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
“哎呦！”在担架后面抬着营长的民夫一脚踩在了湿滑的苔藓上，担架差一点就被扔了出去。刘彩香忙奔过来，托住了担架，可民夫的脚很快肿了起来。
刘彩香双手握紧竹竿，二话没说，换下了那个民夫。她这样做已不止一次两次，有时是民夫走得太累了，有时是民夫要去方便，为了伤员的安全和自身的安全，担架是不能停下来休息的，否则，掉了队就会很危险。
负责担架的女红军，大都是挑选出来能挑能提、身体比较强壮的。像这样的时候，她们必须要顶上去。刘彩香的力气大，这在女红军中是出了名的。长征路上，她经常抬担架，为伤病员挑东西，大姐们都亲切地叫她革命的“女挑夫”。
刘彩香个子不高，又在担架的后面。所以，上山的时候，整个担架的重量都压在她这一面。为了让担架上的人舒服些，她把担架的两个把手放在了肩头上。路面因下雨滑得不得了，脚下稍不留神，就会摔跟头。几次跪倒在泥石上，膝盖疼痛难忍，但不管怎样摔，她就是紧握担架不撒手，一口气上了山顶，放下担架喘口气，再一看自己身上，就像是个泥猴子。
担架的分量（2）
因为上山很狼狈，她没顾得上呼唤营长，等抬到了山顶，她俯下身为营长掖被子的时候，才发现不知什么时候营长已经离开了人世。
“呜，呜……”这个坚强的女人自从离开瑞金不管多苦多累，一直都没有掉过一滴眼泪，此时此刻，却一屁股坐在泥水里放声大哭。眼泪就像是开了闸的洪水，一泻而出。这位硬汉的形象是那样的清晰，如一尊棱角分明的雕像，置于眼前，刘彩香久久不能忘怀。一路上，这样的事件一遍遍地重演，给她以心灵上的震撼和无言的教诲，这对于她世界观和人生观的转变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
雨在不停地下着，已经由原来的稀稀落落变成了现在的哗哗啦啦。几个闻讯而来的女人和民夫一起，用手挖出了一个一人大的坑，把营长的遗体放在坑里草草地掩埋了。女人的衣服上、脸上沾满了泪水、雨水和泥水。
下山的路，脚步轻松了，可心情却更加沉重。为那个勇敢的营长的离去，也为刚刚开小差走掉了的民夫。当刘彩香、邓六金、吴富莲和钟月林掩埋完营长，正要向那两个民夫交待工作的时候，却到处找不到他们了。
后来才知道，由于红军此时的条件越来越艰苦，形势越来越严峻，不仅仅是民夫，就连新扩充到部队不久的战士和一些干部也悄悄地离开了队伍。
常言说，上山容易下山难，况且又是在这阴雨的天气里，一步一滑。因为掩埋营长，她们耽误了时间，和队伍拉开了一些距离。不知什么时候雨已经停了，可是在这个季节里，白昼越来越短，她们又在山的阴面，四个女人互相扶助着加快了脚步。
爬到树上躲敌人
“嗖嗖……”几声枪响划破了潮湿的空气。女人们四顾张望，她们在辨别枪声来自何方。直到此时，她们才发现，天暗淡下来，周围已经没有其他的担架或是红军的队伍，大部队已经走得更远了，枪声似乎来自于山的另一面。
硬拼是不可能的，因为她们手里都没有枪。抬着担架跑？也不行，嘈杂声一出，很容易被敌人发现。怎么办？也只有躲起来，趁着天色已晚，也许还能逃过敌人的眼睛。
此时的雨已经停了，山林里迷漫起一层薄薄的水雾。
女人们商量妥以后，马上行动，把担架安排在一片灌木丛里，又将周围的树枝理顺，直到看不出任何痕迹。可灌木丛的面积太小，四个女人没有了藏身的地方。耳听着枪声接连不断地响过，敌人越来越近了。
情急之中，吴富莲遇事不乱，她指点着姐妹们爬上了附近的几棵大树。这下好了，敌人说什么也不会想到，在他们的头顶上会暗藏着机智的女红军。
吴富莲是福建上杭一户贫苦农民家的孩子。父亲去世后，年幼的她被送到另外一个村子里当童养媳。公公不务正业，婆婆成天对她非打即骂，还有干不完的体力活，什么砍柴、做饭，田间地里家中永远有她干不完的活计。直到1929年，上杭县建立红色政权后，她毅然脱离了那个令她痛苦不堪的家庭，当上了少年先锋队队长。人身得到了自由，思想也在慢慢地解放，她深入田间地头宣传红军的政策，帮助红军家属干农活，带领妇女运输队和担架队，支援红军前线作战，每当此时，她娇小的身影总是走在队伍的最前头。
在她告别自己的亲生母亲时，曾说过：“家里的事，请哥哥多照料，不要指望我，我是决心跟着红军生，跟着红军死。”
长征途中，她担任看护担架的政治战士，一路上，她吃苦在前，面对险恶的自然条件和严峻的战争形势，从未发过牢骚和不满，也从未在困难面前流露过半点畏难情绪。
还好，这四个女人都出生在农村，而且家境贫困，从小就养成了肩能挑担、手能提篮、勤劳朴实的品质，当然砍柴上树她们个个也都很在行。于是，四个女人就像狸猫一样轻盈地爬上了几米高的大树。
敌人也是一伙掉了队的士兵，他们从山梁上走下来，稀稀拉拉的有七八个人，手里都端着枪，走起路来很小心的样子，听到有什么动静，就放一枪，像是给自己壮胆子。眼看着敌人走到了树底下，其中有两个还停下来。四个女人屏住呼吸，眼睛一眨都不敢眨，唯恐弄出响声，暴露目标。
“兄弟，借个火。”敌人点着烟，便匆匆忙忙向山下走去了。
一直看着敌人走远了，走出了自己的视线，女人们才从树上跳下来，抬上担架一路小跑着，去追赶队伍。
一次危险的掉队
钟月林弄不清她们已经翻过了几座大山，只是觉得脚步沉重得不想再往前迈了。但她坚持着，带领组织上分给她的这支担架，在山间崎岖的小路上奔跑。
担架上的伤员是被她们称作“陈司令员”的陈宏，他在反“围剿”战斗中受了重伤，是用担架抬着随部队进行长征的。经过了一个多月的颠簸，伤势有所好转，但仍不能下地行走。
部队刚刚通过了敌人的一道封锁线，正在忙不迭地摆脱后面的追兵。钟月林从小就下田劳动，上山砍柴，跑山路对她来说，并不是一件特别难的事。但抬着担架急行军的挑夫，此时有些吃不消。他们大口喘着粗气，汗水湿透了粗布衣裳。
天色已经暗了下来，白天刚刚下过雨，本来就没有路的山坡被先头部队踩得泥泞不堪，此时越发地不好走。
“停下休息，不走了。”躺在担架上的陈司令员一声令下，担架员们放下担架，有的揉搓着红肿的肩膀，有的干脆席地而坐。钟月林见状，心里直着急。在长征途中，最怕的就是掉队了。如果呆得时间长了，赶不上队伍，就会有危险。她自己还不要紧，关键的是陈司令员不能有半点闪失。
钟月林走到担架旁：“陈司令员，我们还是赶路吧。”
“我说不走就不走了，这里由我做主。”陈司令员大声说。
“可在这儿也太不安全了。”钟月林还是感觉不塌实。
“夜里走山路，掉下悬崖更不安全嘛！”无论钟月林怎样劝说，陈司令员就是不下达出发的命令。再看担架员个个累得像是散了架一样，没有别的办法，钟月林也只好随着大家一起留在半山腰上，度过一个难熬的夜晚，这也是她睡得最不塌实的一个晚上。
第二天天一亮，钟月林马上叫醒大家，去追赶队伍。还好，他们没被落得太远，直到中午时分，他们才和大部队会合。
八十年代，李桂英在南京见到钟月林时，还曾提起这次掉队。
“你那次掉了队，差一点跟不上队伍。”李桂英说。
“那不是我掉队嘛，是陈司令员他不走了。我也是好担心的！”钟月林回答。
对于长征，老战友们聚到一起有回忆不完的故事片，有说不完的话题……
宿营地的泪水
由于是在深山里行军，当宿营的号令传过来，各班、排、连就地找一个相对较为开阔的山坡，生火煮饭安睡休息。负责担架的女红军可没那么轻易就躺倒美美地睡上一觉。奔忙了一整天，好不容易停下脚，可以歇一歇了，她们也想找个地方放下疲惫的身体，然而，当她们看到躺在担架上呻吟不止的伤员和横七竖八躺在地上不想动弹的民夫，她们的脚步就又在不停地移动了。
她们把饭一碗一碗递到伤员和民夫的手中，躺在担架上不能坐起来伤势较重的伤员，她们要一勺一勺地把饭喂到嘴里，有时，喂一个伤员就要花掉很长时间。
王泉媛负责的担架中，有一名大个子伤员是大部队转移时抬过来的，在战场上被炸弹炸伤了腿部和头部。由于头部弹片一直没有取出来，他的一只眼睛几乎失明，而且时常伴随着头疼，厉害的时候，他会用头去撞树、撞墙。他的脾气很暴躁，头痛起来说不吃饭就不吃饭。
常常是，王泉媛手里端着饭，蹲在大个子的担架旁。大个子闭着眼，双臂抱在一起，侧过身子，不理王泉媛。王泉媛又站起身，转到大个子的对面，把碗送到大个子面前，可这个大个子眼皮连抬都不抬。有时，王泉媛双手举着那只大碗不得不哀求他。
一次，大个子嫌她总让吃饭太烦了，一挥手，正好打在王泉媛的胳膊上，碗被抛向半空。那可是一碗白花花的大米饭啊，在这深山老林里筹到一点粮食多么的不容易！王泉媛飞身去接那只碗，还好，只洒了小半碗。
王泉媛端着碗正在发愣，邓颖超不知怎么听见了这边的吵嚷声，拖着重病的身体走过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