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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人们便会奋不顾身地去争取并捍卫自由——就好像当年冲破柏林墙的人民一样，就好像发动“玫瑰革命”的格鲁吉亚人民和发动“橙色革命” 的乌克兰人民一样。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会集体性地拒绝自由。那些批评美国将自由“强加”给伊拉克的欧洲人，那些像陈永苗先生那样将主权看得高于人权的貌似正义凛然的文士，其骨子里才是真正的种族主义者。他们潜在的逻辑是：伊拉克人天生就不喜欢自由，或者不配享有自由，他们只能过那种被奴役、被侮辱、被伤害的劣等民族的生活。他们不愿站在渴望自由的大部分伊拉克人民一边，却愿意去拥抱恐怖分子们血腥的面具。他们口口声声说自己尊重伊拉克人的“文化和宗教传统”，却没有料到会有这么多伊拉克人骄傲地走向投票站。
是的，伊拉克人，挺起你们的胸膛来，不要让奴隶的轭再度控制你们！是的，伊拉克人，终有一天，你们可以做到像美国人那样自由地生活、自由地呼吸！其他所有仍然在暴政的奴役下挣扎的人民也一样，终将“因真理得自由”。那时，那些暴虐的恐怖分子和那些为恐怖主义辩护的邪恶思想也将灰飞烟灭。那时，全世界不是“美国化”，而是“自由化”。我对那一天的到来充满希望。
——二零零五年七月二十六日
沐猴而冠的太平天国
——读潘旭澜著《太平杂说》
“重写近代史”乃是“重写现代史”和“重新当代史”的前提，亦是重建当下文化和思想的基础。而要“重写近代史”，不可回避的便是如何评说太平天国、义和团运动等早已被神话的“农民革命”。就在中央电视台热炒电视连续剧《天平天国》的时候，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复旦大学教授潘旭澜所著的《太平杂说》一书。这是小书对太平天国运动作出相当深刻剖析，有意思的是，作者的专业并非历史。该书在正式出版之前，先后在《随笔》、《黄河》等国内一流的文化刊物上连载，在知识界获得好评如潮。结集出版之后，更是不胫而走，洛阳纸贵。潘旭澜以扎实的史料、透彻的分析和流畅的文字，对半个世纪以来塑造出的太平天国是“可歌可泣的农民起义”、是“伟大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的神话，作了一次成功的颠覆——当然，与其说是“颠覆”，不如说是“还原”。在中国，对历史事实的还原甚至比虚构一本宏大的小说还要困难。
潘旭澜在后记中引用“老祖宗”马克思的有关论述，这些论述对太平天国作了尖锐的批评，并揭示出这场所谓“农民起义”的“反动本质”。一八六二年，马克思对太平天国有这样一番论述：“除了改朝换代以外，他们没有给自己提出任何任务……他们给予民众的惊惶比给予统治者的惊惶还要厉害。他们的全部使命，好像仅仅是用丑恶万状的破坏来对立与停滞腐朽，这种破坏没有一点建设工作的苗头。显然，太平军就是中国人的幻想所描述的那个魔鬼的化身。但是，只有在中国才能有这类魔鬼。这类魔鬼是停滞的社会生活的产物。”马克思的这段话让那些教条主义者们哭笑不得。显然，马克思对太平天国的厌恶远远超过了对满清王朝的厌恶。虽然马克思本人是一个喜欢憧憬美好乌托邦的思想家，但连他也完全不认同太平天国的基本理念和主要政策，而愤怒地斥之为“魔鬼”。除了最后一句“只有在中国才能有这类魔鬼”之外，我基本认同马克思的观点——因为这种“魔鬼”不仅中国有，其他国家也有；不仅“停滞社会”有，飞速发展的社会也有。希特勒的纳粹德国（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经济发展最快的西方国家）、波尔布特的红色高棉以及奥马尔的塔利班政权，不都是跟太平天国类似的“魔鬼”吗？
太平天国式的革命，在中国历史上每隔几个皇帝便会上演；洪秀全、杨秀清式的“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大流氓，也都是青出于蓝胜于蓝、“各领风骚三五年”。太平天国虽然号称基督信仰，实际上它更是根植于中国传统之中。当时就有西方传教士专程赴南京观察之，结果他们发现这是一个可怕的异端，所谓的“天王”差不多是一个精神病患者——他居然认为《圣经》记载有误，而篡改七十多处，他哪里可能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呢？他们所信奉的宗教，其实不过是一群无知无识的流氓自己创造出来的“四不像”。历史学家唐德刚在《晚清七十年》中过于突出太平天国的外来宗教因素，遂将其与此前的“农民起义”区隔开来。其实，洪杨更多的是李自成、张献忠的“翻版”，只不过在近代化的背景下他们反而具备了强烈的“反近代化因素”。这群沐猴而冠的流氓们，摧毁一切旧有的文化资源，排斥其他宗教信仰，奴役人民的身体，控制人民的精神，以一种疯狂的意识形态开展独裁统治。这种意识形态产生于极端主义的思维，专门研究流民文化的学者王学泰，对这种极端主义思维方式有过深入的分析：“极端的思维方式是一元的，不能容忍世界和人生的多样性；其运作手段是霸权主义的，是极其粗暴的，是以吃掉属于自己一元之外地一切为目的的。面对复杂的世界和人生，极端主义者只会把它们纳入自己所设计的框架之中，为此不惜削足适履、杀头便冠，没有丝毫的宽容。”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王朝都是依靠暴力和流血建立起来的，太平天国更将暴力和流血发挥到了淋漓尽致、骇人听闻的地步；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王朝为了所谓的“稳定”都会严密控制民众的思想和言论，而太平天国更将紧箍咒直接戴在统治区里每一个臣民的头上。
太平天国实施残酷而虚伪的禁欲主义的意识形态。当然，这种意识形态仅仅针对下层官兵和底层民众。太平天国的诸王和高级官员们，一方面自己大肆修建豪华宫殿、霸占千百民女，另一方面却不准许基层将士和普通老百姓建立自己的家庭、享受正常的夫妻生活。他们建立起比满清王朝还要严密的户籍管理制度，将统治区的人民当作一颗颗的螺丝钉来利用。当然，他们冠冕堂皇的制度只是让基层的军民严格遵守的，他们自己完全可以逍遥法外。以洪秀全为例，定都天京之后，他大兴土木修建了比北京的紫禁城还要大一倍的宫殿，并搜罗数以千计的美女安置其中。他正式册封的妻妾就有一百多人，因为人数太多，干脆以编号称之。唐德刚将其斥之为 “性变态”：“你看他率领号称五十万大军，自武昌乘风破浪攻向南京时，在那个战志飞扬、军书傍午的时刻，我们今日所发现的天王洪秀全总司令在‘龙舟’中所写的谕旨，竟然只有一件严禁随征将士，在御舟之侧偷窥天王‘娘娘’的诏书，奇怪不奇怪呢？”如此一个腐败堕落的家伙，会是一个纯洁的“革命者”吗？“革命”不过是他的招牌而已，他的目标是自己当皇帝。如此一个骄奢淫逸之徒，会是一个虔诚的宗教信徒吗？“宗教”仅仅是他自欺而且欺人的手腕而已，他只有当至高无上的教主的欲望。学者傅国涌说得好：“宗教在洪秀全心目中最多只是造反和控制臣民的工具，他根本没有什么宗教信仰，所谓‘天国’，不过是他一个人的 ‘天国’而已。”叶利钦曾经讽刺说，苏共所宣扬的苏联式的“共产主义制度”，其实仅仅是由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们提前享用的“少数人的共产主义”；与之相似，洪秀全和杨秀清等人则在这个属于“大王”们自己的“天国”里为所欲为，洪杨对部属的生杀予夺的权力甚至超过了满清皇帝。
太平天国究竟有过哪些“德政”呢？其颁布的“天朝田亩制度”从来就没有真正实施过，画饼充饥而已。于是，有学者苦苦搜寻，终于发现太平天国有过“男女平等”、“解放妇女”的丰功伟绩。事实真的如此吗？且来看看洪杨制下妇女的命运：洪秀全在南京修筑宏大如紫禁城的“天王府”之后，本来试图制造一群太监为宫廷服务。但太监制度乃是中国一悠久的文化积淀，非一时可以掌握。不得已，他们只好征召妇女担任宫廷中的服务员兼保镖，于是数以万计的妇女沦为奴隶劳工。一位慕名而来的西方传教士观察到，比起满清王朝的统治区来，太平天国的统治区内色情业更要“繁荣娼盛”若干倍。在江南乡村尤其是在太湖流域的一些市镇，在由太平天国的地方官员和地痞流氓所纠集的枪船武装的操控下，妓船与赌场浑然一体。据史料记载，公元一八六一年秋，在浙江秀水县新省塍镇，从湖州逃来五六百船的难民。这些难民饥寒交迫，挣扎在死亡线上，却没有人去过问。与此同时，近在咫尺的河面上，却停泊着两百余艘妓船，琉璃窗，锦绣帐，萧管声声，昼夜不息。当时，总理“苏福省”民政的“左同检”熊万荃在路过此地时，乡官局请酒看戏。熊氏纵情声色，不仅赏赐唱戏的优伶一百元，而且还花了五百元买了一个妓女。我想，假如那些被蹂躏、被戕害的女子看到后世学者们对太平天国实行“男女平等”、“解放妇女”的政策的溢美之词，一定会唾其面、批其颊的！
太平天国既非“革命”，也并非由农民所领导。太平天国的诸王当中，或为落弟文人，或为帮会头子，或为渴望龙袍加身的土财主，而少有“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的农民。与中国历史上历次“农民起义”一样，其首领大都是“流氓无产者”，农民只是三心二意的参与者，且多出于基层的“被统治者”的地位。因为身处饥荒与苛政的夹缝之中，不造反是死，造反也是死，也就奋不顾身地一博了——这是一种赌博心态，而非“革命自觉”也。因此，与其说太平天国是“农民革命”，不如说它是“流氓豪赌”。流氓最大的梦想就是：杀死王公贵族，让自己成为王公贵族。事实上，攻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