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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枋死于1694年，康熙三十二年。他的墓葬地是好友戴南枝为他选择的，在香雪海西南的真珠坞。费用是戴南枝和徐枋的学生潘耒共同筹措的。
徐枋的这个归葬之地，《百城烟水》简介：“青芝山，在邓尉西南。山之右为真珠坞。
群山四抱，一隅稍豁，其景最胜。”有记载说，徐枋墓位于光福乡香雪村珍珠坞，墓穴完整，墓碑刻篆文“明孝廉俟斋徐公之墓”。1999年的秋末冬初时分，我从苏州新区的度假饭店出发，驱车前去拜寻，数度去问当地居民，皆不知有珍珠坞。直到后来遇到香雪村的文管员，才领我去一处已改名为山坞里的地方。青芝山和弹山环抱，名副其实的一处山坳，江南称之为“坞”，是散文家描述为“山间松万本，参云翳日；碧栏红榭，与白波翠癊相映发”的风景相当优美的地方。在山坞里23号，一处十分宁静的田家宅院里，66岁的陈姓老太太告诉我，这个姓徐的墓，已因为开采石料而被毁坏了。我怅惘四顾，满目青山，不能不感到极度的失望，没有人知道这位被称作明末“海内三遗民”之一的徐枋了，在这个“任是深山更深处”的地方，也同样没有逃脱市场这只大手对文物的可能破坏。徐枋是真正地走进山坞里面去了，与青山融为一体。
这难道意味着气节的颓丧和一种道德精神的消亡？
江南地区的明清易代在绝对时间上，只是一两年之间的事，但老百姓特别是封建知识分子弃旧事新，却是几十年的时间也难以适应的。清朝的统治者对汉文化的认同，是在康熙手上开始的，所谓“康熙之治”，究其实质也只是满清少数民族在汉文化的发扬光大的层面上所做的努力被汉族百姓所认同而已。这是个双向的努力，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是个不断被认知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民族的气节、大义逐步淡化，而人格操守和道德良知却日显凸出。
钱谦益、吴梅村、侯方域等人的变节投降，和顾炎武、金圣叹的反抗，是这个过程还未开始时的必然的两种价值观、道德观的分垒，是民族气节的高扬、贬抑和人格操守的彰显还是低下的标识。判断这种忠奸善恶的大是大非，是同时代的每个人一眼就能分明的。
清人邓汉仪《题息夫人庙》诗曰：“千古艰难惟一死，伤心岂独息夫人。”楚文王灭息国，掳息夫人归，生二子，但她始终不同文王说话。比起顾炎武、金圣叹的执著反抗，徐枋所承受的心理磨练似乎更能考验人的精神意志，柔韧却永不弯折。
浙江余姚的大学者黄宗羲同顾炎武一样坚决不事清廷，也曾召募乡勇成立“世忠营”武装抵抗，并屡拒清廷征召，但日后他的儿子黄百家却奉他之命为康熙修明史。与顾炎武同时代的大画家石涛（朱若极），有着朱明王朝的皇家血统，明亡后那么痛苦不堪，但1684年、1687年却两次分别在南京、扬州参与迎接康熙南巡的圣驾。几十年如一日的行为，是以超常的意志和非凡的品行为支撑的，于此可以想见徐枋的人格力量，深沉而又坚定，没有一丝狂热和浮躁。
由此，我们可以联想，中国知识分子所一贯标榜的人格精神，以及相沿相续的价值观，从整体上考察，究竟有多少绵延长度，能承戴多少重压？
一个已经垄断了国家话语的政权，是具有强大的支配力量的。
明亡以后，一些士子还能抛弃仕途，过隐居的生活，与新政权采取不合作的态度，也就是说还能讲究气节操守，仿佛像隐居首阳山中的伯夷、叔齐；一旦社会承平，步上正常发展的轨道，他们就无法忍受挨冻受饿的生活，以及红尘中名和利的诱惑，而不能老死于蓬蒿之中。一个不能体现自己个人价值的人，内心的痛苦无疑是巨大的。对人的考验也就变得格外严酷起来。即如武装抗清的斗士顾炎武，在他58岁的时候他的外甥徐原一殿试第三人及第，中了探花，顾炎武在北方还一度住在他家里。这说明他已放弃了武装反抗的手段，消解了民族仇恨，只固守着自己的道德良知，让世人和后人敬重他的人生坚定的政治信仰。
对于徐枋，可以谈论民族气节，但在满清一统天下，国人都已剃掉头发的情况下，对于世人的启示已不是最重要的了，在他身上突出的是作为一个独立意义上的人的真正价值——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从满族也是中华民族一分子的角度，谈论民族气节已没有文化传承上的意义——那些反清复明的志士，他们的后世子孙，能不剃掉头发，依旧像他们当年参加明王朝的科举一样去参加清政府的乡试、会试？所有的中国人在1911年以前的岁月中，没有例外地在脑后拖条长辫子，自觉地按照满族的风俗习惯过日子；孙中山成立兴中会，喊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许多国人对于这个久违的声音却感到相当陌生，进入民国，竟还有清朝的遗老遗少，一如明代的遗民一样。
从顾炎武到金圣叹，再到徐枋，也就是从1644年到徐枋去世的1694年这五十年间，民族矛盾的消解，使我们的认知层面从民族气节朝人格尊严和道德操守深化。我们所能面对的只是人格尊严与否、人格意义的孰轻孰重的问题，是否趋炎附势的道德良知的内心拷问，而这些对于华夏民族的所有成员来说，健全人格，保持独立的政治、生活姿态，才是最为紧要的。
阮 咸
？
黄永厚 文画月琴也称阮、阮咸（此据赵元任说，陈四益先生说唐代就有人从古墓中得到物证是长颈琵琶）。你便知道最先摆弄它的主人是谁了。
光禄大夫（掌管宫廷乐事的专家荀勖）与人论音律，每愧弗如。尝跟人说阮咸是位玩真格的爷。因此我很担心今日所谓的“天王歌星”能到阮咸的始平太守治下不挨板子，挣得大钱回来。
陶制油灯
？田 原
文
幼时在农村，平时无甚娱乐。偶尔村上来个耍猴的，那真了不得，家家扶老携幼，妇女奶着孩子，全来围观。耍猴的边敲锣边唱，猴儿穿衣、戴帽，不停地换面具，翻跟斗，还跪下，作揖，向人讨钱。男女老小嘻嘻哈哈，笑成一团。有钱的给钱，没钱，端碗米来也行。小孩们采了个石榴，撒一把瓜子，猴儿机灵地剥了壳吃。临了，耍猴的走了，人也散了。村里除了鸡鸣狗叫，一切都显得静悄悄地。如在夏天，还有点“知了”叫声，叫得单调又嘈聒。
最大的娱乐，就是鲁迅先生幼时看的那种“社戏”。戏台不是搭在河边，而是搭在打谷场上。草草搭就，俗称“草台班”。当地人称“叫花班子”。艺人很苦，“行头”破烂，有的戏衣龙袍，还是从关帝庙里关帝身上扒下来的。尤其唱旦的，总是搽着厚厚的白粉。小孩喊她们为：“白脸奸人。”这种戏，大抵在晚上演。当时还点不起汽油灯，在戏台左右柱上绑着火把照明。如唱目莲戏，满台鬼舞，火光摇曳，阴沉沉地人！稍后，点汽油灯，台上亮多了。农民夸张地说：“台上掉下个针，也能看得见！”
后来，我在上海大舞台看京戏，那灯光打得如同白天。名角出场更是威风。顿时满场息灯，一片漆黑，一声：“奔——登——锵！”满台灯火通明，亮得耀眼，名角紧跟出场亮相，博得满堂喝彩声。
灯的历史是悠久的，战国时已很精美。到汉、魏时，灯的种类越来越多，有铜灯、铁灯、陶灯等。后来，如纱葛或纸为笼，点烛其中，称之灯笼。《南史·宋武帝纪》有“壁上挂葛灯笼”之记载。用细篾作骨，糊以油纸。唐、宋时，灯作盛行，每当元宵灯节，奇巧纷呈，竞相争妍，故有“东风夜放花千树”、“火树银花不夜天”诗句。早在1500年前的梁代，已有走马灯。在《荆楚岁时纪》中提到，“灯以火运”，剪纸为轮，以烛嘘之，则车驰马骤，团转不休。
十九世纪初，英国化学家戴维发明了弧光灯。之后，俄国布罗契柯夫发明了电烛。美国科学家爱迪生发明了钨丝灯，才普遍使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又研制成日光灯。从此灯光照明大放光彩。
我有陶灯多盏，有一灯头、三灯头的，均为油灯。此灯乃农村常见，中注油，嘴塞棉线作芯燃烧。上有攀，还可挂于壁、柱。旁边一只，乃油壶也。我老姑妈用的是油盏，用灯草，一灯如豆。稍后才用上煤油灯，似乎是很先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