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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一个什锦攒心盒子”，“攒盒式样，亦随几之式样，每人一把乌银洋錾自斟壶，一个十锦珐琅杯”。作者的目的主要是写充满雅趣的饮馔方式和款仪，不在饮馔本身，因而究竟怎么吃，谁吃了些什么，只字未提。接着便大写特写热闹非凡的牙牌令，又转到游乐方面了。第七十一回贾母八旬大寿，荣宁二府各开筵宴，宁府请官客，荣府请堂客，然后是各种形式的家宴，前后持续一周，还穿插着观戏等活动，但重点是在渲染排场和礼仪，总离不开文化的内容。想按《红楼梦》里的菜谱进行烹调，甚至准备开一家餐馆，用贾府的菜肴招徕顾客，这样的“红学家”兼实业家从来不乏其人，但成功者寥寥。原因何在？盖由于《红楼梦》里的饮馔观赏价值每多于实用价值。曹雪芹一方面把艺术生活化了，另一方面也把生活艺术化了。谓予不信，刘老老赞不绝口的那种“茄鲞”，哪位依法按料做一个试试？恐怕未必成功。
《红楼梦》中渗透的传统文化的因子，不仅表现在大量的关于文化生活和文化活动的直接描写中，更主要的是书里面的人物集中代表了中国人的文化性格。
中国长期是一宗法社会，以家族为本位，亲亲尊尊，根蒂连结，单独的个人无以立足，只有在人际关系中才能见出性格。《红楼梦》中的各色人物围绕贾府这一封建大家族旋转，纵横捭阖，互相勾连，生出无穷故事。所谓晴为黛影，所谓袭为钗副，既是写人物的一种手法，又是同处一家族环境中人物性格的表现。书中众女子，各代表不同的文化层次，高低、贵贱、雅俗、文野，彼此互为区别。贾家四姐妹，以探春的文化素质最突出，元春、迎春、惜春稍次之，但也不乏优良的教养，只是各有偏长罢了。同是服侍主子的丫鬟，袭人、紫鹃、平儿、鸳鸯，个性互不相同，但性情教养中又有受传统文化熏陶的共同的一面。她们自己不能读书识字，却有一定的文化教养，完全是环境习染所致。即使是雪雁、麝月、莺儿、翠缕、玉钏等小丫头，耳濡目染，也无异于“郑家诗婢”。第六十二回小螺、芳官等几个人斗草，这个说“我有《牡丹亭》上的牡丹花”，那个说“我有《琵琶记》里的枇杷果”，两部戏曲名著的名字脱口而出；第四十六回鸳鸯抗婚，顶撞她嫂子说：“什么‘好话’？宋徽宗的鹰、赵子昂的马，都是好画儿！”这两个例子，足以证明贾府的不识字的丫鬟也有一定文化素养。
第一部分：《红楼梦》与百年中国《红楼梦》与民族文化传统（2）
文化是个大概念，言谈、行为、举止、待人、接物、仪表、服饰，都反映一个人的文化风貌。刘老老误把子儿当做凤姐，不单是看见平儿遍身绫罗，插金戴银，恐怕也和平儿的举止不凡有关。就连与诗书无缘的凤姐，心机、锋芒、手段固然胜人一筹，甚至有撒泼打滚、胡搅恶骂的表演，另一方面也极善处理老幼尊卑各种复杂的关系，反映出封建大族的一定教养。贾母说：“我喜欢他这样，况且他又不是那不知高低的孩子。”贾母说的“高低”，即是指处理人际关系需要掌握的“度”，也就是象征文化教养的“礼”。凤姐的特点，是不知书却能达礼。当然，文化素养最高，不仅在《红楼梦》中出类拔萃，置诸青史亦光辉熠熠的，是宝钗和黛玉。这是两个由古典文化熔铸出来的艺术典型，而又分别代表着礼和诗两个不同的文化流脉。就传统文化的功用来说，诗和礼是统一的，就其表现形式来说，二者又有所不同。《礼记·乐记》写道：“乐由中出，礼自外作。乐由中出故静，礼自外作故文。”前者可为黛玉写照，后者可为宝钗拟形。一个代表艺术精神，一个代表道德精神，共同象征着中国传统文化。贾家被称作“诗礼簪缨之族”，刚好和钗黛两个表现形态不同的文化性格协调起来。
贾宝玉是作为封建礼教的叛逆者在书中出现的，他的思想、性格、言论、行为常常与传统文化格格不入，但他并没有脱离开民族文化的土壤，相反，他的身上溶解着丰富的传统文化的因子。按书中所写，宝玉的故事大都发生在十三至十五岁之间，一个十足的少年，其幼稚之处自不待言，但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宝玉也有相当成熟的一面。例如处理人际关系，他是很自如的，不是搬用什么处世之道，而是已成为一种修养，一种文化性格。他遇事谦让，从不为自己争什么。做诗，总是说自己的不好。对人则充分体谅，不只对女孩子，对兄弟子侄也一视同仁，敬恕有加，不愿因自己的特殊地位给别人造成难堪。第二十四回写宝玉给贾赦请安，邢夫人让至上房，同坐一个坐褥，又用手百般摩挲抚弄宝玉，使贾环看了大不自在，示意贾兰离去。宝玉见此情景也起来告辞，说明他不愿冷落别人。第二十五回贾环故意推翻蜡灯，烫伤了宝玉的脸，王夫人大发雷霆，把赵姨娘和贾环痛骂了一顿。宝玉则说：“有些疼，还不妨事。明儿老太太问，就说是我自己烫的罢了。”表现出忍让克己的特点。第六十六回柳湘莲向宝玉问尤三姐的品行，宝玉说“你既深知，又来问我做什么？”不作正面回答。这些地方，都可以见出宝玉的修养，完全是中国式的为人行事的方法，无疑带有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包括对爱情的执著和在强力面前的无可奈何，不得已便用庄禅解脱自己，也渗透着我们民族文化性格的某些共性。
《红楼梦》中的许多人物，二百年后的今天，仍然能在生活中看到他们的影子，原因就是中国人的文化性格易时相通。想了解中国人和中国文化吗？读《红楼梦》应是最方便的途径。《红楼梦》反映了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是一种成熟的文化形态，对这样的作品进行研究，其学术意义和学科价值自可想见。
《红楼梦》在中国古典文学里面是最富有典范意义的作品，不理解《红楼梦》就不容易理解中国古典文学。中国历史悠久，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仅就文学成就而言，三百篇、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每一历史时期都有大家名世，优秀作品汗牛充栋，何独《红楼梦》最有典范意义？当然，每一时代有每一时代的文学，无论何种文学样式，一旦走向成熟，都具有典范意义，而且它的高峰是不可企及的。但文学本身有历史的承继性，后来的作家总是要从先辈那里吸取营养，因此越是晚出而又能达到高峰的作品，包含的文学传统的成分越多，对一国文学来说，其典范意义也就越发突出。《红楼梦》是中国古典文学的集大成的作品。曹雪芹有志于文学创作，而不选择诗、词、曲、剧的形式，选择了小说，这是他的聪明处。如果他当初想以诗、词、曲、剧创作名世，恐怕文学史上就没有他的位置了，至少不会像今天这样显赫。明、清两代是小说的繁盛期，冯梦龙、罗贯中、施耐庵、吴承恩以及《金瓶梅》的作者已经提供了先鉴，曹雪芹有条件把小说这种文学样式推向高峰。
小说的特点是容量大，可以展开广阔的社会生活的画面，时间和方位不再限制作家的手脚，古今中外可以连成一片。同时，小说之外的各种文学样式，也可以伴随人物的活动包容在小说之中。《红楼梦》里的诗、词、曲、赋很多，而且不是通常小说中的回前诗和开场诗，而是货真价实的创作，虽然有一部分是代作品中的人物拟的，也可以看到雪芹的诗才。张宜泉称雪芹“工诗”，脂评也说“雪芹撰此书中亦为传诗之意”，当不是虚谈。
总之，从《红楼梦》中我们看到了曹雪芹的多方面的才能，这是他的前辈作家不及他的地方。曹雪芹可以在《红楼梦》里写诗、填词、度曲，屈原、陶渊明、杜甫、欧阳修、辛弃疾却不能在他们的诗词中写小说。文学形式的演变，总是使作家的创作天地越来越广阔，后来的典范虽不能代替先前的典范，却能够包容先前的典范的一些因素，中国古典文学的主要艺术特征我们在《红楼梦》中都能找到。作者经常用写诗的手法、写戏剧的手法或者绘画的手法，来写他的作品。人们常说戏剧和电影是一种综合艺术，殊不知《红楼梦》也是综合艺术，而且综合的东西比某些戏剧和电影要多得多——她把中国传统艺术、整个古典文学都综合进去了。
第一部分：《红楼梦》与百年中国红学与中国文艺学（1）
由于《红楼梦》集中表现了中国文学和中国艺术以及中国文化的主要特征，如果对这部作品提供的艺术经验进行深入的理念性的探讨，对了解本民族文艺学的特性，从理论上建设中国文艺学这一学科大有好处。
中国文艺学是我喜欢使用的一个概念，我认为中国文艺学不同于西方的文艺学，也不同于印度的和日本的文艺学，虽然许多规律是相同的，但强调的重点和表述方式我们有自己民族的特色。实用理性思维和思维的直观性，到底是不是我们民族的思维特点？学术界有争论，且不去管它。但表现在艺术创作上，一方面强调艺术的社会效益，特别是重视作品的正心清欲的教化作用；另一方面相信灵感思维，认为“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则有充分的审美资源的依据。作品艺术形象的构成，客观物象固然离不开，但创作主张倾向于突出意境和意象，这和天人合一、物我浑成的哲学思想密切相关。对艺术的理解，则崇尚妙悟，提倡心领神会。《文子·道德篇》说：“上学以神听之，中学以心听之，下学以耳听之。”被列为“上学”的“以神听之”，就是通常所说的意游神会，也就是悟。艺术的表现和表达，务求简约，不求穷尽，点到为止，言有尽而意无穷。它的极致是司空表圣所谓“不著一字，尽得风流”。这和主张“道不可言，言而非也”、“言者所以得意，得意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