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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公园回来她们一起去超市买食品。晓茵一边往筐里装着蔬菜水果一边嘟囔贵。雪梅笑着说：“每次从国外回来都是第二天觉得什么都贵，第三天觉得还消费得起，到了第四天就觉得价钱很合理正常。”
在面包店，晓茵指着一种一百五十块一个的面包说：“在洛杉矶三美元可以买十个。”雪梅知道刘浩最喜欢吃这种面包。
两人出了超市，正要各自回家，碰到了孩子们的一个同学的妈妈。她在银行工作，今天请假参加上中学的二儿子的开学典礼。他大儿子中山一郎跟刘浩宏宇从小学到初中是同学，高中跟刘浩同校。孩子们关系非常好，所以家长之间也有些来往。临行前在雪梅家三家还聚了一次餐。中山妈鞠着大躬向雪梅说着感谢话，并表示为了感谢雪梅家那顿丰盛的晚餐，她想请二位到旁边的一家叫RoyalHost的西餐馆喝杯东西。
进去后每人要了杯饮料。她们交流了一下儿孩子们的情况，又聊了一阵家常。中山妈提起她昨日在超市碰到刘志勋买菜，羡慕雪梅有个好丈夫。她丈夫从未帮她买过一棵菜，更别说进厨房了，她加班回来晚的话，他就带孩子去饭店吃，或买盒饭回来。到了星期天，她里里外外忙着做家务，她丈夫则躺在榻榻米上滚来滚去喝啤酒看电视，如同大垃圾（日本女人把这种男人叫作：“粗大ごみ”即：大垃圾）。
邻座坐着一对中年夫妇，各自吃着各自的饭，谁也不说话。晓茵小声说：“这夫妻出来吃饭好像目的很明确，就是吃饭。你吃你的，我吃我的，为什么不能再浪漫一点呢？是不是这样一言不语才能enjoyfood？”中山妈说她家出来吃饭也是如此，只是她一个人说话，她说的时候她丈夫也不太搭腔，两个儿子拿本漫画书看。雪梅说：“日本女人比男人长寿一定是因为男人说话少，把一切都闷在心里，心情不畅快之故。”
分手时，中山妈又一次感谢雪梅家招待他们全家。
第二天上午十点，晓茵拿起电话，按了李珉的电话号码。昨晚她想了许久，不管李珉变没变，她还是很想知道他的一切，她迫不及待地想见他一面。
听见有人“喂”了一声，晓茵心跳加速，她判断不出此人是不是李珉，便问道：“请问，李珉在吗？”对方说：“不在，有什么事？”晓茵听不是李珉，先松了口气，问道：“他什么时候在？我是他朋友。”对方一听是市长的朋友，一副不敢怠慢的口气，很客气地说：“市长去省里开会了，明天回来。您有什么事我可以向市长转达，我姓高，是市长的秘书。”晓茵客气地说：“谢谢，我明天再打吧。”
放下电话，晓茵心中充满喜悦，觉得离李珉又近了一步。这二十年，自己苦苦地思念他，不知他在何方？有一次回国带儿子到外面散步，不知不觉竟走到李珉工作的大学校园内。其实如果真想找他，去见他的老同事，一定有人知道他在哪里。可是她始终没能下决心找他，她不想让他在她和他妻子之间作出艰难的选择。现在找他，他会是什么态度呢？他心里是否还会想着自己？也许连自己的模样他也已经忘记。他们从未在一起照过相，两人都无对方的照片。惟一的纪念就是晓茵买的两张大海的油画。李珉没按晓茵的吩咐回国再打开，回到琼斯家就打开看了。后来在晓茵那儿看到她的那一张还嘟哝说：“怎么你的画上有两只海鸥，我的只有一只，孤零零的。”买的时候晓茵没仔细看，下车时李珉随便拿了一张。后来晓茵一想到李珉这句话就觉得冥冥中命运早已如此安排。每当儿子要爸爸，问爸爸在哪，她就指着油画告诉儿子，这只大一点的海鸥是妈妈，这只小海鸥是宏宇，爸爸飞到别的大海上去了。宏宇小的时候一本正经地告诉刘浩：“我爸爸飞到别的大海上去了。”
第二部分 为儿寻父边缘人（1）
晓茵心里想着李珉，闭嘴沉思。
一个未婚妈妈的手记
芝加哥的一位朋友发来邮件说下个月要来东京，晓茵正在给他写回信，雪梅打电话让晓茵下楼，今天有几个朋友过来聚会，他们去车站与朋友们会合。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在日本学会了日本人的忙碌。这帮朋友前些年还每年聚一两次，近些年来则是一两年才聚一次。大家忙着学习、赚钱、写论文、搞研究；总之，每个人都在忙着做事，做那些永远也做不完的、自己认为有价值的事，无闲暇与朋友交流。精神上的生活在这里已被遗忘。
他们到地铁站检票口时，白滢已等候在那儿。
白滢是广州人，南方某名牌大学中文系的高材生，硕士毕业后分到上海一大学教古典文学，八十年代后期来日本做访问学者，快结束时，正赶上“八？九”天安门事件。她曾参与留学生队伍到中国大使馆前游行。因为她嗓音好，被推荐领喊口号。听说被照了相，有人劝她暂时不要回国。于是，她找了教汉语的工作留下来，一年后与现在的日本丈夫结婚，现在有个女儿已上中学。
白滢出身名门，才华横溢；有那么一点孤芳自赏，惟自己是阳春白雪，别人均属下里巴人阶层之气势。她性情高傲，语言尖刻，还很多愁善感。古人云：人生识字忧患始。白滢的聪明才智注定了她比别人有更多的忧患，她常感叹自己留在日本乃自毁前程，英雄无用武之地。过了不惑之年，仍无所事事，她自感无颜面回去面对江东父老。她与晓茵相处得很好，她认为晓茵比一般的下里巴人有点层次，不但可以与她平起平坐论古道今，还能跟她说说西，为此她罕见地谦虚一回，“这方面你比我有见识，看来没有在西方的生活经历是很难做到学贯中西的。”晓茵很认同白滢的才学，理解她怀才不遇的痛苦，听人背地里议论她不厚道，总是替她说句公道话，她觉得她只不过是书生气过重缺少圆滑而已。随着在日本生活时间的推移，年龄的增长，白滢对人生有了一些新的认识。近几年，她不再顾影自怜，心境平和多了，一向严肃、愁眉锁眼的脸上多了些许笑容。她不再感叹失落，不再为过去的辉煌而耿耿于怀，而是潇洒开朗地劝解别人：中国少了我们不会觉得少，日本多了我们也不会觉得多，不要把我们自己想得那么重要，其实我们在哪里都是无足轻重的。尽管她心理平衡了很多，但还是为曲高和寡、知音难求而遗憾，她仍不忍耐她认为俗不可耐、废话连篇、水平只够看大众电影的同胞同事。所以她的朋友圈很小，她的口头禅是：宁缺毋滥。对日本人，她更是连表面功夫也懒得下。
一位日本老师对白滢说：“您这么有水平的老师能来我们大学教汉语，我们真是感到如虎添翼。”白滢听了不领情地跟晓茵说：“日本人用我们还不是为了做广告，他们心里巴不得我们中国人都滚蛋呢，所谓同行是冤家，他们怕我们抢了他们的饭碗才是真的。你以为他们只是保护他们的大葱大蒜市场吗？各行各业都一样啊。”
雪梅见白滢今天还是穿一身黑，跟她开着玩笑：“这么敏感的人怎么没有季节感？春天了，该换季了！”白滢喜欢黑色衣服，一年四季的服装几乎都是黑色。晓茵问她丈夫是否还很忙，白滢“哼”了一声，抱怨她丈夫一纸合同如同卖身契把自己卖给了公司。
他们正寒暄着，高欣亚到了。
高欣亚是八十年代中期来日本留学的。他从本科念到博士，本科学日本文学，硕士博士读语言学，算上他刚来时读的一年语言学校，整整十年寒窗。
高老师娶了个日本老婆，有两个女儿。雪梅问他为何没带夫人来，他说：“带她来麻烦，她累我也累，总得给她翻译。反正她这几天忙，我的大女儿上高中，二女儿上初中，她们忙着买校服什么的呢。”
这个小团体从未有禁令不许带日本人配偶，但有日本人配偶者都不带，因为大家都不想说日语，有一个日本人的话也得说日语，无法尽兴。况且，有时大家免不了发发日本人的牢骚，抨击一下日本的政治家什么的，有日本人在的话难免有点儿投鼠忌器。
最后到的是宋敬东。他是雪梅刚到日本时认识的朋友，在一家贸易公司负责汽车出口业务，刚休假回来。他妻子也教汉语，今天因感冒怕传染给大家自觉地不来凑热闹。
他们去的是一家墨西哥饭店，离车站很近。刚开门，只有一桌客人。他们在禁烟席的一张桌旁坐下。
刘志勋声明他今天请客。因为原计划是在他家吃饭，后来改在外边吃，他们夫妻觉得按理他们该负担这顿饭。但是大家都坚持AA制，晓茵帮着打圆场，“一会儿让他们请水果点心茶。”大家齐声说“好”。在日本住久了，大家随了日本各付各账的习俗。刚来时觉得别扭，后来慢慢觉得AA制也不错，轻松，互不欠人情。
这帮人来日本的时间都已十几年二十几年。
年龄上相差十几岁二十几岁会有代沟，在国外生活时间的长短也形成了一种代沟。大家都觉得与自己出来的时间差不多的人比较容易产生共识；与新来的，或来了没几年的人在为人处事上常有互相不能理解、不融洽之处。这虽不是绝对的，却有一定的普遍性。八十年代中期前后，国内的变化还不算太大，那前后出来的许多人的思想还保留着那个时代的一些观念；另外，在国外时间越久，吸收学习到的异邦文化就越多，思想行为的变化也越大。
他们的饭菜上来的时候，饭店已座无虚席。
第二部分 为儿寻父边缘人（2）
白滢环视着周围的桌子道：“又不是周末，怎么这么多人？”
高欣亚道：“对妇女来说，天天都是周末。”
大家仔细一看果然几乎都是女人，有的还带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