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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思想塑造的停滞的帝国的中国形象，在鸦片战争前后进入中国的传教士与汉学家那里得到充分的证实。他们带着启蒙主义的进步神话构筑的文化视野进入中国，在中国看到的，也正是他们这一视野内注定看到过也希望看到的——西方式进步的对立面：东方式停滞。这是一个奇妙的循环。进步神话确定了他们的视野，他们的观察与发现又反过来证明并加强了这一视野。从欧洲到中国，大洋两头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西方科技进步，财富增长，国力强大，中国，用麦都思的话说：“语言与习俗千年不变，人民的才能与精神，还跟父系氏族时代差不多。”德·昆西（1785～1859）更尖刻，他说，“哪怕是中国的现代青年，看上去也跟大洪水前的出土文物差不多”。〔18〕停滞是人类历史的罪恶。永远停滞的民族，自身也不能拯救自身，只有靠其他民族的冲击。进步是人类历史的法则，停滞是取得共识的“中国事实”。一旦这些问题都确定了，西方入侵中国就可能成为正义之举，在观念中惟一的障碍，如今只剩下人道主义在历史中设置的道德同情。
启蒙主义的进步神话为资本主义的世界性扩张提供了思想武器，但并没有完成其必然的意识形态。西方文明拯救野蛮世界的方式是野蛮的，其残酷与恐怖让启蒙主义者们的人道主义良心不寒而栗。是因为野蛮残暴的血腥方式放弃文明拯救世界的使命？还是为了文明美好未来忍受过程的苦难？他们建设的属于未来的文明是美好的，难道他们摧毁的古老的文明中，就没有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吗？历史中的民族是绝对的主体，进步在赫尔德等人看来就是民族获得其民族性。但在文明化进程中，民族征服民族，有的民族昌盛了，不可一世，有的民族被凌辱，被摧残，濒临灭绝，难道她们在世界历史中就不具有主体价值吗？进步神话如果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局限在启蒙主义视野内，毕竟还有许多问题，启蒙主义的进步史观虽然假设了历史进步的残酷性，但并没有放弃历史的道德同情：启蒙主义倡导自由贸易，能够为重商主义、自由贸易提供正义的根据，却无法支持帝国主义。野蛮的战争与殖民需要支持这种野蛮的哲学，启蒙主义的进步神话已经不够用了。
进步不足以成为侵略的理由，只要用进化取代进步，帝国主义扩张的一切劣迹，才能被合理化。十九世纪达尔文的进化理论在社会科学界比在科学界影响更大。进化的过程是一个生存竞争的残酷过程，这就解决了启蒙主义进步观念中的人道主义道德同情的障碍。适者生存，不适者就不生存，在进化的普遍法则下，过程的残酷与痛苦都是必要的。物种进化从低级到高级，有进化也有退化，高级的物种必然消灭低级的简单的物种，也就天经地义。启蒙主义进步观加达尔文主义，就成为社会达尔文主义。十九世纪后期西方对物质进步的绝对信仰，都是通过社会进化论表达出来的。代表人物斯宾塞将文明的进步理解作不明确的、无凝聚力的同质体向明确的、有凝聚力的异质体的进化，它“不仅表现在每一个民族的进步中，也表现在全部文明的进步上”。〔19〕他用自然选择解释文明进化机制，“最适者生存”，不论个人、民族或国家，都在残酷的生存竞争中选择发展或灭亡。个人能力有强弱，民族亦有优劣。人类历史总以战争、奴役、暴政、贫困等痛苦的方式淘汰那些劣等的民族与个人，扩大优秀的类型，完成种的进化。由此看来，优等的欧罗巴民族创造的优秀的西方文明，最终消灭取代劣等的东方民族及其停滞落后的文明，就不仅是一个必然的进程，而且是正义的。
社会达尔文主义将生物科学中的“适者生存”的观念植入社会科学解释历史的发展，“进步”变成了“进化”。表面上看，它更科学了，实质上，在科学的面具下，知识已偷渡成意识形态。种族有优劣，优胜劣汰，资本主义野蛮扩张与种族灭绝性的殖民，正是为文明进程中必要的痛苦，为着人的进化与伟大的文明目标，所有的痛苦、罪恶都是微不足道的，文明的进行曲由优等民族的凯歌与劣等民族的呻吟合奏，一半是创造，一半是毁灭。斯宾塞说他的社会进化论比“当时”激进主义想象的任何理论还要激进，因为他主张文明进化的冷酷无情的绝对性；也比当时“保守主义想象的任何理性还要保守”，因为文明的进化是由人性决定的，而人性的变化又极其缓慢，文明人与野蛮人、优秀民族与低劣民族是千百年进化选择的结果。所以，社会进化论既有革命因素，又有宿命论因素。对于劣等民族来说，在文明进程中被消灭是紧迫的现实，而进化成优等民族，则是难以企望的遥远前景。
东就是东、西就是西，二者永远不可重合，二者的位置也就远不可变异。东方是文化中的他者，是历史中的过去，是种族中的劣等，是注定要被否定的东西。中国的停滞的形象在西方已经延续了一个多世纪，但在不同的观念背景下，停滞的意义也不一样。进化论者讨论的停滞，是帝国主义扩张的前提与合理化依据，既然停滞是由人种造成的，那也就是不可逆转的。十九世纪后期西方在进化论背景下讨论中国的停滞时，不自觉地总是喜欢用一些生物学的意象或术语。译过八大卷中国法典、英国的第一位汉学教授理雅各从儒家思想的崇古主义分析中国停滞的原因，他的生命比喻比起黑格尔，分明有更多的生物学色彩：“历史上中国的版图不断扩大，但思想却没有相应的发展。其政治躯体笨重庞大得像一个巨人，但大脑却依然是婴孩式的。它已步入白发苍苍的暮年，只剩下老迈糊涂。”〔20〕
四
西方的中国形象陷入最黑暗时期，中国开始在这面镜子中观照自己。在现代化历程中，中国不仅进入了一个西方中心的政治经济的世界秩序，也进入了一个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化观念的世界秩序。在后者所谓的话语霸权中，进步与停滞是一对核心概念。接受这一对核心概念，是中国的现代化运动的精神起点。然而，从这个起点上，可以看到通过进步／进化的道路走向富强的前景，却看不到西方的中国形象话语在这个起点上设置的陷阱。
改造世界必先改造关于世界的观念。中国的现代化首先认同了一般意义上的进步观念，然后才认同西方进步与中国停滞的观念。第一步中国只接受了一种世界观念，第二步中国则接受了观念中特定的世界秩序与该世界秩序中西方与中国的关系。从传统的华夏礼治世界秩序到现代西方的进步／进化世界秩序，中国文化观念的转型具有相当的戏剧性。如果沉浸在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传统文化的道德圆满中，中国根本不会理会中西冲突的现实与现实背后的理念：西方／进步与中国／停滞。甚至可能将西方关于中国停滞的否定性的批判当作肯定性的恭维，因为千年不变的停滞恰好说明中国文明的永恒性。只有认同西方的进步观念，才会将文明的停滞当作一种缺陷，并开始革新的现代化历程。我们是在这个意义上理解进步与停滞是一对核心概念作为中国现代化文化的精神起点的。
“同治中兴”外改革、内复古，器物上的一些局部变革是为了保持制度与文化上的不变。停滞尚不为耻。但那个时代最敏锐的思想家已经意识到，进步是合理的，历史的必然，停滞是文明的污点。这是接受现代西方进步—进化观念的开始。王韬一面主张孔道不易，一面又主张“穷则变，变则通”，而且认为中国历史是不断变通的，“泰西之士尝阅中国史籍，以为五千年来未之或变也。夫中国亦何尝不变哉！”〔21〕王韬认同了西方的进步／进化的观念，但不接受中国停滞，王韬的“中国之变”的辩解是不能奏效的。因为变化不等于进步，也可能是像黑格尔所说的，在激烈的动荡中重复庄严的毁灭，或者如马克思所说的，不管其政治变化多么剧烈多么频繁，其“社会状况却始终没有改变”。实际上证明中国历史不断变通，既不能反驳停滞论，又不能确立进步观，因为仅仅变化可能只是没有终极目标的历史循环或有终极目标的复古主义。鸦片战争以来半个世纪内忧外患，失败与耻辱感终于动摇到中国人的世界与历史观念。以天朝帝国为核心的永恒不变的华夏天下秩序，被世界各民族激烈的生存竞争的进化秩序所取代。观念对社会变革的冲击力往往并不亚于一场战争。承认中国文明的停滞以及中国文明由于停滞而在世界文明的进程中已从文明堕入野蛮，是一件非常令人沉痛的事。康有为在《上清帝第五书》中说：“夫自东师辱后，泰西蔑视，以野蛮待我，以愚顽鄙我。昔视我为半教之国者，今等我于非洲黑奴矣。昔憎我为倨傲自尊者，今则侮我为聋瞽蠢冥矣。按其公法均势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