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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据学在清代达到全盛，和康熙、雍正、乾隆统治时期在大兴文字狱的同时，通过设博学鸿词、开四库馆牢笼知识分子的文化政策有关，学者们沉潜古义，以处为出，既有益于学术，又可以自保。如章太炎所说：“近世为朴学者，其善三：明徵定保，远于欺诈；先难后得，远于徼幸；习劳思善，远于媮惰。故其学不应世尚，多悃愊寡尤之士也。”《检论》卷四：《学隐》，《章太炎全集》（三）第48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但另一方面，以考据为其特征的清代汉学，又是直承宋明理学和晚明的蹈空之心学末流而来，虽然是以反叛的形式出现的，却是中国学术发展之必然。早在明朝的嘉、万年间，陈第撰《毛诗古音考》，便一反宋儒作风，提出“本证”、“旁证”的原则。参看谢国桢：《明末清初的学风》第41页，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这之前，杨慎著《丹铅总录》及《升庵内外集》，也以考证事物见长，随后又有陈耀文的《正杨》、《翼杨》等书，继续加以辨证，开了考证学的先河参看谢国桢：《明末清初的学风》第41页，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至顾炎武则进一步发挥之，所谓“亭林之学，成于责实”（包世臣语），终于为专门汉学的兴起准备下坚实的地基。只是到了后来，繁琐日甚，始于考据，止于考据，完全丢弃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倡导的经世致用的传统，把考据和义理对立起来，这已是汉学的末流了。同时代人章学诚已发为抗议，批评当时的风气“徵实太多，发挥太少，有如桑蚕食叶而不能抽丝”《章氏遗书》卷九：《与汪龙庄书》第82页，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显然单纯的汉学已不能满足我国学术发展的需要。回过头来看，还是戴震和章学诚的态度和方法比较允当，既纠正了宋明儒末流的凿空之弊，又避免走向考证就是一切的极端，将义理、考据、词章结合起来据段玉裁《戴东原先生年谱》披露，戴震开始认为：“天下有义理之源，有考核之源，有文章之源，吾于三者皆庶得其源。”后来又说：“义理即考核、文章二者之源也。”这一转变，说明戴氏学术思想是义理、考核、文章三者并重，而尤突出义理的地位。见《戴震集》附录三，第486页，中华书局1985年版。，兼顾并用，实为中国学术的优秀传统，今天仍值得弘扬。
章炳麟把清儒治学原则归纳为六点：一、审名实；二、重佐证；三、戒妄牵；四、守凡例；五、断情感；六、汰华辞。《太炎文录初编·文录》卷一：《说林下》。这六点既是考据的原则，又是考据的方法，对学术研究具有普遍意义。广义地说，文史各学科均离不开考证，并不是只有研究《红楼梦》才需要。那末，为什么还要说红学之为红学与考证有关呢？问题在于，《红楼梦》不是一般的作品，我们前面指出的诸种特殊性，特别是成书过程的复杂性，使得红学考证显得格外必要。研究问题的前提条件是弄清楚对象的性质，如果《红楼梦》是谁写的，哪些出自曹雪芹之手，哪些是后人妄改，何者为脂批，何者为正文，前八十回和后四十回有哪些异同，这些基本问题不分辨清楚，红学就失去了稳定的对象，一门学科的形成便无可能。另外几部古典文学名著虽然也存在类似问题，如《金瓶梅》的作者问题迄无定论，《水浒》的成书过程也相当复杂，但情形都不像《红楼梦》这样严重。而解决这些问题，就须借助于考证。胡适在《红楼梦考证》中说的：“我们只须根据可靠的版本与可靠的材料，考定这书的著者究竟是谁，著者的事迹家世，著书的年代，这书曾有何种不同的本子，这些本子的来历如何。这些问题乃是《红楼梦》考证的正当范围。”胡适：《中国章回小说考证》第189页至190页，上海书店1980年复印本。现在看来，胡适这些话并没有错，至于他的具体结论是否正确，方法上存在哪些毛病，是另外的问题，下面几章我要具体谈到。
胡适的《红楼梦考证》写于1921年，依时间而论，比蔡元培发表《石头记索隐》晚了四五年，蔡元培《石头记索隐》载1916年《小说月报》第7卷第1—6期，1917年9月商务印书馆铅印本。但索隐派红学没有考证派红学的攻伐则影响不彰，所以真正的红学——成为一门学问的红学——应从胡、蔡论战算起潘重规先生在《红学六十年》一文说：“我认为自从民国六年，蔡元培先生刊行了《石头记索隐》一书，引起和胡适之先生的论战。胡先生写的《红楼梦考证》，的确和清儒治经方法非常相似。而且经论战以后，引起全世界学人的重视。因此不断地搜求新资料，发掘新问题，造成了红学辉煌的时代。所以我认为真正的红学，应该从蔡、胡两先生开始。”按潘说极是。详见潘著《红学六十年》第1页，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74年版。。从那以后，红学长时间都是考证派的天下。一些学者为红学所吸引，许多治文史的人关心红学，大都是红学考证的影响所致，因为考证容易引起人们的学术兴趣。研究其他古典文学作品固然也需要考证，但没有像《红楼梦》运用得这样集中，形成一种引人注目的独特的研究方法。考证的语言跟一般的论述不同。我们读俞平伯考证《红楼梦》的一些文章，或者看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那是另一番笔墨，另一番特色，另一番心思。考证文章如写得好，很有味道，本身就有欣赏价值。我认为考证对于使《红楼梦》研究成为一门专门学问，有功不可没的贡献。
第一部分：《红楼梦》与百年中国一书以名学的缘由（5）
写到这里，不妨向读者介绍一下前不久发生的一场关于什么是红学的争论。争论是由周汝昌先生引起的。他在《什么是红学》一文中谈到：“红学显然是关于《红楼梦》的学问，然而我说研究《红楼梦》的学问却不一定都是红学。为什么这样说呢？我的意思是，红学有它自身的独特性，不能只用一般研究小说的方式、方法、眼光、态度来研究《红楼梦》。如果研究《红楼梦》同研究《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以及《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等小说全然一样，那就无须红学这门学问了。比如说，某个人物性格如何，作家是如何写这个人物的，语言怎样，形象怎样，等等，这都是一般小说学研究的范围。这当然也是非常必要的。可是，在我看来，这些并不是红学研究的范围。红学研究应该有它自己的特定的意义。如果我的这种提法并不十分荒唐的话，那么大家所接触到的相当一部分关于《红楼梦》的文章并不属于红学的范围，而是一般的小说学的范围。”周汝昌：《什么是红学》，载《河北师范大学学报》1982年第3期。观点不谓不明确。一言以蔽之，就是主张相当一部分关于《红楼梦》的文章，如研究作品里的人物形象塑造和语言等等，不属于红学研究的范围。
那么红学研究的范圈都有哪些呢？周先生举出四个方面：一、曹学；二、版本学；三、探佚学；四、脂学。对此，应必诚同志提出异议，认为周先生的观点实际上是把《红楼梦》本身的研究“开除出红学，道理上是讲不通的”。应文发表在《文艺报》1984年第3期，题目是《也谈什么是红学》。接着，周汝昌先生在同年《文艺报》第6期上发表《“红学”与“红楼梦研究”的良好关系》一文，回答应必诚同志的批评，继续申明原来的观点，并提出“红学”和《红楼梦》研究（周先生注明指作品）是两个“既有关联又有区分的名称和概念”，二者应该有所分工。不久，《文艺报》又在同年第8期上刊出赵齐平同志的文章，支持应必诚同志的观点，明确提出：“凡是研究与《红楼梦》有关问题的，都属于红学。”
就争论双方的逻辑归宿来说，周汝昌先生的立论显得过于偏颇，应、赵的批评理由很充分，会得到绝大多数红学研究者的同情。但是，周先生的主张是否也有值得重视之处呢？我说有。这就是周先生看到了红学考证对红学这门学问的形成具有不容忽视的作用。他说的曹学也好，版本学也好，探佚学也好，脂学也好，都是红学考证的重点范围，正是这些方面的发现、阐发、辩难、争吵，吸引了包括第一流学者在内的大批《红楼梦》爱好者的注意。如果周先生改变一下提出问题的角度和立论方法，说研究曹雪芹的家世、《红楼梦》的版本、探讨雪芹原著和后来续书的异同及脂批，对历史上的红学能够成为一门专门学问，具有重要意义，甚而说如果离开了对这几个方面的研究，红学能否成为红学也值得怀疑，则完全指的是红学形成的历史情况，就不是不可以接受。他在答复应必诚同志的文章中写道：“在古典小说名著中，只有《红楼梦》产生了专学，即‘红学’。比方研究《三国演义》、《水浒》、《西游记》等书的，难道是少？可是皆无专学之称，或虽有专学而无专名；或规模、范围、深度广度，皆远近不能与红学相比。这是何故？仅仅从这一点，就该想到：红学之产生并不断发展，定然有不同于其他古典长篇小说之学的特殊原因。”这段话强调“红学之产生并不断发展”的“特殊原因”，也就是认为曹学、版本学、探佚学和脂学对“红学之产生并不断发展”有“特殊”作用，显然指的是红学形成的历史状况。这样就对了，与我前面阐述的观点可谓不谋而合。我向读者介绍这场争论的目的就在这里——意在说明红学考证和红学成为专门学问有直接关系。但是周先生这段话只是行文中对前文的一种不自觉的逻辑修正，论点并没有改变，还是主张曹学、版本学、探佚学、脂学之外的《红楼梦》研究不算红学，不知这可是周先生的初衷。
最后一点，红学之为红学，还因为“五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