、 专制的特征：隐秘我们已经领略了《管锥编》中对专制统治的一系列反思与议论，其中自然有揭露、也有鞭挞，但是，书中对专制统治特征的剖析却更具有思想的锋芒。因此，在了解与感受了专制的可怕、可鄙、可恶、可悲及可笑之后，我们还有必要认识钱氏揭示的专制统治的特征：隐秘。
在《管锥编》中论《史记》的部分里，钱氏由《秦始皇本纪》载赵高教唆与鼓动秦二世自居深宫不与公卿在朝廷议事，进而造成“但闻其声，群臣莫见其面”一事而切入这一话题，随之他即针对赵高在所谓“天子称朕，固不闻声”一语中对“朕”字的神化而指出：“朕”字的本来含义就是“吾、我”，或如章炳麟《新方言》谓即俗语“咱”，因而本无所谓神秘性。然而他同时认为，“天子称朕”一语倒确有其相应的文化内涵，而且集中体现了中国古代专制统治的特征。为了验证与深化这一认识，钱氏从历史与思想两个方面作出反思，而且不惜篇幅地引录了诸多史事及有关思想资料。
就史事分析而言，钱氏引出这样两条史料：一是《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始皇怒曰：‘此中人泄吾语！’案问莫服。当是时，诏捕诸时在傍者，皆杀之；自是后，莫知行之所在”；二是《史记·李斯列传》载：“（李）斯以书阿二世曰：‘是以明君独断，……塞聪掩明，内独视听’”。针对前条他问到：此“非（赵）高说‘朕’之意乎？”针对后条他又提出：“非亦（赵）高说‘朕’之意乎？”不仅如此，他同时引出莎士比亚剧中人及十九世纪法国诗人维尼（Alfredde Vigny；1797～1863）的有关之论以为之助：“莎士比亚剧中英王训太子，谓无使臣民轻易瞻仰，见稀，则偶出而众皆惊悚”，而“法国一诗家言拿破仑不预机务，而若天神然，于日华焕炫中隐形潜迹”（第264～267页）。不难看出，隐秘性就是专制统治的一大特征。
就思想追溯来说，钱氏首先肯定了晚清学者陈澧的有关之论：“陈澧《东塾读书记》卷一二谓赵高语本于申韩之术，秦亡由此，殊中肯綮，尚未周匝。”正是针对此论中“尚未周匝”的缺憾，他引出了儒、法、名、道诸家学术中有关专制统治的众多议论。为广见闻且为申论便，这里不妨稍作节录：《礼记·礼运》孔子曰：“故政者，君之所以藏身也”；《管子·霸言》：“独明者，天下之利器也；独断者，微密之营垒也”；《邓析子·转辞》：“明君之御民……故神而不可见，幽而不可见”；《鬼谷子·谋篇》：“圣人之制道，在隐与匿”；《？冠子·夜行》：“故圣人贵夜行”；《关尹子·一宇》：“吾道如处暗；夫处明者不见暗中一物，而处暗者能明中区事。”《韩非子》尤三致意焉。《主道》篇：“道在不可见，用在不可知，虚静无事，以暗见疵”；《扬权》篇：“上固闭内扃，从室视庭。”他如《二柄》篇论人主当“掩其情，匿其端”，《外储说》右上引申子语，皆可供赵高附会之资。
引述自此，钱氏得出结论：“盖‘主道’在乎‘夜行’，深藏密运，使臣下莫能测度，乃九流之公言，非阉竖之私说。”（第265～266页）“乃九流之公言”一语，既是对陈澧“尚未周匝”之论的指正与补充，也是对传统思想文化既受制于专制统治又给其滋润的本质的深刻揭示。但出人意料的是，钱氏同时又以为“皇”而不为“帝”，或如“李辅国劝唐代宗‘大家但内里坐’”一语作结（第268页），从而形象地告诉人们，专制统治不仅给社会造成危害，也将最终否定专制统治者自身。因此，隐秘与专断不仅是专制统治的特征，同时也是致其灭亡的一大诱因。
七、 专制的理论：圣人“法自然”我们已经看到，否定帝皇才学就是拆掉了专制统治的门面，而揭露专制的特征其实也就是捅破了专制统治的神秘与神圣的帷幕。但是，专制统治还有其理论，还有其合理性的天道依据，这就是所谓圣人“法自然”说。因此，要彻底地否定专制统治，还必须抽去圣人“法自然”之说的釜底之薪。
所谓圣人“法自然”一语脱胎于《老子》第五章的王弼注：“圣人与天地合其德，以百姓为刍狗。”而王弼此注本来是对《老子》第五章中有关“天地不仁”云云（即“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的阐释与发挥。其含义就是说圣人对待普通百姓与天地对待世间万物一样，可生杀予夺，任其摆布，或者进一步说，圣人的这种为所欲为就是在师法自然、师法天地的名义下进行的，因而有着合乎天道的合理性。钱钟书先生在论及此说时虽然取一种极理智、极平实的心态析理辨义，但对之否定之坚决则并无疑义。然而他的分析究竟是怎样展开的呢？让我们先来看看钱氏提出的两个与之相辅相成的论点：首先，钱氏明确提出自然现象与社会行为存在区别，亦即“不仁”含有二义。在《管锥编》中论及《老子》第五章及王弼注时，他即针对《老子》中“天地不仁”、“圣人不仁”云云而指出：“不仁”有两，不可不辨。一如《论语·阳货》之“予之不仁也”或《孟子·离娄》之“不仁暴其民”，凉薄或凶残也。二如《素问·痹论》第四三之“不痛不仁”或《广韵·三十五？》之“傻？、不仁也”，麻木或痴顽也。前者忍心，后者无知。“天地不仁”盖属后义，如虚舟之触，飘瓦之堕，虽灭顶破额，而行所无事，出非有意。（第418页）换言之，与诸如“圣人”之类的种种“狂人”、“超人”或曰“伟人”在“法自然”的名义下的冷漠、冷酷乃至残忍行为相比，“天地不仁”只是一种自然现象或自然灾害，仍用钱氏本人的话来说就是：“故刍狗万物，乃天地无心而‘不相关’、‘不省记’，而非天地忍心、‘异心’而不悯惜。”（第419页）〔1〕次之，钱氏明确提出圣人是人，有忧有情也有欲。就此他在《管锥编》中几度肯定“圣人有心故忧”（第42页）的观点，而在论及汉人崔癈的《七依》与张衡《西京赋》中有关美女一笑而使孔子、老聃“遗其虚静”之说时，他对之既给予肯定又予以补充，指出崔、张等人“皆谓圣人贞士睹此丽质亦色授魂与，丧操变形耳。”（第1005页）如果说此类之论不免有所含蓄，那么在下述之论中他则明确亮出了自己的“圣人虽‘圣’，亦‘人’也”的观点：圣人虽“圣”，亦“人”也；人有心也，其不仁也，或由麻木，而多出残贼，以凶暴为乐。人与天地合德者，克去有心以成无心，消除有情而至“终无情”，悉化残贼，全归麻木。其受苦也，常人以为不可堪，其施暴也，常人以为何乃忍，而圣人均泰然若素，无动于衷焉。（第420页）虽然我们清楚，以天道附会人事本来是先秦诸子的惯用手法，但钱氏此两点之论对鞭挞与否定专制统治仍然有着不容置疑的重要意义。因为，我们由此不仅彻底否定了任何一种以人本身为手段或为代价的行动与理论，也使人们明确地认识到，现代社会只讲理性（亦即“师法自然”）还不够，还必须高扬人道主义精神。正是基于对人道主义的认同及对专制统治的拒绝，钱氏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