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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不好，一旦驾崩，檀道济军权在手，必将难以控制，应当及早采取措施才是。”刘义隆本来就想除掉檀道济，刘湛一怂恿就更坚定了决心。虽然他也清楚檀道济是一位帅才，一旦国家有战事，其韬略、神勇无人能及，但对于他来说则更似心腹大患，不杀之难以安心。于是趁着刘义隆病重，刘义康于元嘉十三年召檀道济人京。檀道济的妻子非常担忧，说：“自古功勋卓著的大臣易受猜忌，如今没有战事，却召你入京，不会是有什么祸事吧？”檀道济身经百战，早已置生死于度外，就劝妻子不要多虑，整服入京。到京城以后，恰逢刘义隆的病情开始好转，刘义康无法下手。檀道济在京城呆了一个多月，奉旨回江州任所。然而不幸的是，檀道济乘坐的船刚要离岸，刘义隆的病就又加重了，刘义康抓住机会，矫诏召回檀道济，将他逮捕。三个月后，饱受凌辱的檀道济和儿子一齐被杀害，同时被杀的还有当时被人们比作关羽、张飞的猛将薛彤和高进之。
檀道济被捕时，知道是刘义康计害他，怒不可遏，把头巾狠狠摔在地上，对着捆绑他的士卒吼道：“你们是在毁坏自己的万里长城！”当时北魏人听说猛将擅道济被杀，都非常高兴，说：“擅道济一死，东吴那帮小子还有什么值得害怕的呢？”可见刘义康害死檀道济，正是典型的因小失大，恰中了敌国的下怀。刘义隆病情缓解后听说良臣猛将被杀，心里也十分生气，从此对刘义康有所牵制，不再任他肆意妄为，并最终诛杀了这位妄图篡夺皇位的彭城王。
从刘义康的作为中我们可以清楚看到小人的目光是何等的短浅，而他短浅的目光会直接引致他做出多么危险的举动。这些危险举动不仅仅有害于他人和集体，而且从长远来看对于小人自身也是有害无益的。小人自身资质的限制常常免不了让他做出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蠢事，小人的命并不值钱，但偏偏这世上许多无价值的东西就是可以轻易地摧毁许多有价值的东西，酿造玉石俱焚甚至于玉碎瓦全的现实。认清了小人的巨大的破坏性，我们真是应当多少在小人身上投注一分心思了，否则我们那么多重要宝贵的东西毫无价值的毁掉而又抓不到祸首，岂不令人捶胸痛惜！
4。小人勇于充当某种势力的作恶工具
古代的强盗啸聚山林，总要聚集一些肯卖力气的喽罗，这样打家劫舍就不劳自己动手，官军来剿也好水来土掩，有个抵挡；有权有钱的人家，也常常会招纳一些“贤士”，或称幕僚，或称门客，供他衣食，给他银两，借其谋略或武技保家护院，谋求发展；即便到了今天，虽然名义上的“喽罗”或“家奴”不复存在，但在权力的荫护之下，在金钱的感召之下，许多有权有钱者的身边还是滋生了不少奴才式的人物，在某些腐败干部身边这样的人更多。本来，主奴之间有双向的需要，其存在也是社会构成之一种，作奴才的无须以为羞耻或是引为骄傲，但偏偏就有那么一部分小人硬要作“恶奴”，依仗着主子的声名权势无恶不做，汹汹之势简直要胜过了主人。这种“恶奴型”小人之所以历代不能断绝，甚至时有成群落之势，当然离不开特定社会体制营造的土壤，同时也是和小人自身的特点分不开的。
我们已经讲到，依附权势的小人基本的生存方式，只要所依附的靠山暂时还坚实、还没有失势，小人一定会卑躬屈膝，争宠献媚，以虚假的忠诚来捞取最多的权力和实利。当小人所依附的靠山需要小人从事某项有违社会道义和法律法规的工作时，毫无道德负担可言而又鼠目寸光的小人就会不加迟疑地上前，丝毫不会考虑自己这样做的后果和退路。只要主子高兴，小人不怕亵渎神圣、悖逆规范，他也不怕得罪他人、与公众为敌。小人一旦成为某种势力的作恶工具，就往往具备了更大的破坏性，其内心世界也就更加凶狠冷酷，这是和“工具”本身的特点分不开的。
小人案例之三十八：1926年，屡屡受挫的戴笠在毛人凤的指点之下投考黄埔军校，被编入入伍生部第一团第十七连。考入黄埔是戴笠人生中的一个重大事件，在经历多年的挫折之后，他决定在这里重塑自己的前程c戴笠人校时，由中山舰事件引发的国共两党的斗争已经愈演愈烈，黄埔师生中间充满了剑拔弩张的气息。多年的沉浮已使戴笠颇谙世故，在政治上较为成熟，因此他从不谈论国共两党斗争的问题，更不参加同学之间的争论。相反，他拿出更多的时间、精力去交朋友，从官到兵，各个投其所好，换取好感，同时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各项活动，给同学和校方留下能干而又听话的印象。
1927年4月，蒋介石开始在黄甫军校进行“清党”，许多共产党员学生被秘密逮捕甚至暗杀。为此，蒋介石特地任命黄埔二期毕业生胡靖安为入伍生部政治部主任，专门负责该部的“清党”事宜。
戴笠是一个极有政治头脑的人，此时已经看出国民党在政治上的重大变化，等到胡靖安在入伍生部发动清党运动，他立刻敏感的意识到这是天赐良机，于是把平时观察、搜集、掌握到的大量情况秘密上报给胡靖安，并提供了一份共产党员学生的名单。光是戴笠的密报，就使20多名共产党员学生被胡靖安抓走，有时很快被秘密杀害。
戴笠由于在这次清党活动中有异常表现，很快受到了胡靖安的特殊器重，被引为亲信。
不久，胡靖安由于“清党”过火，搅乱了整个军校的教学秩序，被校方处以纪律制裁。胡无法在军校立足，到南京找蒋介石汇报，被蒋留在身边任主管情报工作的副官。胡靖安负责情报工作，正是用人之际，就经蒋同意将戴笠收留在自己身边。至此，戴笠离蒋委员长仅有一步之遥了。
1931年11月初，蒋介石召集黄埔学生中的领袖人物开会，戴笠作为唯一的黄埔六期学生，也被蒋介石指定参加会议。经过研究，与会人员决定遵循蒋的意旨，以黄埔学生为主体，成立一个类似墨索里尼黑衫觉的法面西斯组织，取名复兴社，来保卫蒋的领袖地位。当时黄埔学生们领会蒋介石的精神仅到此为止，惟有戴笠反复揣摩，并写了一份建议书单独给蒋介石，提出要建立复兴社必须强化特工力量，用非常手段打击反对蒋介石的异己分子。蒋介石看了这份建议感到很满意，并考虑在未来的复兴社组织之下成立一个特工系统，同时萌生了要戴笠去主持这个特工组织的念头。
1931年，蒋介石在胡汉民、汪精卫的逼迫下第二次下野。他在浙江奉化老家进行幕后策划，作好第三次上台的准备。为了随时掌握胡、汪在南京的活动，他命戴笠召集一批黄埔学生十人，组成特务组织“十人团”，密切注视国民党各派动向，随时密报于蒋。“十人团”的活动大大丰富了戴笠搞特务活动的经验，同时使他受到胡宗南的赏识。
1932年1月，蒋介石复出，立刻着手筹备复兴社组织。组织的各个骨干由筹备人员推荐，最后由社长蒋介石指定。当时共保举6人，戴笠名列其中，但因为资历较浅，多数人并不赞成他。
经过各方面的比较权衡、深思熟虑，蒋介石毅然决定由戴笠出任特务处处长。当蒋介石亲自在官邸召见戴笠并指令他主持复兴社特务处时，戴笠的心中异常兴奋。他双手接过蒋介石的手令，当即表示：“从今天接受命令之日起，我就要一手接受命令，一手提着头颅了。”
蒋介石问他：“此话怎讲？”
戴笠一拍胸脯，义无反顾地说：“这是我的决心。如果我工作做得好，头颅必定被敌人砍掉；如果做得不好，当然要被领袖杀掉；再者，即使敌人和领袖都不杀我，我也要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不外乎这三种情形。”
蒋介石听了戴笠的话，久久注视着眼前这个信誓旦旦的年轻人，最后信任地点了点头。蒋知道，特务工作本质上是一项恶性的工作，担任这项工作人不但要忠诚，易于驾驭，而且要具备残忍、卑劣、冷酷、冒险、欺诈、下流等各种品质和手段，并且对主人的心理要善于领会。而这些条件，蒋介石认为戴笠基本上都具备了。
黄埔学生中有人听说戴笠要主持特务处的工作，当即表示反对。戴笠把这种情况向蒋介石报告，请求辞职，蒋介石不予批准。透过这件事戴笠已经知道蒋介石决心已定，就放心大胆地干了下去，并很快以其卓著的成绩得到了蒋介石的信任。
1932年4月，国民党复兴社特务处正式成立，戴笠也正式成为特务处处长。就这样，一个还没有毕业的黄埔六期生，靠着一些鸡鸣狗盗之术一下子爬上了许多黄埔老大哥的头上，成为蒋介石手下的一枚举足轻重的棋子。
戴笠在蒋介石的手下可以说是一件不折不扣的作恶工具，这样的工具恐怕只有内心荒芜死硬的小人才能胜任。小人一旦成为恶势力麾下的作恶工具，就仿佛为猛兽装上了凶狠外露的獠牙，具备了对于正常生活和事业的更大破坏力，给个人和群体带来更多的危害。小人之危险，到这里也就有更加鲜明的极端的体现。当然，由于小人天生目光短浅，他虽勇于充当某种势力的作恶工具，可以逍遥、跋扈一时，但往往就忘却了作为工具的局限性和危险性，一旦其作为逾矩太甚，触犯了法律触怒了公众，那么小人将作为直接的肇事者而受到裁决，甚至被主子抛出，沦为替罪的羔羊。其实，小人越是危险，他自身的种种劣势就越是暴露无遗。
四、小人的劣势
鲁迅先生在杂文《这个与那个》中曾讲到一个笑话，说是古代有个县令的儿子过生日，因为是属鼠的，所以有许多阿谀谄媚者以金铸的老鼠作贺礼。过了一段时间，县令的夫人又要过生日，县令就对那些巴结他的人开玩笑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