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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 高：这一份汇报材料，比较实在地记录了我当时的一些言论，至少没有恶意地断章取义，妄加罪名，这在当时就算难得了。文革爆发以后，我又一次大量咯血，被送到场部医院。在那里，我听到了一些文革的信息。文革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首当其冲的又是文艺界，这不能不引起我的震惊、关注、思考和猜测，我虽然被禁闭在劳改农场，仍然密切地注视着国家的政治变动，因为这首先关联着我个人的命运。坦白地说，每当我听到文艺界一批批的人被打倒，被揪斗，而许多人就是在反胡风运动和反右运动中猛烈斗争我的人时，我的感情是复杂的，禁不住要发出几声慨叹。
李 辉：一九六六年初你们怎么收听“美国之音”？当时不怕被揭发吗？
杜 高：这是很富戏剧性的一个现象。劳教队是不允许带收音机的，谁也没有收音机。但早晨出工的路上或在田野里干活时，却常常传播一些外面世界的惊人的新消息。如彭真市长被揪斗了，公安部长罗瑞卿是反党分子，国家主席和党的总书记组织了一个反党司令部等等。据说消息是“美国之音”播出的。是谁收听到的，是谁第一个传出来的，谁也不知道，也没人打听，反正各种消息就这样传开了。右派队里有能人，有的人找来几个小零件自己就可以攒一个很简陋的收音机，也许就是用它在半夜或清晨偶尔收听到了“美国之音”。
这个现象表明，被囚禁被隔离的人们多么渴望知道外面世界的变化，而人们又总是用自己所具有的能力和智慧来冲破禁锢，绝对的封锁是困难的。
李 辉：从一九六九年的“汇报”看，你在这时还经常发表对现状不满的言论。为什么？
杜 高：这些“汇报”是不准确的，写这些材料的人有各种不同动机，多数是为着表现自己靠拢政府，改造有进步。经常是抓住听到的只言片语，加以夸大或上纲上线，所以这些材料不能反映一个人的真实的思想状态。
一九六九年是我劳动教养的第十二个年头，在这漫长的岁月里，我不但因为长期患病得不到治疗身体已经极度衰弱，而且因为政治前途的无望和人生前景的迷茫整个精神世界也已濒于崩溃，我早已不是十多年前那个爱发议论的青年了。一九六九年初秋又因为一次在水渠劳动，浸泡在深水里患了急性肺炎，我又开始咯血。长期的缺乏营养和半饥饿的状态使我感到自己已无力再熬过这个冬天了。在当时的处境中对死亡并不怎么感到恐怖，但求生的本能还是使我迫切渴望尽早解除教养，恢复自由。到了这时候，我只有不断地向毛主席悔罪，发誓永远按照他的言论来说话，绝不允许自己有任何一点其他想法，只求给我一条生路。文革把整个中国文艺界彻底捣毁了，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人民日报》重又批判“二流堂”“小家族”，指出后台老板是刘少奇。我更感到处境危难，所以这时我已不可能有什么敏锐的政治反应，更没有勇气发表什么对现实的不满言论了。
李 辉：最后一份档案是关于你被摘帽并送回原籍的材料，时间已是一九六九年，距你打成右派开始劳教十二年。你自己坦率地讲，这么长的劳教，你认为对自己的思想改造到底是否起到作用？如果有，是哪些？
杜 高：我在前面已经谈到由劳改农场遣送回原籍以后的一般情况。我在长沙街道上做临时工的八、九年虽然是艰难的和贫穷的，但总算安全和自在。这就是因为我经过了十二年的劳教磨难已经是一个饱经风霜，相当懂得政治世故的中年人了。生活逼迫我学会适应那个特殊的政治环境，并且早已懂得在这块土地上生存的第一要义是在政治上保护自己。我时刻意识到周围的革命群众在监视着我，我十分谨慎地活着，夹着尾巴做人，不忘自己是一个罪孽深重的“摘帽右派”，从不敢得意忘形。我兢兢业业地干活，不论居委会派我去挑沙子，挖防空洞，
还是到翻砂厂抬铁水，拖板车送铁块，我都卖力地干，不论一个月给我二十元工钱还是四十元工钱，我都一样感激地收下，从不讨价还价。只要想想过去的十二年在劳改农场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我就再不会有任何物质上的奢求。我悄悄地向有公费医疗待遇的母亲要来一点药品医治我的肺病，我不能让人们知道我患有结核病，我怕失去工作。为了生存，我必须努力学会技术，工业描图或制作教具等等；我后来住在街道盖居民楼的一间堆石灰的小工棚里，在那里建起了一个教具车间。街道干部找我谈话时，我像过去站在监管队长面前那样，唯唯诺诺，把他们当成“无产阶级专政”。问到我的思想时，我会流畅地背诵一段语录再接着汇报。
有一次，户籍警对我说：“革委会的头头说像你这样老老实实的右派，算是改造好了。”
在我的身上再也找不到青年时期的影子了，我变了一个人。
十二年的监禁虽然越来越成为远去的岁月，加上我有意地忘却它，绝不再回想，但它却仍要不时地重现在我的噩梦中，一次次把我惊醒。这使我痛苦不堪，似乎它已埋藏到了我的意识的深处，提醒我不要忘记是一个有罪的人。
一九八○年春天，我五十岁那年，终于有了一个自己的小家。我的妻子温柔地爱着我，我感受到了幸福，但噩梦还是跟随着我。我常常在梦中又回到了劳教队，又看见了监管队长严厉的脸，又宣布延长我的劳教期……我惊恐地大叫，浑身冷汗。妻子叹息着，可怜我。在我结婚半年以后，不知说起一件什么事，我大笑起来。妻子忽然说：“你笑了，这是我第一次看见你真正的笑。”这一次，她哭了起来。
和“小家族”的朋友们相比，我是幸运的。汪明、田庄、罗坚、蔡亮，一个个比我有价值的生命先后化为烟尘，无声地飘逝了。而我还活着。
二十多年来，我，一个渺小的生命，也随着中国社会的巨大变革，艰难地挣脱长期的精神禁锢，一步步地重新找回被迫失去了的自我。
附：留在纸上的苍凉
——整理“杜高档案”随感
？ 李 辉
一
得到“杜高档案”，完全是意外收获。一个人的历史，以这样一种方式，在这样一些泛黄的纸页上具体呈现出来，每次翻阅，都让我感到一阵震撼。
苍凉是挥之难去的感觉。
是在几年前，从北京潘家园旧书摊那里我淘到一大批历史资料，它们都是中国戏剧家协会五十、六十年代的档案材料。它们如何流散出来，又为什么会出现在旧书摊，不得而知，但对于一个偏爱史料的人来说，得到它们却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我相信缘分。
得到它们时，我正在写黄苗子、郁风传和一篇关于“二流堂”始末的文章。在这些档案中间，正好有一部分内容涉及到“二流堂”以及吴祖光和他的所谓“小家族集团”。这些材料，大多是当年专案组整理出来的，包括个人检讨、互相揭发、批判提纲和批判会议记录等。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材料涉及到不少文坛重要人物，如周扬、田汉等，以及某些重要历史事件，如一九六四年的文艺整风等。这样一些特殊年代的遗物，对于研究那段历史，研究档案制度乃至各种特殊文体，显然有着不可取代的作用。难怪有朋友说我挖到了一个“金矿”。
在它们中间，作为个人档案最完整的却是杜高的档案。
与杜高我虽无个人交往，但也不陌生，曾有过数面之交。八十年代从路翎那里，听说过当年杜高与他的渊源关系。一九八五年在胡风追悼会上，我与他见过面。后来写《文坛悲歌——胡风集团冤案始末》，我曾写到反右时戏剧界对吴祖光和以杜高、田庄等为成员的所谓“小家族”的批判。作品发表后，每次见到杜高，他都非常热情，激动地握着我的手表示感谢。我的印象中，他说话总是充满激情，声调高亢，有湖南人的爽朗，对年轻人厚爱有加。
这些年来，接触过不少史料，采访过不少老人，似乎对那一代人受过的苦难早已见怪不怪，甚至有些平淡、麻木了。但是，当在这批资料中发现杜高的完整档案时，我还是被震撼了。一个人的生命历程，居然以这样的形式用这样的一些文字和表格记录下来，实在是莫大的悲哀。
杜高的档案装订成册，厚厚几大摞。它们始于一九五五年反胡风和肃反，历经一九五七年反右和反右后长达十二年的劳改生活，结束于一九六九年文革期间被摘去右派分子帽子并释放回家。历史跨度十多年，几十万字的交代、揭发、外调、批判、总结、评语、结论等，构成了一个庞杂的世界。档案的完整让人惊奇。批判会上的领导人随意写下的小纸条，劳改期间每年必填的表格，都原封不动地按时间顺序装订。得感谢有关工作人员的负责和认真，为一个人、为一个知识分子、为当代中国政治运动史，留下如此难得的一份完整记录，为后人解读历史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甚至是独一无二的文本。
二
“当代中国政治运动史”——我是突然之间写出这个词的。
这些年来，“政治运动”不断地在各类文章中出现，尤其在回忆类的作品中，它已经成为几代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词汇，因为，恐怕没有一个人曾经远离过它，与它毫无关联。不可能。关于历次政治运动的回忆录、研究著作，多年来时有所见，并且出现过一些颇有见地和分量的个案研究专著。但把历次政治运动作为一个整体、作为一个系统来考察、来研究，似乎并不多见。当二十一世纪已经来临、二十世纪已经被视为过去的今天，人们有理由期盼这样的专著问世。
毫无疑问，在历史审视的过程中，最能引起反响的当然是围绕一些重大事件、重要人物而进行的工作。另外，多年的风气和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