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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思想状态下，我参加了“反右倾”运动。
那年暑假，我们班上的同学高永波回福建老家。返回北大以后，说了许多农村存在的严重问题，转述了他父亲正确而在当时却认为是“右倾”的看法。我立即把他所说的和党中央八届八中全会的精神联系起来，立即把高永波的言论和彭德怀的“右倾”言论相对比，错误地认为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在共青团内的反映，迅速地出了一期专题壁报《听党的话，还是听爸爸的话》，错误地批判了高永波。那时的我，心里实实在在敬佩毛主席的英明正确，庆幸自己紧跟了毛主席，否则政治上也要栽跟头。
紧接着，我们年级被下放到京郊平谷县，配合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就是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并且继续开展我们内部的反右倾斗争。
2007年11月，在18卷集的《曾庆瑞赵遐秋文集》出版的时候，庆瑞和我在《文集》的“前言”里，痛心地写下了这么一段文字：
“庐山会议”后，我们被下放到京郊平谷胡庄，一边忍饥挨饿参加海子水库的重体力劳动，一边声嘶力竭开展极“左”的“反右倾”’运动。出身富农家庭的同班同学邢志恒，一天深夜，在一场闹剧式的批判会上被批判斗争后，留下年轻的妻子和一双年幼的儿女，也留下不再申诉，而且当时也无处申诉的冤屈，跑到邻村南独乐河路边的一棵大槐树上上吊自杀了。我们俩也参与了对他的批判和斗争。这使我们深感有罪的心灵受到了极大的震撼！一个无辜的人为我们时代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之后，当时的北大党委害怕事态扩大，终于召回了自己的学生，我们的“反右倾”运动戛然而止。
确实，邢志恒的自杀，极大地震撼了我。
我深感有罪，创巨痛深！
我的悲剧，在批判邵家基、高永波他们的时候，主导行为的主要是思想，是认识上的错误，而在胡庄批判邢志恒，却是严重的个人主义思想在作祟。
下放到胡庄，我十分吃惊！
1949年到1959年，解放十年了，农民的生活仍在贫困线之下。我们和社员一起，打破了传统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常规，经常夜战。整天干着重体力劳动，每日只能吃上两顿饭，每顿只能喝上稀稀的棒子面粥。当时喝得饱饱的、肚子鼓鼓的，上几趟厕所，肚子就瘪了，而后咕咕叫个不停。夜里，躺在床上，饿得睡不着，就精神会餐。脑海里出现各种各样的食物，北大食堂的饭菜香味，似乎扑面而来，母亲为我做的葱油饼的葱花香味，常常伴我进入梦乡……
胡庄农民的极端贫困，自己的饥饿感受，一下子轰毁了我对三面红旗的信念。那一刻，我想起了彭德怀上书毛主席，想起了高永波和他的父亲。我不再困惑了，不再犹豫了，我否定了我盲目相信的这一切，我后悔莫及。我责问过高永波，是听党的话，还是听爸爸的话。如果爸爸的话符合实际，代表了农民的利益，为什么不能听呢？如果党的某项政策脱离农村实际，是空话，大话，不实之话，又为什么不能批评呢？想到这里，我如释重负，轻松了许多。然而，就在那一刻，我又害怕了起来，在庐山会议上，彭老总不是说了真话而被打成反党集团的首犯吗？那是“前车之鉴”，我该怎么办？——我胆怯了。
在胡庄，班上党小组讨论开展“反右倾”运动的时候，我先是沉默，到了不能不表态的时候，我违心地说了一通拥护开展“反右倾”运动的套话、假话。
就是这套话、假话，让我40多年来，一直深深地自责。
我自责，是因为我也参与了对邢志恒的批判，就是那场批判逼迫他走向了绝路。
“文革”中，在我遭难的日子里，我常想起邢志恒。只有在那时候，我才真切地感受到他的冤屈有多大，我才真正地体会到他的无奈、迷茫和锥心蚀骨的痛苦。
我不会忘记，那是批判邢志恒的第三天，我不能不发言了。我知道，发言、不发言、发什么内容的言，都在表现自己的政治立场，关联着自己的政治前途。发言吧，明明邢志恒所说的，符合农村实际，我怎么说呢？要说，只能说假话。不发言，更是个态度问题，至少是政治立场不鲜明不坚定。那天中午，左思右想，我竟为个人的所谓政治前途，迈错了一步，作出了一个永远也不能原谅自己的抉择——下午，我发言了。
我说了一番连自己也不信服的话。比如，我说，“比，要看怎么比？胡支书（胡庄党支部书记）的母亲胡奶奶说得好！当年抗日战争时期，他们躲在后山洞里，天天盼，月月盼，就盼望有朝一日，天下太平，每天喝上两顿稀粥，那就是天堂的日子了。如今，我们能够一天两顿粥，岂不是实现了农民的梦想吗？”等等，等等。
为了表现自己的“觉悟”，我的发言，调子之高，帽子之大，嗓门之响，结束语里一改批判邵家基时所说的“我提醒……”而用了“我警告…”“我正告……”，俨然是个“斗士”的模样。发完言，我松了口气。
然而，转头看见邢志恒，他耷拉着脑袋，一声不吭，一副任人宰割的可怜的样子，我心酸了，后悔了！我觉得自己很恶心，是个小人，是个欺侮人的小人。我为自己说假话、讲歪理、装腔作势而感到羞耻。
我不会忘记，就在那天午夜，几位男同学叫醒了我们女生，他们焦急地喊着：“邢志恒，不在了！”我惊恐不已，一个不祥的念头闪过我的脑子。那一刻，不容我多想，匆匆穿好衣服，赶到男生住地。全班分了几个小组，分路去找。一路上，我们使劲儿地喊着“邢志恒”、“邢志恒”，随着那穿过夜空的呼喊声，我的心在下沉，下沉……天大亮了，噩耗传来，一位邻村的农民兄弟在南独乐河路边，发现一棵大槐树上吊着一个学生模样的人……
那时的我，欲哭，不敢哭！
那时的我，含泪，不敢流！
我想起了那可怕的批判会，想起了我那可诅咒的发言。
我在想，是我发言中哪句话，哪个说法，“逼”他走向了那棵大槐树的？
那时的我，从心灵深处萌生了有负于他的犯罪感；今日的我，已经认识到，我有罪，参与了“吃”他的“盛宴”。
在“反右倾运动”中，作为人，我的思想，已经在异化了。
我还是要说到鲁迅的《狂人日记》。《狂人日记》里有这样的话：
“你们可以改了，从真心改起！要晓得将来容不得吃人的人，活在世上。”
“你们要不改，自己也会吃尽。即使生得多，也会给真的人除灭了，同猎人打完狼子一样！——同虫子一样！”
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许还有？
救救孩子……（鲁迅：《狂人日记》。《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11月北京第1版，第453、454—455页。）
我，是不是也“可以改了”呢？是不是也要“从真心改起”呢？
毫无疑问，应该。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责任编辑 李晨）
我向胡耀邦说实话·王敏清
1979年冬，我去看望经过文化大革命“洗礼”后再度出山、当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的胡耀邦。
胡耀邦正在办公桌旁看文件，看见我来，亲切地问：
“王敏清！好久没看到你了，你跑到哪儿去了？”
由于我长期做中央领导人的保健工作以及父辈的关系，很多老领导经常见到我，也比较了解我。此时胡耀邦所说“好久没看到你了”，其实才相隔一个月。
我答：“回老家了。”
“回去干什么？”
“我叔父病故了，我去安葬他老人家。我叔父没有孩子。我小时候，他照顾过我，就像自己的儿子一样……”
“村里老百姓生活怎样？”胡耀邦很注意了解民情。
我未加思索地答道：“现在老百姓吃饱了，但吃得还不好，还不如解放前。”
他猛地抬起头，看了看我。
我解释说：“我们老家晋南洪洞一带，历来就是好地方。自然条件好，常年风调雨顺，主要生产小麦和棉花。因此老百姓不缺吃穿，主食都是吃白面，粗粮是喂牲口的。老人们曾说，过去讨饭人吃的都是白面馒头和面条，谁家还专为讨饭的蒸窝窝头？前些年‘文革’时期，不抓生产，老百姓连玉米面也吃不饱。现在抓生产了，老百姓家里有了粮，可以吃饱了。但是政府每年只配给三分之一的白面，大部分还是吃的粗粮呀！”
胡耀邦一边听，一边微微点头。接着又问道：“老百姓反映干部怎么样？”
组织部长是管干部的，胡耀邦关注干部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形象。
我仍然实话实说：“老百姓反映有些干部很坏，坏得还不如国民党保长。”
胡耀邦再次抬起头看着我。
我继续解释说：“老百姓当然不是讲国民党保长好。但保长再坏，我总可以带着老婆孩子闯关东，不受你的气。而现在，一切大小事都掌握在干部手中，小到每天派不派你出工，派好活还是派累活；大到孩子上学、外出打工……都由干部喜好而定。谁要得罪了干部，几天不派你出工，你没工分就分不上粮，连饭都吃不上！一些干部什么坏事都干，老百姓只能死受，不敢怒，更不敢言。”
听了我这番话，胡耀邦什么也没说，皱着眉头，深吸了一口气。
我离开胡耀邦住地后，心里觉得这两句话讲得太直率、分量太重了，我有点自责。
自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以来，我所见所闻，总是把党的最高领导人比作“红太阳”、“大救星”；工作上报喜不报忧；任何场合都不得议论领导干部的失误与过错；即便当权者给国家和人民造成极大灾难，也听不得半点批评意见。倘若有哪个“胆大妄为”者敢说实话，提出批评意见，不论是官、是民，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