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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0年）
（五）平分主义者
在第戎反动派的《秩序报》上出现了这样一段离奇的文章：
“社会主义者在谈到分配土地的时候，答应使穷苦大众得到幸福，这完全是欺骗。我们眼前就有这种实施情况。从前的公社财产在绝大多数地区被分配了。那些有放牧权、通行权的穷人都得到了一份土地，作为私有财产。但是结果怎么样呢？大多数人由于贫困或缺乏远见，把所得的一份土地都变卖了，把地价也花光了，结果比过去更加穷困，因为他们不再有权放牧了。这就是穷苦大众从平分财产的理论中所得到的一切。我们，我们愿意把这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提供给平等主义者考虑。”
这家内容贫乏的报纸把社会主义者看作是平分主义者。但社会主义者恰恰完全相反。他们主张普遍协作，把普遍协作看成是拯救当前弊病的唯一良药，也只有协作才可能解决产生贫困、混乱和内战的各种社会问题。在社会主义者看来，平分土地并不是一剂救药，而只会使贫困和痛苦更加普遍化。在他们看来，分配公共财产似乎是一个会给穷苦大众带来巨大灾难的救急办法，这个办法使他们贫苦的命运更不堪设想，因为他们旧有的公共财产必然会丧失，所有权必然会被剥夺。社会主义者早已预言过这种不幸的事实，而这家无知的报纸却反把这个罪名加在他们头上。有趣的是这家报纸不自觉地在为他们敌手的论点辩护，变成了社会主义理论的拥护者，站到了社会主义的旗帜下，放弃了它自己的家庭和所有权的立场。这是多么严重的失策啊！居然反对个人所有制啦！它的笔怎么没有吓得掉下地？当它在写“由于公共所有制转变成个体所有制，劳动大众比过去更加穷困了”这句话的时候：
由于把一份公有财产改变为私有财产，穷人就变得更穷了。
这是真正纯粹的共产主义。因为逻辑推理是无情的。从公有财产制借来的论据同样可以应用到土地共有化上去。所以私有制是一场灾难；它不可能一会儿是一件好事，一会儿又是一场灾难。如果它是一件好事，那么它在任何情况之下都是一件好事。对分配公共财产来说是如此，对分配其他公共土地来说也是如此。停止公有，就公有财产而言，可以说是变成了当前所有制的试金石。其结果不是谴责这个制度就是为这个制度辩护。如果结果很好，这种制度就合法了；如果结果很坏，这个制度就行不通。制度的维护者自己会作出判断的。分配公共财产造成了可悲的后果也加深了贫困。因此，一般说来，土地私有的必然结果同时产生贫穷和豪富。贫困和富裕，这就是私有制的双重性的公式。
（1850年）
（六）资产阶级报纸
无能为力、信用扫地的资产阶级报纸在选举上也不能起什么作用。永远不要相信资产阶级报纸所说的任何一句话。在每张日报的背后都隐藏着一个资产阶级集团，他们可能是采用暴力的公开敌人或是使用阴谋诡计的隐蔽敌人。
罗思柴尔德有十八亿财产，每天可以把十几个报馆经理、印刷工人和作家送进监狱或者送交检察院。他的豪富造成的同一的贫困可以提供成千上万个饥饿者听他挑选，唉！这些人能在监狱里找到一片面包也许会感到太幸运了。
（1869年）
因为富人现在能够不经过特许就可以发行报纸，《卢瓦尔灯塔》周刊就肯定说政府“恢复了”出版自由。
但是穷人的出版自由却受到了保证金的限制。取消印花税只会加强资本家的垄断，使资本家有可能用较低价格的报纸挤垮穷人的报纸。因为穷人只能在外省发行报纸；每张报纸寄到巴黎要外加四个生丁邮费。
（1869年3月）
《费加罗报》猛烈地攻击第一国际，并且拒绝刊登反驳这些谎言的文章。这就是资本垄断的报纸。过高的保证金、印花税、邮资，保证有钱人可以诬蔑、诽谤、逍遥法外。穷人被堵住了嘴，不得不哑口无言地忍受攻击。
（1870年6月）
（七）圣西门主义者。文化人信贷
安凡丹①向圣西门主义者建议成立一个文化人信贷社，把所有思想工作者组织起来，听命于、服务于金融封建统治。学者、作家、艺术家等等，都发给股票，根据他们的才能评定他们可抵押的钱数，可以预支和借贷。用这种方法，人们将消灭文化人的失业，使他们的思想转到资本的旗帜之下，使魔鬼变成天使。智慧将成为金融界的助手和仆从，不再是它最可怕的敌人。
①巴特尔米·普罗斯比尔·安凡丹（Barthélemy Prosper Enfantin，1796—1864年）：乌托邦主义者，圣西门的信徒。圣西门学派的领袖。在他的领导下，圣西门主义堕落为一个宗教学派。
圣西门主义者认为这个建议不切实际，拒绝进行试验。他们自己猜测到会有一些人反对，这样就不可能达到目的。那些人后来都成了反对者，而没有任何参加者。
（1863年3月）
（八）资本向革命宣战
1866年4月1日《两个世界杂志》刊登埃·福尔卡德（E．For－cade）的一篇政治评论：
……1851年以后，法国的工业和财政活动可以代替它过去的政治活动。许多旧有的铁路公司需要恢复，铁路网需要继续修建，需要完成大部分公共企业，需要发展生产，所有这一切都对资本大大有利。此外，在共和国的动乱时期，由于厉行节约，资本积累已经大大增加了。
这是多么明确的招供！共和国时期，资本逃到阿旺丹山上去了，使法国陷于失业、贫困和饥饿的境地。资本不但没有损失。反而增加了积累。资本象平时一样向劳动征收了什一税，霸占了人民的血汗果实，并且把它抽出去不让它流通。这一部分剩余，这一部分预先提取的收入就不再流动，除非能够换得新的利润。资本家宁愿把这部分收入保存起来而不愿把它投入生产，尽管这样会减少他们自己的收益，他们宁愿饿死劳动人民，迫使他们投降。你们进行革命，而资本却在敌人手中，资本的呼声是：你们不做奴隶，就得死亡！
（1866年4月）
（九）杀害婴儿和它的原因：上帝和资本
杀害婴儿有两个原因：资本造成了一些穷人，使穷人的女儿找不到丈夫；教会无情地摧残没有结婚的母亲。
有钱的女子能在求婚者中间进行挑选。穷人的女儿无人问津。每个女子都有一颗心。但是，对于有钱人的女儿来说，做母亲是光荣；对于穷人的女儿来说，做母亲是耻辱。这种情况是现行秩序所造成的。
上帝和资本联合起来消灭没有结婚就作母亲的女子。资本夺走她的面包；上帝夺走她的荣誉。婴儿就死在他们手里；母亲急得发狂。这样的被害者有几百万啊！
这两个杀人犯怎么样了呢？他们在那儿呢？一个在王宫的宝座上，另一个则在教堂的祭坛上。正直的人们对这些恶魔会没有不共戴天的仇恨！
（1867年）
（十）演讲稿
公民们：
我要发言，痛苦的怀疑纠缠着我的思想，使我无法沉默。在谈到有关人民大众的事业时，忠诚老实是最应尽的义务之一，口是心非这个恶习，现时成了真正的罪恶。因为，纯朴忠实的人民不能防备阴谋诡计，他们的好心善意使他们容易受人欺骗。因此，我要在这里清楚而坦率地谈出我的全部思想，我希望任何人都不要中途阻止我的演说，此外，我的强烈攻击只会对阴谋诡计不利，只会揭露他们的本来面目。
……合作是一个奇怪的新事物，是一个混血儿，它一半是蒲鲁东①，一半是马尔萨斯②，或者不如说骨和肉是马尔萨斯的，只有一些头发是蒲鲁东的。人们到处得意洋洋地贩卖这个偶像，泪盈眼框，高声欢呼：“好消息！这是真正的、美好的社会主义！坏的社会主义已经死亡了。它的罪恶杀死了它。人民对它喊道：不中用的东西！于是就抛弃了他们过去的错误观点。人民否定了他们1848年的过火行为，甚至后悔1848年把‘协作’一词扔进了垃圾堆来惩罚他们过去的罪行。他们用‘合作’这个朴实的词来代替‘协作’这个罪恶的词，‘合作’这个词排除一切羁绊的思想，只容许一点束缚的概念，因此更符合于他们谦虚的愿望。这是多么高尚而优秀的下层阶级啊！”
①比埃尔·约瑟夫·蒲鲁东（Pierre Joseph Proudhon，1809—1865年）：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创始人之一。他尤其是以他的著作《什么是财产？》一书而闻名，在这本书里，他宣布“财产就是盗窃”。在他主要的经济著作《贫困的哲学》一书中，充分暴露了他反科学的乌托邦的社会思想的特点。为了驳斥蒲鲁东这本书，马克思写了一本《哲学的贫困》，批判了蒲鲁东的反动思想。
他为实现不经过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改革”而斗争。1848年革命时期，他抱着怀疑态度。一般说来，动摇不定、犹豫不决构成了他的文学生涯和政治活动的特色。
②马尔萨斯（Malthus，1766—1836年）：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英国圣公会牧师，劳动人民的公开敌人。他认为劳动阶级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穷困不堪是人口增长的结果。根据马尔萨斯反科学的反动理论，人口倾向按几何级数增长，而生活资料只能按数学级数增长。
布朗基在谈到马尔萨斯时，指的是一般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
错了，先生们！人民什么都没否定，什么都没抛弃，也没有把任何东西扔进阴沟里去。只不过是1848年的社会主义受到了排斥而已，但决不是受到人们的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