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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里昂工人的第二次起义和它对法国其他城市的影响（4月13日和14日的巴黎起义和它的悲惨结局，特朗斯诺南街的大屠杀），这一系列历史事件只能更加增强布朗基的革命信念。
1832年，布朗基和苏珊恩·阿美利·塞尔（Suzanne－Amélie Serre）结了婚。但是幸福的家庭生活并没有妨碍他的社会活动。1835年，在他的积极参加下成立了秘密团体“家族社”，它的纲领中不仅提出了政治目标，而且还提出了社会目标。
“家族社”成员在路尔西那大街一百十三号制造炸药准备起义。1836年3月由于有人告密，警察当局发现了这个组织，逮捕了它的二十四个成员，其中包括布朗基。由于他参加了所谓“炸药事件”的密谋，1836年10月23日，被判处两年监禁，二千法郎罚款。他被送进了丰特夫罗尔中央监狱（曼恩—卢瓦尔省）。
1837年5月8日，奥尔良公爵结婚，颁布了大赦令，布朗基被释放了，但是把他送到逢土瓦兹地区受警察管制。他和他的全家定居在风景如画的瓦兹河边的让西村。在让西的这一时期是布朗基一生中最平静的时期。就是在这里，他仍然不断考虑国内大事和怎样建立人民政权。他认为成功的重要条件是建立一个团结一致、纪律严格的密谋者的核心。1837年，他创立了一个新的组织——“四季社”来代替“家族社”，这个组织的领导人有布朗基、巴尔贝斯（Barbès）①和马丁－贝纳尔（Martin－Bernard）。
①阿尔芒·巴尔贝斯（1809—1870年）法国小资产阶级革命家。他曾同布朗基一起成立秘密革命社团，“家族社”和“四季社”，领导过1839年5月12日的起义。在1848年革命初期，担任“革命俱乐部”主席，被选入国民议会。在这个时期，巴尔贝斯站在临时政府方面，他的政治立场向右转，开始接近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布朗基和巴尔贝斯由于原则性的立场不同而发生冲突，使得巴尔贝斯越来越嫉忌布朗基的威信。——译者
1839年，布朗基认为发动起义的大好时机已到。这一年，经济危机进入了激化阶段，广大人民更趋贫困，失业现象日益增加。政治危机进一步加深了经济危机；下议院已经解散；内阁总理摩莱（Molé）辞职。路易·菲力浦未能组成新内阁。巴黎的人民激愤起来。
1839年初，布朗基回到巴黎。当时，密谋者们认为发动武装起义，推翻君主政府，建立革命政府的时机已经来临。可是缺乏武器，他们决定发动起义时，夺取军械局的武器。起义的日期定于5月12日，因为那天举行的赛马可能会转移市区警察和部分资产阶级的注意，市政厅的防卫工作将会放松。到了预定日期，五百多武装革命者聚集在圣德尼街和圣马丁街，在布朗基发出信号后，进占了市政厅。但他们很快就被国王的军队包围起来。一场力量悬殊的战斗持续两天多，起义终于被镇压下去了。巴尔贝斯受伤被捕；布朗基侥倖脱逃。但在10月14日，当他准备乘马车去瑞士时不幸被捕。在1840年1月受审时，他拒不招认，被判死刑后同巴尔贝斯一样减为无期徒刑。他被送到圣米歇耳山监狱，这监狱是法国最黑暗的监狱之一，它是矗立在岩石上的一座庞大的石头建筑物，和岩石混成一体。这座古老的修道院，从十七世纪末才成为监狱。
七个月以前，巴尔贝斯、马丁－贝纳尔、德耳萨德（Delsade）和其他一些人曾被关进圣米歇耳山监狱。这个监狱的管理制度是可怕的：铁镣、拷打、苦刑、狱吏的辱骂、肮脏、虱子，这一切痛苦和折磨使一些人自杀，使另一些人发疯。布朗基立刻准备越狱逃跑。
在动身去圣米歇耳山监狱之前，布朗基已经约定他的妻子迁往离监狱不远的地方居住，但她由于病魔缠身，一直不能实现这个计划。在整整一年的时间里，布朗基等待着她的病愈。苏珊恩·阿美利却不幸于1841年1月31日去世，当时她不过二十六岁。这个噩耗给布朗基带来了严重的打击。他自己也承认，在好几年中，他每天都念念不忘他的妻子。布朗基的儿子在外婆家接受了宗教教育，这种教育使他后来反对自己的父亲。
越狱工作在布朗基母亲的参与下，经过长时间的准备之后，布朗基、巴尔贝斯、马丁－贝纳尔、于贝准备逃走。但这个计划最后遭到了失败，监狱的看管比过去更严了。
监狱恶劣的生活条件威胁着本来就很虚弱的布朗基的健康。1844年，布朗基被监禁在圣米歇耳山监狱四年以后，被转移到图尔监狱，不久送进了医院，在那里仍然受到严密的监视。而其他起义者则被转移到别的监狱。当医生诊断布朗基的病已不可救药时，路易·菲力浦在1844年12月6日对他宣布特赦。但是布朗基坚决拒绝接受国王的恩赐。在他12月26日致图尔市长的一封措词激烈的信中，他曾公开地作了这样的表示。他留在医院里，卧床二十个月。直到1845年10月，才能起床，并逐渐恢复健康。在图尔医院期间，许多工人和政治活动家纷纷前来探望。他又和革命人士重新取得了联系。1846年，由于经济危机，图尔市发生了多次暴动，当时有人告发，说当地的共产主义社团是在布朗基的唆使下发起暴动的。因此，布朗基再度入狱。1847年4月26日到29日在布卢瓦进行审判时，由于缺乏证据，布朗基又被放回，重新回到图尔医院。
1848年的二月革命，才解放了他。
2月25日他到达巴黎。许多秘密社团的成员，他的新老拥护者和年轻的革命者，都开始团聚在他的周围，因为在他们心目中，布朗基的名字就是为共和政体而斗争的象征。
就在2月25日，布朗基得知临时政府无视人民群众的要求，竟然拒绝在市政大厅上空悬挂红旗。秘密社团的成员知道这个消息后，感到极大的愤慨，他们都聚集到普腊杜大厅，商讨措施，准备向政府施加压力。当时，成千上万手拿武器的秘密社团的成员和革命青年，准备前去推翻临时政府。而布朗基却以有力而冷静的演说，劝告当时在场的人不要这样做。他主张先看一看临时政府今后的行动，不要鲁莽从事，以免政权落入反革命分子的手里。
同一天晚上，布朗基和德萨米（Dézamy）在普腊杜大厅成立了一个取名为“中央共和社”的俱乐部。从此，布朗基主要就在这里从事他的活动。他成了这个社的主席和思想领导人。每天，布朗基都在“中央共和社”所在的贝热尔街音乐学院礼堂内讲演，向“中央共和社”的成员们讲解当时发生的事件，提出未来的计划，并号召他们行动起来。
在革命的初期，布朗基对工作从来没有放松过。不管是在工人住宅区，还是在俱乐部内部，他都注意发展社员，团结那些忠于革命的人。他不久就对临时政府的政策感到失望。从3月2日起，他一直要求临时政府采取坚决的行动。
布朗基看到人民进行立宪会议的选举在思想上没有作好充分的准备，如果立即进行选举，结果必然会使政权落入反动分子的手里。因此，在3月7日和14日，他在“中央共和社”发表演说，要求推迟原定在4月9日举行的选举；3月17日，他又组织了一次和平的，但给人深刻印象的示威游行，在游行时参加者高呼口号，要求延期举行选举。
法国的阶级斗争日益尖锐。资产阶级完全了解布朗基是他们最危险的一个敌人。反革命当局不遗余力地想消除布朗基对工人群众的影响。他们对他发动了一次诽谤运动，其中最丑恶的攻击是警察当局编造了一本所谓《塔色罗文件》的诽谤性小册子。简单地说，事情的真相是这样的：塔色罗（Taschereau）是一个毫无原则的新闻记者，他毫无区别地效忠于各个不同的政府，在现政府的唆使下，1848年3月31日，他在自己发行的《回顾杂志》第一期上发表了一个文件，题为“×××就1839年5月12日事件向内务部长的招供”。根据这文件，供词是1839年10月22、23、24日招认的，那正是布朗基由于5月12日事件被捕的时期。供词的内容和观点企图使人相信，这一“供词”是布朗基招供的，仿佛是布朗基在同内务部长三次会面中泄漏了“家族社”和“四季社”的秘密，出卖了这两个组织的主要领导人，最后还供出了5月12日示威前的一些情况。这个文件没有人签名，看得出是根据打入秘密组织的特务伪造出来的。发表这个文件的目的显然是要用造谣诬蔑的手段来毁坏布朗基的威信，减少他对革命的影响。4月14日，布朗基发表了《公民奥古斯特·布朗基的公开回答》，上面有他的五十个朋友的联合签名。在这篇文章里布朗基痛斥了《塔色罗》文件编造者的无耻行径，指出这些造谣诬蔑是荒唐无稽的。
我这个衣衫褴褛、遍体鳞伤、衰弱不堪的人，竟被栽上了叛徒的罪名！而路易·菲力浦的走狗反而摇身一变，成了拥护共和国的漂亮蝴蝶，在市政厅的地毯上翩翩起舞…… 市政厅的反动分子们，你们是下流的东西！
四百多个前政治犯联名抗议对布朗基的诬告。这抗议书发表在4月14日《论坛报》和4月15日的《国民报》上。捍卫布朗基的声誉的人中间有德萨米。而布朗基的一位老战友，阿尔芒·巴尔贝斯却站在诽谤者一边。
这一打击是沉重的，然而布朗基并没有因此而停止一天的革命工作。
4月16日，他来到马尔斯广场，工人们正聚集在那里选举国民自卫军的参谋。他们将从那里出发到市政厅去向政府递交请愿书，要求“组织劳动就业，取消人剥削人的制度”。但是，工人们遇到借口“挫败共产主义者阴谋”而动员起来的国民自卫军的阻挡。
4月23日立宪会议选举的结果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