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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另一方面，这种写作方法也产生了十分不利的后果。本书落墨时轻重欠分明，除了那些堪称重大突破的地方，对于一般的突出之处只是一笔带过，读者就很容易随便放过这些地方。困难都被隐藏起来了，棘手的问题也都放在脚注中加以解决，原本涵义隽永、富于创见的内容被平平淡淡地表述出来。
如果说读者的头脑是一个衣橱的话，作者根本没有为他的思想贴上品牌名称，甚至也没有设计衣钩。学生在阅读《经济学原理》的时候，可以因为它的明白晓畅而着迷，以为自己弄懂了一切，而一周之后，却发现自己几乎一无所知，就连那些在《经济学原理》的哺育中长大的学生，偶然碰到某个新问题和新的解决方法，回头再查阅这部著作时，发现这个问题和一个更好的解法明明已在书中，而自己竟然一直没有注意到，这种情况已经屡见不鲜了。读者只有在经过勤奋的学习和独立的思考之后，他才可能窥视到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这一知识宝库之门径。
七
马歇尔夫妇1885年回到剑桥之时，正值对研究员的结婚禁令解除不久。他们为自己建造了一处小小的房舍，并将其命名为巴里奥·克罗夫特。这座住宅位于马丁利路，用的是圣约翰学院的土地，靠近巴克斯河，不过就在巴克斯镇的郊区，因此在它的一边，有开阔的农村向马丁利山伸展开去。艾尔弗雷德·马歇尔在这里居住了将近40年之久。这所住宅的花园很大，设计不落俗套，因而采光充足，空间恰能容下他们二人和一位忠诚的女仆。他的书房，列满了书架，摆满了图书，只在壁炉旁才有地方放下两把椅子。就在这里，他与学生们一次又一次地促膝谈心，天色将晚之时，在边上的凳子或架子上，他为来访的学生准备一杯清茶、一块蛋糕。大的聚会则要在楼下举行，为了娱乐的需要，可以把餐室和马歇尔夫人的起居室合为一体，这所住宅保持着一种始终不变的气氛：楼上，满是书籍和装着手稿的抽屉；楼下，家具上镶嵌着米开朗琪罗的西斯廷教堂人物画像；门口，迎面站立着女仆萨拉。这一切，总是深深吸引着马歇尔的学生们，他们年复一年地来这里拜访他们的导师，就像来到了圣人的栖居之地。
这是剑桥婚姻小团体的第一个年代，在由那些学院首脑夫妇和几位教授夫人构成的小圈子开始扩大之时，一些最知名的导师，尤其是伦理科学的导师，先后娶了纽纳姆学院的女学生。这样，来自夫妇双方的联系构成了一个单一然而杰出的精英团体。
在我童年之时，这一团体正生气勃勃，当我稍稍年长，能够应邀参加午宴或晚宴的时候，我就是到这些人家中作客。那是一种温馨而高尚的气氛，在今天庞杂的剑桥是很难找到了。在后来的日子里，为了款待某个经济学同行，尤其是某位外国同行，马歇尔夫妇的家中常常举行聚会。在小型午宴上，还常常邀请一些本科生以及来自纽纳姆的学生或年轻讲师。我清楚地记得，就是在这样的场合，我与阿道夫·瓦格纳和N．G．皮尔逊结识了，他们是过去那个时代中经济学家的代表人物。马歇尔不太愿意到别人家中作客，他更愿意在自己的斗室里热情款待他的客人们，这时，他总要把夫人支使得团团转，自己则谈笑风生、语音朗朗、妙语如珠。他对各种五花八门的事情都能侃侃而谈，他脸上挂着笑意，眼睛闪烁着光亮，不时显出几分滑稽，这时，有谁不会欢乐开怀呢？
早些时候，特别是在1885…1900年间，他喜欢邀请一些工人首领与他共度周末。比如，托马斯·伯特、本·蒂利特和汤姆·曼等人都曾接受过他的邀请。有时，这种拜访恰逢社会问题讨论协会开会，拜访者们还要到会上发表演说。通过这种方式，他结识了过去一代大部分重要的合作社成员和工会主义者。实际上，除了学术思想外，他对工人运动以及社会主义等等一切都抱有同情（同J．S．穆勒一样）。
马歇尔此时已经安定下来，也已习惯了这种一成不变的生活。接下来，我们将对他从1885－1908年辞去教授职位的这一段人生历程作一简要描述。
从1885…1890年，正如我们前面看到的，他主要致力于《经济学原理》的写作，但此外还有几项活动：1885年主要是他向“工业补偿会议”提交论文；1887…1888年为金银委员会提供证词；1889年他在合作大会上发表主席演说；1890年夏，在英国科学促进协会利兹会议上，他为经济学小组作了“关于竞争的若干问题”的引人入胜的主席演说。此外，上课也占去了他很多时间，因此这五年是他一生中最活跃、最有成果的五年。
普通课程他一周讲授两次，在理论上有特殊困难的课程他一周还要讲一次，但是作为惯例，三个学期中他只讲两个学期的课，这样一年下来他大约有45个课时。马歇尔教授宣布，一周中的两个下午，从四点到七点，“大学里的任何成员都可以到家里来拜访他，无论此人是否听他的课程，他将为来访者提供建议和帮助。”80年代后期，听他的公共课的人数在40…70之间不等，听他的专业课和理论课的人大约是这个数字的一半。但他这种授课方法——多半是故意所为——后来使那些不太认真的学生半途而废，不再来听课，而几个学年之后，听课的人又少了一些。
马歇尔是不会把他的课程写成讲义的。“（马歇尔夫人写道）他很少事先作笔记，除非是在讲授经济史的时候，这时他就在课前作些笔记，然后在到课堂的路上在头脑中整理一下。他说他的学生中有很多都善于独立思考，其原因就在于，他从不愿意按部就班地系统授课或者为学生们提供资料，他更注重让学生们自己思考。每个星期，对于那些还没讲完的课程，他都要出一些思考题，然后自己在课堂上给出答案。在他批阅学生们的作业的时候，他一定很痛苦，因为他不停地用红笔勾画。”
我想他的课越来越不正规了。到1906年，当我去听课的时候，已经很难作一些有条理的笔记。但他还是保持着前面提到的那种授课方法，他不像西奇威克那样讲授即将成书的讲义。这或许也是妨碍他出版著作的原因之一。在用书本授课和口头授课中，他明显地偏爱后者，这大大激励了那些优秀学生和那些小课堂里的学生。这种方法在超过40人的大课堂（我记得我听课时课堂人数接近20人而不是40人）中很难实行，它也不适于那些对经济学没有真正的兴趣和意向的人（如今经济学的大量课程都是为这些人设计的）。在他回到剑桥后不久，他就开设了下面这几门前后关联的课程，这也说明了他想要讲授的内容：
1885－1886秋季学期：对外贸易与货币春季学期：投机、税收及其他
（穆勒，第四部分和第五部分）
1886－1887秋季学期：生产与价值
春季学期：分配
在1890年出版了《经济学原理》之后，他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撰写此书的缩写本。这本书以《工业经济学》为标题，在1892年初出版。他也花了很多时间不断地对《经济学原理》进行修订，最重要的改动出现在1895年的第三版和1907年的第五版中。然而至于改进的程度是否与投入的劳动量相关，就不得而知了。这些修订工作也妨碍了他按照原来的计划继续写作《经济学原理》的第二卷。
然而，打断这一工作的主要原因是他被选为皇家劳工委员会1891年至1894年的成员。他很欢迎这一机会，因为他由此可以深入接触到研究课题的原材料了。在起草“总结报告”的工作中，他起了很大的作用。特别是其中有关工会、最低工资和无规律的就业状况等部分出自于他的手笔。
然而，他毕竟还在继续《经济学原理》第二卷的工作。他浪费了大量的时间，因为他不断地变换自己的论述方法。1894年，他开始进行历史方面的论述，后来，他把这项工作称为‘白象’，因为它实在太浩大了，写成书要用很多卷。后来他在《工业与贸易》的描述性部分引用“白象”中的一些片断。
马歇尔在劳工委员会的工作只是他为政府进行的研究之一。1893年，他向皇家委员会提供了关于“老年穷人”的证词，他在其中建议，将慈善组织委员会与济贫法的管理机构联系起来。1899年初，他为印度通货委员会精心准备了一份证词，其中关于货币理论部分的有些内容是他在11年前为金银委员会所作证词的重复，但他自己认为这一新的版本有所改进，这是他对货币理论进行的最好的表述。对那些特别涉及印度的部分，他提供了许多统计图表。他对印度经济问题和通货问题的兴趣源于他在牛津时为派驻印度文职见习生的授课。他对自己在印度问题上细致入微的实际研究很满意，他那些并未全部发表的大卷的印度图表总是放在手边，以备研究之需。
就在1899年的晚些时候，他为皇家地方税委员会准备了关于帝国税和地方税的分类和影响范围的备忘录。1903年，正值关于关税改革的辩论处于高潮之时，他应财政部的请求，撰写了“国际贸易的财政政策”这一令人赞叹的备忘录。1908年，这份备忘录由于有当时的财政大巨劳埃德·乔治的建议而作为议会文件印发，因为它“写得的确富有独创性”。但这份备忘录在整整五年后才得以发表，对此马歇尔别具特色地解释道：“1903年8月，这份备忘录的一些重大修改和补充在国外的邮局里遗失了。秋天，我重读了那些未作修改的论证，我对它们很不满意，因而决定拒绝允许我将其单独出版的好意。由于成文匆忙、落笔局促，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全文布局不当、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