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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学。”转引自《钱锺书研究》第一辑“编委笔谈”之郑朝宗先生文第1页，文化艺术出版社1989年版。诚哉斯言，红学可以拿来作证。就红学的发展历史来说，走的是越来越通俗普及的道路。这原没有什么不好。但问题也接踵而至。如果一门学问人人都能谈，不顾场合，开口就谈，这门学问的普及度固然可观，其专学意义和学术价值必随之减弱。何况红学本来有其不确定性的一面，作品内容千头万绪，爱情纠葛、人际矛盾都可以往里面套，其结果很容易把《红楼梦》研究庸俗化。通俗化和庸俗化只有一纸之隔。按通常的看法，重视一门学问，刻意加以宣传，总归是这门学问的殊荣。可是宣传过分，殊荣也会招致殊辱，尊之适足以卑之。红学的命运就是这样，因为操持得太过分，反而害了红学。梁启超说当一个学派在全盛之后，“社会中希附末光者日众，陈陈相因，固已可厌”。这“可厌”二字，足以说明一门显学实已变成俗学。红学是否已到了“可厌”的程度，聪明的红学家冷暖自知，无须我下断语。
还有敷演《红楼梦》的电视系列剧和多集电影的出现，对《红楼梦》的普及有重大作用，可以让无阅读能力的人也来欣赏《红楼梦》，说来真是功德无量之事。但站在学术立场上想想，似乎也不无负面影响。因为人类的艺术杰作选择何种表达形式来完成自己，不仅是艺术家本人的选择，同时是历史的选择，艺术生命力的选择。这些特定的形式有不可变易的一面。比如说离开诗歌这种特定的形式，能够有李白和杜甫吗？莎士比亚如果不选择戏剧的形式，其存在对我们还有什么意义呢？曹雪芹用长篇小说的形式来写作《红楼梦》，这本身就意味着其他形式的《红楼梦》出不了写作《红楼梦》的曹雪芹。就这一点而言，小说《红楼梦》有不可转译的特点。不用说转译成其他艺术形式，就是内容形式都保持不变，只是翻译成汉语以外的其他语种，也无法保持曹雪芹《红楼梦》的原味。更何况把《红楼梦》的文字形象转译为视觉形象，这中间不知有多少美学障碍需要克服。钱锺书先生在论翻译和原作的关系时说：“坏翻译会发生一种消灭原作的功效。拙劣晦涩的译文无形中替作者拒绝读者；他对译本看不下去，就连原作也不想看了。这类翻译不是居间，而是离间，摧毁了读者进一步和原作者直接联系的可能性，扫尽读者的兴趣，同时也破坏原作的名誉。”钱锺书：《林纾的翻译》，见《七缀集》第6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我们电视系列剧和多集影片，作为一种译本，应不属于这种情况，但成败得失究竟如何，似值得探究。
《红楼梦学刊》五十辑，我却说了这样一番话，近乎红学呓语。如果读者把我这番话看做“异兆发悲音”，可是事前不曾想到的。如同《红楼梦学刊》一出十二年我当初不曾想到一样。国际红学会已经开过两次，这有点像“史太君两宴大观园”。如果开第三次，正合“金鸳鸯三宣牙牌令”，我想也一定是一次盛会。
下篇“这鸭头不是丫头”
《红学呓语》上篇写好之后，恰值海峡两岸红楼文化恳谈会在上海举行，我随喜着参加了此项活动。海峡那边来了三十多人，其中不乏研究《红楼梦》以及其他古典小说和中国文学的专家。他们是一支“红楼梦文化之旅”，上海的活动结束后，还将挥师北上，去杭州、过苏州、到南京、下扬州、走燕京，沿着曹雪芹的足迹寻踪探胜。上海的活动，也是以游览青浦大观园、参观红楼文物展览、观赏以《红楼梦》为内容的文艺演出、品尝红楼宴为主，学术研讨不是重心所在。台湾“红楼梦文化之旅”领队康来新教授问我，参加了这样的红楼文化活动，我坚持的学术立场是否有所改变。我说改变倒不一定，但对《红楼梦》的诠释，确可以有多种方式。“红楼梦文化之旅”活动，似乎也可以看做是诠释《红楼梦》的一种尝试，至少有助于古典小说《红楼梦》的普及与传播。走这么一趟之后再来读《红楼梦》，感受会有所不同。
因此我感到有两个《红楼梦》，两种红学。一个《红楼梦》是作为清中叶社会生活的反映的《红楼梦》，它属于十八世纪；另一个是不同时期读者心中眼中的《红楼梦》，它属于今天和明天。后一个《红楼梦》随着读者的参与性阅读而常在常新。两种红学，一种是研究《红楼梦》本文和作者家世生平及版本流变有关问题，另一种是从《红楼梦》和作者的世界中走出来，把《红楼梦》描写的内容作为广泛的中国传统文化现象，特别着重从渊源和影响的角度加以研究。比如红楼建筑、红楼服饰、红楼茶艺、红楼宴饮，以及以《红楼梦》为题材的戏剧、电影、绘画、书法、篆刻、雕塑、陶瓷、编织、刺绣等等，已经成为今天人们文化生活和艺术创作的组成部分，不是承认不承认的问题，而是应该怎样评价，如何看待。光是大观园，现在就有三处，即北京南菜园附近的大观园、河北正定的大观园和上海青浦大观园。正定我没去过，不知具体情形。北京和上海的大观园，建筑都颇见特色，开放以来，游人络绎不绝。《红楼梦》里的大观园，原是曹雪芹的艺术创造，虽有江南园林和北方皇家林苑的蓝本，终是拼凑加工改造过的，绝不是把现实中的某一个真实的花园原封不动地搬入书中。因此研究者说是随园也好，恭王府也好，都不过是一种假设，难免有刻舟求剑之弊。可是如今竟然把生活中并不真实存在的大观园，在生活中复制出来，而且是三处，群众也表示认可，不能不说是对《红楼梦》影响研究的一种补充和创造。
第五部分：红学呓语“食尽鸟投林”（4）
《红楼梦》里成为贾府贵族生活组成部分的饮馔，与其说是物质享受，不如说是一种艺术，以此我曾提出： “想按《红楼梦》里的菜谱进行烹调，甚至准备开一家餐馆，用贾府的菜肴招徕顾客，这样的红学家兼实业家从来不乏其人，但成功者寥寥。原因何在？盖由于《红楼梦》里的饮馔观赏价值每多于实用价值。”请参阅本书第二章第四节“《红楼梦》与民族文化传统”。这话说于1986年，不久，“红楼宴”就在大江南北竞相摆起来了。这次上海红楼文化恳谈会，内容之一就是到上海扬州饭店品尝丰盛的红楼宴。刘姥姥摇头吐舌、口念佛祖，说得“十来只鸡来配”的“茄鲞”虽没进入席面，“姥姥鸽蛋”却使宴席平添气氛。只是熟读《红楼梦》的与会代表到底比刘姥姥聪明，很少有人夹不起鸽子蛋，至于“滑下来滚在地下”的事故，更没有发生。当然刘姥姥的闹剧，是凤姐和鸳鸯一手导演的，为的是“哄着老太太开个心儿”，鸽蛋滑落的事故，说不定是演员的“规定动作”，似乎也不便作为昔日书中人物和今天的读者孰愚孰明的依据。“红楼宴”中另一道菜是“老蚌怀珠”，显然出自前些年所传《废艺斋集稿》中所谓敦敏《瓶湖懋斋记盛》残文，《集稿》真伪固不可知，其中提到的“江南佳味”却再现于二百年后的宴席，信乎红楼文化影响之深也。此外“雪底芹荤”、“宁荣姣龙”、“南酒套鸭”、“粉黛眉酥”、“鸳鸯烧卖”之类，不一定样样都有出典，品其色香味，自是淮扬菜系无异。大观园有主南主北的分野，“红楼宴”则一色江南肴馔，说明《红楼梦》的读者，眼之于物、口之于味，各有取意焉。恰好证实属于今天的《红楼梦》，是随着读者的诠释意向来转移的，离开新的时代的读者参与，谈不上古典作品的新生。
但红楼文化的研究是另外一个问题。《红楼梦》是古典小说的典范，传统文化的结晶，对《红楼梦》的文化意蕴做深入探讨，自是红学发展的题中应有之意，实际上已有不少研究者做出过努力。只是包括上面提到的红楼园林建筑、红楼饮馔在内的红楼梦文化，现在人们注重的不是从学理上加以研究，而是用各种方法进行实施。曹雪芹把生活变成艺术，红楼文化活动又把艺术还原为生活。看来这种还原的努力有逐渐扩大的趋势。台湾电视台的一位记者问我，生活在二十世纪末期却大力传播《红楼梦》描写的十八世纪的文化生活，是否会有负面的作用。上海恳谈会后，我与另外几位朋友赴浙江省平湖县做《红楼梦》演讲，一名师范学校的学生也提出了类似的问题，即《红楼梦》里的文化能不能成为今天的生活准则。我说当然不能以《红楼梦》的文化内容作为我们今天的生活准则，那样就未免可笑了；但《红楼梦》中描写的众多的文化现象，例如不识字的丫鬟却懂得接人待物的分寸感，以及贾宝玉选择恋爱对象不仅重视容貌，尤其重视思想追求上是否志同道合，这些即使到了今天也不无启发意义。第四十回凤姐和鸳鸯导演由刘姥姥演出的闹剧，黛玉笑岔了气，史湘云撑不住喷出一口茶，宝玉滚到贾母怀里，惜春拉着奶妈叫揉揉肠子，读到这里，读者恐怕也要笑倒，可能不会注意在这幅百笑图之后，作者还有重重的收梢之笔，那就是凤姐向刘姥姥解释：“你可别多心，才刚不过大家取乐儿。”鸳鸯更进来道歉，说：“姥姥别恼，我给你老人家赔个不是。”以凤姐之尊、鸳鸯之贵，竟然向一个乡野村妇致歉赔不是，可不是一件小事，甚至比刘姥姥演闹剧本身的分量还要重得多，实际上是对人格尊严的一种补充性肯定。这件事情背后的文化内涵，足可以超越时空而传之久远。
台湾电视记者提出的问题，比较复杂一些，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说得清楚。因为这涉及对清王朝的文化举措和文化生活的总体看法，也涉及对《红楼梦》思想倾向的认识。清朝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王朝，入关以后，中经顺、康、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