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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一个世纪以来，“爱国”这个词在中国高度政治化了，“爱国”成了一切迫害和镇压的借口，成了愚民教育最强有力的工具。今天，国难降临的时候，也该是我们虚心地、诚恳地、彻底地学习如何“爱国”的时候。
虚拟空间、匿名与邪恶
我发现，网络上的言论比现实生活中的言论还要邪恶。而且，在网络上发言的大多数都是受过高等教育、掌握最先进的资讯方式的年轻一代。这一现象这尤其让我感到悲哀。
当我思考网络上为什么会聚集这么多邪恶言论的时候，发现了一个重要的原因：网络世界是一个虚拟空间，是一个匿名的世界。因为虚拟，就有了游戏的性质；因为虚拟，就不必追求真实。虚拟是一把最佳的保护伞。同时，因为匿名，不用为自己说的话承担任何的责任；因为匿名，可以肆无忌惮地发泄内心的黑暗；因为匿名，可以选择所有非文明的、暴虐的方式说话。匿名者是怯懦者，不敢正视自己的内心肮脏；匿名者是自私者，不愿考虑言辞对他人的伤害。匿名在网络上发言的人，正如“文革”时代混在人群中殴打老师的红卫兵一样，当事过境迁之后，他们竭力回避自己的罪恶，而试图把所有的罪责推到“大家”的身上——既然是“大家”干的。“我”就从容地逃逸了。匿名在网络上发言的人，正如“六·四”时候举起枪口向手无寸铁的民众开枪的士兵一样，他们可以毫无忏悔之心地说：同僚们都开枪了，我也开枪，又不是只有我一个人开枪！更何况军人以服从为天职——这样轻松地就卸下了对真理和人道的承担。
匿名，意味着“法不责众”；匿名，意味着放弃责任；匿名，意味着回避人类自身的尊严。匿名的行为本身，就说明了匿名者对自己说的话毫不自信、对自己内心深处不可抑制的邪恶充满着恐惧。正是出于对匿名者的厌恶，我对李敖、李寒秋、李宪源、阎学通诸君还存有最后一丝敬意——虽然他们说的话已经超越了做人的伦理底线，但他们毕竟留下了自己的真实姓名，这说明他们多多少少还愿意为自己的观点承担责任。
匿名者是一群远离爱、远离勇气的人，是一群没有良知和良能的人。匿名是网络文化的一个显著标志，也是我绝不接受的标志。我不愿意参与网上讨论正是基于这样一个原因。我不会与一个匿名者讨论任何问题——一个连名字也要隐藏起来的人，你怎么可能奢求他真诚呢？孔子说：“名不正，言不顺。”这句话深刻地揭示了网络上那些天女散花般的言论的实质——它们十之八九都是语言垃圾。我一直认为，人是有责任感的动物，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重要一点就是对自身责任的自知。所以，无论在何时何地，我都一如既往地表示：我对自己说过的每一句话、写过的每一个字负道德和法律上的全部责任。而匿名者们却是一群躲藏在网络的黑暗中的老鼠和蝙蝠。
匿名者们高喊战争、歌颂战争、宣扬暴力、崇拜暴力，但是当战争和暴力真正来临的时候，我相信，他们全部都是缩头乌龟——他们连自己言论的责任都不敢承担，怎么可能有“保家为国”的胆量呢？匿名者们无法面对冯·鹿特丹在《在所有民族那里受到谴责和镇压的和平所作的控诉》一文中的追问：“一个士兵怎么能够在这一祈祷中诵读祈祷文呢？当你要想扼住你兄弟的咽喉时，你没有感觉的嘴敢于称他为父亲吗？当上帝的名字由于在你们中间这种暴动而遭受更多的亵渎时，你的名字会变得神圣吗？你祈祷通过大量流血建立你的暴力统治，你的帝国就到来了吗？上帝要和平，而你准备战争，你的意志——在天上以及在人间——实现了吗？你烧掉你兄弟的种籽，并且甚至宁可让它腐烂而不愿从中得到好处，你是每天向上帝祈祷求面包吗？你现时应当用人的嘴说这种话。我们的罪责宽恕了我们，正如我们宽恕了我们的罪人一样，你就急急忙忙去杀害兄弟？你请求在诱惑的危险面前得到保护，同时你却通过你的危险的游戏把兄弟引入这一危险？你要求从恶行中解放出来，而你考虑的却是最严重的灾祸？”
那些一边匿名，一边热衷于战争和暴力的家伙，就如同心灵色情而生理残缺的太监。连一向温和的马丁·路德·金也忍不住斥责他们为“废物”。 马丁·路德·金在一次演讲中说：“我的朋友，我们已经太久地走着所谓可以通行的路，但是这条路无情地把我们越来越深地引入迷误和混乱。历史充满了那些专注于仇恨和暴力的废物。如果我们想要拯救我们的人民和人类的话，那我们就必须选择另一条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当放弃完美的正义的斗争。我们应当为使我们的民族摆脱种族隔离的桎梏而竭尽全力。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允许放弃我们对爱的责任。因为我们虽然反对种族隔离，但是我们必须爱各种种族的人。”诚如马丁·路德·金所说，爱是需要责任感、需要勇气和健全的思考能力的。这些，匿名者们无一具备。
长期以来，网络上的言论一直充满着暴虐和血腥的气味。本来，网络应当给信息不畅通、新闻不自由的现实中中国带来一股清新空气，并进而建构一个平等交流、自由讨论、求同存异、和而不同的文化平台。然而，以上正面的功能远远没有实现，网络却日渐凸显出毛式语言、毛式思维占主导地位的危险情势来。可见，假如我们不在心灵结构和思维方式上来一次脱胎换骨的变异，即使我们能够熟练地运用最先进的科技成果，我们依然是一群生活在石器时代的野蛮人。
当我面对网络上充满邪恶气息的言论的时候，我想起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一个作家的日记》中写过的一段话：“‘只有为之流血的事物才是强有力的！’——无赖汉们仅仅忘记了，并不是那些使人流血的人们证明是强有力的，而是那些为之流血的人们证明是强有力的。而这，恰恰是这，是世上血的规则。”
今天，在我看来，网络是一个黑暗的“狼区”。这里什么都是虚拟的，只有汹涌的邪恶不是虚拟的。邪恶是如此地真实，当我坐在电脑前面的时候，我分明感觉到了、倾听到了恶狼们那阴险的喘息声。
回避不是最好的办法——并不因为你回避了，这些铺天盖地的邪恶就不存在了。我认为，我们每一个有良知的文化人必须从当下开始努力，致力于把“狼区”改变成“人区”，。让我们像基尔施说的那样开始吧：“我们想要把狼区创造成如兄弟般友好，我们的目光点燃了对某些事物的信仰。”
真理、非暴力与我们当下的生活
恐怖事件发生之后，古巴、利比亚、北韩、伊拉克等美国的宿敌先后发电表示对死难者沉痛哀悼。而我们的某些“正义之士”却一相情愿地欢欣鼓舞——因为这次恐怖事件为这些“深受美国压迫”的民族和国家“讨回了正义”。两相对照，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讽刺。
在我们幸灾乐祸的时候，我们背离了真理。
什么是“真理”？人们各自有各自的理解。在这里，我采用甘地的定义——这次事件，再次显示出“甘地在中国”的必要性和急迫性。
在甘地看来，真理就是非暴力。
什么是真正意义上的非暴力？
甘地说：“非暴力是我们人类所遵循的自然法则，正如暴力是野蛮的动物所遵循的自然法则一样。对于动物这一精神蛰伏于体内，反映出来就是只有体格强壮才能生存这一法则。而人的尊严要求其遵循更高的法则，即服从于精神的力量。”
他又说：“非暴力不是逆来顺受，而是要全身心投入与强权的斗争，是以仁爱同情对待敌人。”
“暴力只是打着解决问题的幌子播下苦痛仇恨的种子，最终落得两败俱伤。非暴力则是用爱来解决所有的难题，最后让敌对双方都走向幸福。”
非暴力的力量究竟有多大？它是柔弱的还是强大的？
甘地说：“非暴力像活动中的镭。无论量多小，它一旦介入肿瘤的生长就将无声、平稳而又永不停息地发挥功效，直至将有病的肌体组织完全转化为健康的组织。同样，一点点非暴力也会微妙无声地发挥效力，并从不知不觉中使整个社会日新月异。”
那么，非暴力的斗争对象是什么？
甘地说：“东西方的暴力往往是东西方文明的差异造成的，其实，非暴力不是要消灭对手而是要把对手变成朋友。非暴力的基本出发点是对一人运用的原则便可用于万物。人类从本质上是相似的，于己可行则人人可行。”
他又说：“真理力量不像暴力那样将对手排斥在问题的解决之外；相反，它重在改变对手，让他参与到问题的解决之中并从中获益，从而使双方共同升华。真理的力量不是把对手看作一个要攻克的敌人，而是一个携手探寻消除争端的至真办法的伙伴。真理的力量不是试图消灭对手，而是要将对手争取到真理的一边，要他弃暗投明。”
“如果一个人不能在人际交往中运用非暴力，那么他就彻头彻尾错了。非暴力如同博爱宽容一样必须从内部做起。”
非暴力的目的性是什么？
甘地说：“不管怎样，非暴力是工具，真理是目标。工具必须触手可及，所以非暴力是我们至高的责任。只要我们注意方法，我们终有一日会达到目标，一旦我们掌握了这一点，最终的胜利势必属于我们。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无论遭受多大的挫折，我们都不会放弃对真理的渴求。”
以上就是甘地一生寻求并用生命来捍卫的真理。这也正是中国人最需要的真理。中国的历史是“成王败寇”的历史，是“枪杆子里出政权”的历史。几千年来，暴力在中国上升为一种信仰、一种对成功具有决定意义的因素。几乎所有的“历史的胜利者”都是暴力的服从者和实施者。尤其是到了二十世纪，暴力更是披上了“马克思主义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