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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决不能让邪气更大的人得势”，批判一开始，王实味没有低头认错。自东汉以来，河南人就颇有“强项”之气。身为河南人的王实味又禀赋了北大的抗争精神，喊出了“绝对民主”的口号。他说，作为人格独立的知识著“必须有至大至刚的硬骨头”。对经典理论的爬梳与对国内国际形势的分析，使他得出惊世骇俗的结论，“托派理论有些地方是正确的”，“中国大革命的失败，共产国际应负责”，“斯大林的人性不可爱”。
正如卡夫卡所说，太阳的光芒市场会被乌鸦的翅膀所掩盖。扑面而来的是对王实味暴风骤雨式的批判。在巨大的压力下，王实味被迫检讨自己错误的根源在于“有浓厚的虚无主义倾向”，“小资产阶级病态的忧郁性”和“极端顽强的自以为是”，并说自己“神经确实有些异状”。然而，随著毛泽东和康生的介入，批判的性质很快发生改变，由“思想错误”变成“敌我问题”。与王实味有交往的同事、朋友陈传纲、王汝琪夫妇和潘芳、宗诤夫妇也被牵连进来。一个“反党五人集团”产生了。一九四二年底，王实味被关押，受到残酷的“逼供信”的审讯。一九四六年，康生亲自作出王实味是“反革命奸细分子”的结论。一九四七年三月，胡宗南军队占领延安。在撤离过程中，保卫部门认为王始终是祸害，因此“根据王的罪恶及表现，实属无法改造，故请示处决批准后，我们于昨夜在兴县将王秘密处死”。
一颗“对于一切被践踏与被欺侮著怀有无上悲悯”的心灵停止了跳动。这不仅仅是一颗心灵停止跳动。我把王实味的被杀看作“前文革时代”的开始。因为王实味的被杀，意味著“思想”可以被定罪，“思想者”可能遭到“秘密处决”的命运。
一九零三年“苏报案”，清廷暴怒，欲凌迟处死章炳麟、邹容。但租界当局坚持依法处理“国是犯”，判决极为轻微。由此给这个“思想狱”的大帝国带来一线生机。“苏报案”下启五四新文化运动，十六年之后，思想狂飙得以突进。中国迈出走向现代社会的第一步。在失控的东方专制主义的真空里，言论与思想的自由在某种制度上得以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与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均有赖于此自由之风。
自由走向自由的反面，最明显的迹象就是一九四二年的“整风”。此前，有苏区“肃反”、“AB团”等一系列事件，所杀者亦不计其数。相比之下，王实味仅仅是一介书生、一个纯粹的思想者。他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反对派，而是马列思想内部的“修正派”及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者。他连“国是犯”的资格都不够，至多算个“党是犯”──而且仅仅是思想、理论意义上的。对这样的一名知识人“秘密处死”，使崇高的理论吞噬了理论的崇高。鲜血流淌，人头落下，祭品摆上，祭礼开始。一旦杀戮被赋予正义性，那么茹毛饮血的狂欢就将在“最现代”的情境中展开。
思想的出格导致生命的终结，对思想者的屠杀则导致整个民族患上了灵魂的“败血症”。理性的谋杀在线性进化的历史观中得到了开脱。王实味的被杀意味著：在此后的半个世纪甚至更长的时间里，“思想”将不再成为“可能”。
王实味与胡风、路翎一样，与陈独秀、瞿秋白一样，是诗人，是软弱的、天真的、敏感的、热情的、悲悯的、忧郁的诗人。诗人注定了要被“历史”所谋杀。诗人是纯粹的反叛者。因此，在革命之初，诗人是阿波罗，赶著马车奔跑；在革命之后，诗人立刻被扔下马车、五马分尸。我想起加缪的预言──“革命首先企图实现了引起革命的反叛精神；然后革命又迫使自己否定反叛精神以更好地肯定自身。”
王实味，这个贫困的农民的儿子，这个辍学的学生，这个爱好文学的青年，这位诗人和思人，我已经很难想象他的相貌与气质了。仅有几张模糊的照片与发黄的书页是不够的。他的惨死，没有引起任何人的关注。那是一个生命比草贱的时代，也是一个凯歌高奏的时代。然而，血不是白流的，它渗透在泥土中，水流中，空气中，越来越浓腥。第一滴、第二滴、第三滴……终于汇集成了“血海飘香”。
巴金声讨几句文革的罪孽就受到了人们普遍的赞扬，这说明半个世纪的困顿之后，思想的疲软和空虚。就问个本身来反思文革时没有任何意义和作用的。文革仅仅是历史链条上的一环。文革是风暴，风暴的前夜，酝酿的过程比风暴本身更加重要。但是，迄今为止，关于“前文革时代”的反思仍没有展开。
加缪说过：“真正反叛的行动只是为了限制暴力的制度，而不是为了使反叛的行动成体系才统一武装自己。一场革命只有当它保证取消死刑的情况下才值得人们为它而死，只有它事先拒绝进行无限期的惩罚的情况下才值得人们为它去坐牢。”拒绝参与历史罪恶并揭露这一罪恶的王实味立即被革命消灭了肉体。至此，革命的暴力化已经无法阻止。一切试图阻止这一“伟大历史进程”的“思想者”都被扫进了“历史垃圾堆”。手段的堕落终于演变成目的的堕落。跳蚤突然以龙种自居。奥斯维辛集中营、古拉格群岛与文化大革命，它们的目的只有一个──让“你们”不再存在。
一个人死去，灵魂死去，思想死去，理想死去，梦死去。一个时代到来，灾难到来，暴虐到来，奴役到来，与梦背道而驰的现实到来。没有人关注那个被杀害的“敌人”，同样也没有人对将要来临的一切作任何的准备。在把他人当作祭品献祭的时候，谁能想到自己就是下一个祭品呢？
杀人如草不闻声，王实味无声无息地被杀害了。与此同时，千山万水之间尸横遍野，革命的车轮滚滚向前。谁也没有意识到，“前文革时代”的序幕已经拉开，喜剧演员们想不扮演悲剧都不行了。
我到了靖国神社
到东京，我想去的第一个地方就是靖国神社。要了解日本的历史与信仰，此处不可不到，尽管这个地名让大多数中国人感到恶心和愤怒。前两年姜文为拍摄电影《鬼子来了》，到过靖国神社参观（参观非参拜也），却遭到国内不少“爱国粪青”之谩骂。这真是一种可悲的“爱国”──连敌人的实际情况都不愿意去了解，又如何能够战胜之？
如今，我亦到了靖国神社，却不怕那些鲁迅所谓之“孱头”们的辱骂。这里是东京市中心除了皇宫之外又一块难得的绿地，且对外开放。粗一看，似乎是一处风景优美的公园，树木间的草地上游弋著大群或白或灰的鸽子，一派和平恬静的气象。然而，仔细一看，每棵树木上都挂著“支那派遣军”或其他侵略军队某某师团某某连队的番号，大都是战友会慰灵的标志。顿时，每棵树木在我的眼中都变得血迹斑斑。我可以理解日本人将死者看作神、使之免受指责的宗教传统，却无法理解日本人只记得自己战死的士兵、而忘记别国被杀害的士兵和平民的“种族区别”的待遇。此种“有意的记忆”和“有意的遗忘”，是日本民族心理的盲点，也正是侵略战争滋生的温床。
靖国神社的大门简洁壮阔，有远古时代人类对上天虔敬的意味。然而，参拜道左右两边对称的两尊碑石下面均是青铜浮雕，其画面是日军在黄海、旅顺、天津、长城、奉天等地作战的场面，越是栩栩如生，越是让我毛骨悚然──在德国根本不可能出现公然宣扬纳粹武功的纪念物。大门口还矗立著日本明治维新先驱、现代日本军队创始人大村益次郎的塑像。此人手持望远镜，昂首向天，披羽织，著草鞋，日式打扮却是西洋思想，即所谓“和魂洋才”也。大村益次郎一八六九年任明治政府兵部大辅，类似于今天的国防部长，创办“招魂社”，实行军事改革。日本人崇拜军事强人的心态，从这尊塑像中亦可窥见。只有作家夏目漱石在小说《三四郎》中咒骂此像云“不如建造一座艺妓的铜像更高明些”。
今天虽然不是重要的祭祀节日，但前来参拜的日本老人和学生依然很多。有的外地人包了数辆旅游大巴，一下子就来了上百人，然后兴高采烈地进入内院参拜。少有哀伤之情，而多张扬之气。内门一侧张贴著一份昔日日军官兵的遗书，每隔一段时间便更换一次。老田翻译说，其内容无非是为天皇献身、为国家尽责之内的陈词滥调，可是许多日本人津津有味地阅读著，且不断点头称是。靖国神社大厅之格局，有点类似于佛教寺庙，只是里面没有泥塑的菩萨而已。也没有具象的牌位，而只有记载在书册上的“灵位”，只有在重要节日的时候才拿出来祭祀。若干甲级战犯的名字也在其中。神社大厅前面，两边都站著穿制服的警察，一般游客可以到达木栅栏处，若向内张望，可以发现里边一层院落是参拜大厅，大厅内密密麻麻跪满了参拜的人群。
如果说神社建筑浸润著的宗教气氛还没有引起我极度的反感，那么神社旁边重新扩张的“游就馆”则让我怒发冲冠。“游就馆”是一座耗费巨资兴建的战争博物馆，一楼乃是各种武器展览，包括日军主力战机、坦克、大炮、地雷、刀枪、军服等。最吸引我的是一枚巨大的自杀性水雷。战争末期，日本为了阻止美军登陆，乃研制此水雷，由军人驾驶直接冲向美军战舰，与之同归于尽。此种做法，与“九一一”事件中驾驶飞机撞向世贸大楼的恐怖分之极其相似。从某种意义上说，日军乃是拉登的老师。在此水雷展品的旁边，还有录音播放设备，游客带上耳机、打开按钮，就可以听到当年志愿驾驶水雷出征的日军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