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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千人的性命危在旦夕呀！”毛泽东急了，“开会有什么用，应该撤。”
“出了事我负责！”余洒度想起自己受制于毛泽东，早就憋了一肚子气，他一掌拍在桌子上，瞪着眼睛说，“老子用脑壳担保你毛委员的安全，行不行？”
毛泽东毫不退让，义正词严地说：“那你有几个脑壳，担保部队的安全？我命令你，必须撤离！”
第十二章 碧血罗霄（7）
这一番争吵，使得当天晚上军事会议也未开成。
本来，余洒度和一些军事干部准备在城里休整几天，经过这一批评，只得布置部队于第二天一早出发。
走出会场时，苏先骏满脸不高兴地对余洒度说：“师长，你说句心里话，我们都是黄埔出来的人，干么一定要听他的？”
余洒度板着脸，盯了苏先骏一会，气呼呼地说：“我还是啥子师长，这里还有一个师吗！”说着转身就走，也不再和苏先骏说话。
苏先骏望着余洒度的背影，跺了一下脚，也气冲冲地回驻地去了。
毛泽东的心中极为焦虑，回到驻地，两只握着的拳头里，全是汗。
队伍越来越不好带，疾病，疲劳，敌人的狙击，不断逃跑的现象，几个主要军事将领不听指挥……无不威胁着这支起义部队的存在。
卢德铭的牺牲，毛泽东感到了一种揪心的疼痛。这一切困难和障碍，全压到了他的肩头。他深知，如果遇上哪怕是一支小小的敌人的阻击，部队都会处于极度危险的境地……
毛泽东摊开地图，一支接着一支地抽着烟，陷入深深的思考之中。
但他坚信，避开城市强敌，进入深山，是这支为数已不多的革命力量能得以保存的唯一出路。当务之急，队伍必须有一个能够落脚的地方！
这时，朱建胜深夜来找毛泽东，说有情况要汇报。
朱建胜的身后，还跟来了一个年轻人。
朱建胜进门就说：“毛委员，这是我的老熟人宋任穷。他特来寻找起义队伍，送来中共江西省委的一封密信！”
宋任穷是湖南浏阳县人，上一年加入共青团并转党，在家乡从事农民运动。这次也是他第一次见到毛泽东。一见面，就将自己如何未追赶上浏阳义勇军、如何与江西省委接上头的经过说了一遍，随后取出一封密信，郑重地交给毛泽东。
毛泽东急忙将信摊在放着水的木盆里，快速地看起来。立即惊喜之情溢于言表，这信，果然是中共江西省委汪泽楷所写，他对宋任穷说：“汪书记还跟你说过什么？”
宋任穷说：“汪书记说，你们现在正往罗霄山进发。汪书记是要告诉你们，宁冈有党领导的农民武装，要你们和他们联系上，汪书记不在信里都写了嘛！”
“宁冈真的有一支共产党领导的农民武装吗？”毛泽东问道。
宋任穷肯定地回答：“是啊，这支队伍有几十条枪，一直活跃在宁冈，其他的事，信里都写了的！”
毛泽东接着追问道：“军阀就不会派兵去围剿他们？”
宋任穷说：“那里山势险峻得没法子说，方圆好几百里的深山密林，军阀即使去，就好比是瞎子去摸鱼，人还在岸上，那些鱼早游到深水中去了。弄得不好自己栽进了水里啦！”
宋任穷的回答，使毛泽东笑起来；“说得好，说得真好呀！”
连朱建胜也忍不住笑起来。
毛泽东听后，显得非常高兴，一面握住宋任穷的手连道辛苦，一面说道：“现在我们不愁没有落脚之地了。”
从9月初安源军事会议上听王新亚介绍有井冈山王佐、袁文才这两个人，到文家市会议决定向萍乡以南转移，毛泽东的头脑中逐渐确定了在罗霄山脉中段落脚的观念。此时，中共江西省委正式介绍当地有自己的组织，奔向那里的目标，在毛泽东心中便明确起来，与余洒度冲突带来的不快和焦虑，似乎一下子烟消云散……
9月27日上午，在莲花县城南门外的大草坪上，莲花县革命群众依依不舍地赶来，欢送准备继续向永新进发的工农革命军。
毛泽东对着欢送的人群扬了扬手，大声说道：“乡亲们，不用难过，我们还会再回来的！”
越往前走，路就越难走。毛泽东在被捕脱险那天留下的脚伤，此时更厉害了，走起路来一瘸一拐。这时，有些战士看到了这一情景，扎起担架送到毛泽东面前。
第十二章 碧血罗霄（8）
一位战士高兴地对毛泽东说：“毛委员，人家抬‘轿子’来了，你赶快坐吧！”
毛泽东摇摇头，笑着说：“革命的路是靠脚板走出来的，不是坐出来的，还是双脚走路好。”接着，他指指后面，说：“请你们把‘轿子’抬给伤病员坐吧，他们的腿确实走不碍。”接着，他拄着棍子继续向前走去。
有个叫做谭希林的战士，一看毛泽东的脚伤这么严重，坚持要毛泽东坐上轿子，他说：“这怎么能走，脚都发烂了，坐上去吧！”
毛泽东坚决地说： “大家走我也要走，大家休息我也休息，我走不赢就慢
慢跟着走。不要再说了，将轿子让那些伤病员坐。”
他忍着疼痛，一边走一边同战士们亲切交谈。
七、
瑟瑟秋风染黄了路边的树叶，衣衫破烂的工农革命军在继续向罗霄山脉中段行进。
不仅路途越来越艰难，部队也越来越不好带。
连日来，不断的爬山越岭，一次又一次地与前堵后追的敌人战斗，与日俱增的疟疾、痢疾病号，使这支队伍越来越疲惫不堪。
坎坷的路，崎岖的路，漫长的路，好像没有尽头似的。队伍越走越显得稀稀拉拉，有的人干脆跑到队列外，一屁股坐在路旁休息；有的人跑去采摘树上的野果子；有的人三个一群，五个一堆，咬着耳朵瞎嘀咕。
有的班长和军官管教士兵，士兵不听，就动起拳头。这时的士兵也火气不小，举手回打，路边出现了官兵扭打在一起的情景。
这一切，毛泽东都看在眼里。部队里出现的一些不良现象和情绪，使他吃不下饭，睡不好觉，陷入了苦苦的思索中。
自从芦溪遭到朱培德部特务营和保安团的伏击，总指挥卢德铭不幸牺牲，部队受到重大损失后，部队便始终被一种失败主义的悲观情绪所笼罩。虽然在9月26日部队取得攻打莲花县城的胜利，这种悲观主义情绪有所减弱，但并未因此烟消云散，而是继续笼罩着部队。
此时带队的最高军事领导余洒度，更是牢骚满腹。从莲花出发向永新前进，走了一天后准备宿营，因为天色还不黑，毛泽东提议再走10里然后宿营。余洒度私下十分不满地嘟囔道：“我当什么师长，连10里路的指挥权都没有了。”
此人到了这个时候，还保持着北伐时军官那种“五皮主义”的外貌一一皮靴、皮包、皮绑腿、皮腰带、皮马鞭，一副旧军官的派头不改。
这支起义部队的成员，大都是武昌国府警卫团的官兵，其中多数是各地工农运动中的骨干分子，他们当中还有许多是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在蒋介石、汪精卫疯狂屠杀革命群众后，他们都怀着对阶级敌人的刻骨仇恨，脱离了家庭，参加了革命队伍。到部队后，经受艰苦战斗环境的考验，受到革命思想教育，斗志更坚定了，成为革命军队的骨干力量，这是部队的主流。但在部队中也有那么一些人，特别是旧军官出身的人，则是抱着当官拿薪水的雇佣观念而来，在战斗失利和环境艰苦时自然出现悲观动摇。有些军官还存有随意打骂、侮辱士兵的军阀主义恶劣作风，严重影响官兵的团结。另外士兵中也有一些人是在革命高潮中来的投机分子，还有些是为了挣一个月10块银元的兵饷，抱着当兵吃粮的观念而来。此时发不了饷，吃了上顿没下顿，自然情绪低落，时常有人开小差。
经过几次激战后，部队的人员枪支结构都已发生了很大变化，但编制仍继续保持着起义前的状况，所以便出现了官多兵少、枪多人少的情况。很显然，这样的组织结构，不利于下一步的作战行动。
面对这些情况，毛泽东一直在思索，怎么办？怎样建设这支军队？建设什么样的军队？
“砰！——”忽然，前面响起了枪声。
“哪里打枪？”毛泽东赶忙问道。
过了一会儿，只见营长张子清气喘吁吁地跑了过来，向毛泽东报告：“又有8个人开了小差，我已派人去追。刚才那一枪估计是追赶的战士打的，吓吓逃兵。”
第十二章 碧血罗霄（9）
毛泽东异常严峻地说道：“不要追！他们要走，就让他们走，不要开枪吓他们。”停了一会，毛泽东又说，“我不相信都会走光，总还会有要继续革命的。有句俗话说得好：‘宁要鲜桃一个，不要烂桃一筐。’革命也是这样，部队光人多不行，还要有坚定的信念。要是东摇西摆的，留下来也没用。”
张子清听了毛泽东的话，低下头想了一会儿又说：“道理是这样，可目前队伍老是这种状况，倒是有点叫人心焦。”
士兵大量逃亡，在当时真成了头等严重的问题。
不光是当兵的跑，军官中也有不少人动摇乃至逃跑。当时的干部大多是投笔从戎的知识分子，其中有些人在一连串的挫折和危险艰苦的斗争面前，已经开始惊慌失措，灰心动摇起来。听说还要继续到罗霄山脉中段去开辟新的根据地，少数人便不辞而别了。此时，部队还剩下八百余人。这样走下去，再不整顿显然是不行了。
毛泽东想起这些，心里沉旬旬的。
八、
9月29日，部队终于到达了江西省永新县境内的三湾村。
这里地处湘赣边界的九陇山脚下，是茶陵、莲花、永新、宁冈四县交界的地方。村子由陈家、钟家、上李家、下李家和三湾街组成，合称三湾村。四周群山环抱，郁郁葱葱，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