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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实，结果只能使小说批评变形，引红学走向歧途。
不幸得很，六十年代中期以后至七十年代上半期的小说批评派红学，就徘徊于这样的歧途之中。当时的许多文章，表面看来采取的仍是小说批评的方法，对《红楼梦》思想内容的发掘，不无个人所得，但批评的基调则是用单纯地阐释思想内容代替对作品的艺术分析，用历史的批评淹没美学的批评，用泛政治化的批评取代美学的和历史的批评，用现实政治利益的权衡盖过对作品的客观评价。而且形成一种人云亦云的评红模式，大家不分彼此，都按一个调子做文章，使红学的小说批评完全陷入绝径。本来小说批评派红学与索隐派红学在方法上是互相排斥的，但由于泛政治化的小说批评与索隐派一样，都强调《红楼梦》的政治内容，两者在红学观念上有共同的一面，因此六七十年代一个时期的小说批评，情不自禁地以索隐派为援手，形成了红学发展的错综复杂的局面。政治小说和政治历史小说的提法，如前所述，系创自索隐派，六七十年代的小说批评派红学又接过这一提法，弘扬得比索隐派更加广泛。所以出现了奇怪的红学现象——索隐派在五十年代以后的中国大陆基本上销声匿迹，但索隐派的主要红学观点却一直在流行着，小说批评派红学与索隐派红学一个时期有某种合流的迹象。
笔者并不否定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的小说批评派红学，对《红楼梦》的思想内容的政治层面的发掘，有某些深入之处，有的比单纯从言情的角度看待这部伟大作品要深刻一些。但批评方法的泛政治化，无论如何是不可取的，因为它违背文学的特性，发表的文章和论著越多，越说明小说批评的方法发生了危机，无法以此来代表红学的学术成果。只不过应该说明一点，红学作为世界性的学问，各个地区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当中国大陆的小说批评一个时期走向泛政治化，国外的以及台湾和香港地区的研究者，并没有一起感染此风，他们在坚持正常的小说批评，不时有不乏新意的论著问世。
第三部分：索隐派红学的产生与复活变形的小说批评与红学的歧途（2）
1966年台湾《现代文学》杂志刊载的夏志清的《红楼梦里的爱与怜悯》一文，就是从一个新的角度来探讨《红楼梦》的悲剧本质的文章。王国维以来的小说批评派红学，大都把目光注视到作品中以宝、黛、钗为代表的主要人物的悲剧命运上，但对《红楼梦》悲剧基调的理解则各有不同。
夏志清提出，圣洁的爱即爱餐远胜于一般的爱，怜悯与同情远胜于情欲，是《红楼梦》悲剧冲突的思想基础；而作者曹雪芹则徘徊于怀念红尘和决心解脱红尘的痛苦之间。他主张必须把作品的意义同作者的意向分开，因为《红楼梦》的寓言部分充满了对爱的感情的非难，写实部分则将妨碍爱的东西如贪婪、恨、淫、社会的残暴力量，通过艺术描写蒙上可怖的色彩。爱情和淫欲，在曹雪芹的笔下区别得很清楚，夏志清说，甚至可以概括为一个公式：“陷于粗鄙热情泥沼中的人（贾雨村是一例外，他在寓言设计中的重要性使他有权利最后得到道家的智慧）并不企图解脱自己，而那些人，他们爱情如有达于成熟机会便能严肃地同遁世理想挑战且可能代表着另一种实践（作者的同情使我们能这样希望），而他们被摧毁，以便给道家道德留出地位来。”参见胡文彬、周雷编《海外红学论集》第12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两厢对比之下，更加强了《红楼梦》的悲剧性，同时也提纯了《红楼梦》爱情悲剧的美学价值。因此曹雪芹的不朽之作不同于日本描写宫廷的小说《源氏物语》，贾宝玉不是人们通常所理解的情人。夏志清写道：
同一般人的理解正相反，贾宝玉不是一位伟大的情人，在小说中他的功能主要的也不是做为一位情人。虽然太虚幻境的警幻仙姑很早就事先提出警告，指出性的危机，但他以后的行为，虽然是反正统的，很明显地并未染上淫欲的痕迹。诚然在十几岁时他便同袭人有了性的关系，但是那位死后仍使他念念不忘的爽朗美丽的女孩——晴雯——在死时还悔恨她那些在未曾表明的感情中虚度的年月。假如源氏处于宝玉的地位，他会不仅调戏他自己住的大观园中那些美丽女孩子，而且会贪求贾府中所有美丽妇人和丫头们。宝玉面对一个女孩时的典型感情是崇爱和怜悯——崇拜她表现的神圣之美和理解力，悲悯的是不久她必定被迫屈从于一种婚姻状态和不可免的（如果她能活着）享受贪婪、嫉妒和毒恶之乐，这种神圣之美不久即完全失落，在他的思想中罕有淫欲。同上，第129至第130页。
这样来看待贾宝玉的形象，显然比以往许多文章要深入一步。对国外有的评论家把贾宝玉比做陀斯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卡拉玛佐夫，夏志清先生表示异议，他认为宝玉更像陀氏的另外一个主角，即白痴米希金公爵，理由是：“两个人都处于一个被剥夺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怜悯的爱被判定或被怀疑为白痴（描述这位中国英雄的重要的字是呆和痴）。两个人都发现这个世界的痛苦是不堪负荷的，结果就忍受着阵阵发作的精神错乱和麻木无情。两个人都是同两个女人有关系，而都未能满足她们的期望。米希金公爵作为一个白痴的结束，因为纳斯塔西亚死后，他发现在一个贪婪与淫欲的世界里基督之爱是不会有效的；当贾宝玉最后从其呆痴中脱颖而出时，他已认识了爱情的破产，但很典型地他弃绝世界以担负起一个隐者的无感情。”参见胡文彬、周雷编《海外红学论集》第134页。陀斯妥耶夫斯基比曹雪芹晚生一个世纪，创作活动与文化背景各不相同，但通过比较，我们还是增加了对贾宝玉典型意义的理解。现代的美学观念和比较文学方法的运用，使夏志清先生这篇《红楼梦》论文从语汇到批评角度，都具有新鲜感。
宋淇的《论大观园》刊裁于1972年9月的《明报月刊》，初看似乎是从本文出发的文学考证文章，实际上由典型的小说批评的观念所统领，立论角度新颖，客观上具有文学考证般的说服力。
因为大观园是生活中实有，还是作者虚拟，历来是聚讼最多的红学课题，抓住此一问题详加论证，有助于追溯曹雪芹艺术构思的特点和创作思想。宋淇先生在文章中明确提出：“作者利用大观园来迁就他创造的企图，包括他的理想，并衬托主要人物的性格，配合故事主线和主题的发展，而不是用大观园来记录作者曾见到过的园林。”参见顾平旦编《大观园》第222页，文化艺术出版社1981年版。他说作者的意图是想把大观园变成保护女儿们的堡垒，除宝玉外，一般世俗男子是不能入内的；而这所堡垒的建造，必须有元春其人方能完成，因为要省亲，才需要有一个大观园，正是在这一点上，自传说露出了破绽——曹家历史上从未有过皇妃，当然更不会有皇妃省亲其事。所以大观园本身代表一种理想，理想破灭，悲剧由是发生，宋淇写道：
很多读者对贾家抄家一事发生兴趣，认为这是贾家一败涂地或贾家中落、大观园悲惨下场的根源。其实，抄家只是一个外来因素，犹如地震、天灾、水灾等一样，带来极大的不幸，虽然令人惋惜，但并不能产生深刻的悲剧感。《红楼梦》的悲剧感，与其说来自抄家，不如说来自大观园理想的幻灭，后者才是基本的，前者只不过是雪上加霜而已参见顾平旦编《大观园》第234页，文化艺术出版社1981年版。
第三部分：索隐派红学的产生与复活变形的小说批评与红学的歧途（3）
如果从对贾家的打击来说，放在清中叶的历史背景下，当然抄家一事非比寻常，读者关注是有道理的；但从艺术创作和美学意义上看问题，大观园的衰败和破灭，确具有更深刻的悲剧感，宋淇先生的论断是精辟的，可谓发人所未发。而且他无意中揭示出了《红楼梦》悲剧构成的第三条线索——大观园的兴衰及作者理想的破灭。贾府衰亡和宝、黛、钗爱情及婚姻的悲剧，是另外两条线索，已为许多论者所指出，惟独大观园的兴衰这第三条线索，过去没有人论及，实为宋淇的独家发明，笔者认为只此一点，就可以看做是对小说批评派红学的贡献。夏志清在《红楼梦里的爱与怜悯》中，也曾注意到大观园的特殊作用，他说这个园子是为元春所建，贾府的孩子们住进去也是元春之命，她要他们能享受她在宫闱中被夺去的那种友情与温暖，因此大观园可以象征地被看做受惊恐的少男少女们的天堂，后来在大观园里拾到了绣春囊，就像蛇进入伊甸园一样，亚当和夏娃不得不由天堂下落到人间，于是大观园迎来了末日参见胡文彬、周雷编《海外红学论集》第13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这些分析与宋淇的看法甚为相合，但宋淇更重视内证，从书中情节发展的内在逻辑中推导出必然的悲剧结局，立论的说服力更强宋淇后来又撰有《论怡红院总一园之首》一文，进一步论述怡红院在大观园的悲剧中的作用，可视作《论大观园》的续篇，载香港《中报月刊》1980年第6期，可参阅。。
余英时的《红楼梦的两个世界》，在红学观念上直承宋淇的《论大观园》，刊载于1974年第二期《香港中文大学学报》，发表后反响热烈，可以说是七十年代上半期最重要的红学文章。所谓‘两个世界’，是指理想的世界和现实的世界，在书中就是大观园的世界和大观园以外的世界。曹雪芹用清与浊、情与淫、假与真，以及风月宝鉴的反面与正面，来象征两个世界的不同。问题是大观园这个女孩子们聚居的理想世界是否真正干净？余英时先生的回答是肯定的，他说：“原则上曹雪芹在大观园中是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