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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你什么错事都没有做，而且你也只不过是去参加一个听证会而已。如果你带着自己的辩护律师出席反而不好看。你只要出席，并且告诉他们事实就好了。”
而这就是我在听证会中所做的动作。十一月二十四日，星期五，我走路到纽约证交所，接着在宣誓后作证六小时。我曾经通过海军陆战队的拷问训练课程，但这并不能帮助我面对这场严酷的考验。会场中有一名法庭速记员记下每一句证词，而且他们不断压迫我，一再重复问我同样的问题。
为什么我以前那么看好这个产业，却突然会写出一篇如此负面的研究报告？我从哪里搜集到那些资讯？我和谁讨论过这篇报告？谁有机会看过这篇报告？我曾经把这份报告的复本交给同组人员以外的人吗？我或是任何人知道有谁在过去三个月、六个月，或一年当中，放空过美国国际医疗公司、美国医院公司，或是医院管理产业中任何一家公司的股票？
我的记忆力很好，而且我只是不断告诉他们我所知道的每件事。六个钟头后，应该已经很明显，我并没有将任何一点报告内容泄漏出去，而且即使这份报告的外泄真的是金字塔公司想要操纵股价的整体策略之一，也和我个人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充满自信地离开交易所，以为已经没事了，但是事实上还有一件大问题需要解决。那就是金字塔公司还没有正式发表这份研究报告。
原版与修正版
不论如何，如果先知，或是大祭司，或者是法老在这篇报告被外泄前就已经看过的话，它根本就不可能会被刊印出来。实际上，我们的研究报告等于是对医疗管理产业做出了“卖出”的投资建议，而在华尔街，是没有任何人会写一篇建议投资人“卖出”持股的报告。“长期持有”（Hold）已经是最糟的评语了，“长期持有”代表请投资人赶快跑去找营业员（不是用走的哦！），然后卖掉手中的持股。如果先知很尽责地做了他该做的工作，他就会从头到尾监督人面狮身和我在做些什么，而且他也会出席那次的会议并且听到我们的口头报告。如果他当时出席的话，他会马上就把这篇报告给压下来。但是先知并没有坚守他的岗位，他只是躲在办公室里看自己的盘，而现在想要收拾这篇报告所造成的风波可就太迟了。
现在，在大祭司和先知严密的监督之下，人面狮身和我必须把这份报告全部重写。我们把所有来自于美国国际医疗公司的参考资料全都删去，放宽了我们的假设，也软化了我们的语气，把一大堆“将会”（will）改成“可能”（might）；“很可能”（probably）改成“有机会”（possibly）；而把“因此”（therefore）改成了“或许”（maybe）。更重要的是，强调我们预期这个产业在一九七二年结束前到整个一九七三年，还是会维持十五％到二％获利成长性。我们很清楚地表明这篇报告绝对不是一个“卖出”的投资建议，而只是一个“警报”，让我们的客户了解医疗管理业在长期观点上可能会面对的潜在问题。
这篇正式报告在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一日，星期五正式刊出，但是那时已经没有人相信它的内容了。在十一月二十七日，星期一，《华尔街日报》的“华尔街耳语”专栏中，丹·朵夫曼（Dan Dorfman）谈到了这个报告外泄事件，并且提到原版的报告内容比金字塔正式出版的要负面了许多。“这对金字塔公司来说真是一场‘恶梦’，至少有一个内部消息来源这样形容。”朵夫曼以这句话作为开头。他表示原版的报告在未授权的状况下外泄，造成医院管理业股票投资人的惨重损失，而由于市场上空单不少，令人怀疑金字塔公司是否意图操控市场。朵夫曼最后引用了纽约证交所一名资深交易员的话作结尾，他说：“我想这些股票是完蛋了。根据金字塔公司原版的报告所描述，这个产业未来的获利能力有相当严重的问题。没有人知道他们的报告是对还是错，不过如果他们说的是正确的，那这些股票真的就毁了。”
难怪乌兰诺斯·亚培尔和其他这个产业里的总裁们要一直压迫纽约证交所展开调查了。在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一日，乌兰诺斯看过了原版的研究报告后，向媒体指称这份原始报告内容相当的“不专业”而且“显示出其对于医疗产业领域所知甚少的事实。”他并且愤怒地说：“股价的重挫已经导致一项重大的购并计划被取消。”
而纽约证交所也开始透过他们的股票交易监视系统，观察从十一月十三日以来这几周中医疗管理类股的交易状况。这个报告外泄的案子追溯到史库达的那个浑蛋那里，最后，才又追查到史坦迪许身上。史坦迪许起先否认他把这份报告外泄，但是在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十二日他终于承认他把那份初稿私自带走，并且将它拿给了那个浑球。到了十二月十四日，史库达的总裁乔治·强生（George Johnson）承认有一名他公司的分析师曾经拿了这份研究报告草稿，而且有部分史库达的客户可能在这份报告广为流传并造成股价重挫前，就已卖出手中的持股。证明我在这个事件中是清白的，至少我自己这么认为。
一九七三年一月二十六日，一群来自加州的美国国际医疗公司股票投资人向法院控告金字塔公司和我个人，他们在诉状中写道：
该公司的一名合伙人以及其证券分析师联手策划了一个“放空”该档股票的计划，在这个计划中，他们假借“内线消息”的名义散播不实的错误讯息，其中反映出不利于美国国际医疗公司财务状况的各种数据。结果，导致这家拥有广大投资人的公司股价重挫，使得被告得以在低价买进以轧平其早先放空的部位。这是一件串谋好的计划，是一项为了打压美国国际医疗公司而进行的阴谋。
他们要求七万四千二百美元的损害赔偿以及七十四万二千美元的惩罚性赔偿，共计八十一万六千二百美元的赔偿金。金字塔的法律顾问表示我们不必担心，这个案子根本就不会成立，不过，事情也并不是那么好解决。至少乌兰诺斯不肯善罢干休。到了一月底，美国国际医疗公司的股价已经跌到二一又四分之一，总共下滑了将近五％。
在一九七三年二月二日纽约证券分析师协会所举办的一场会议当中，乌兰诺斯痛骂金字塔公司、那篇报告和我。他赞扬美国医疗公司在上一季中获利成长二％的表现，并且告诉那些分析师们他的公司“从来没有发展过如此强劲的成长潜力。”他猛烈地指责这篇报告被外泄的过程，指称这是一份“地下刊物”，其中至少包含了七个最基本的错误，并且也具有许多“模棱两可，误导事实而且严重疏漏”的内容。他强调“这份不精确的报告，是两名年轻的分析师在和我面谈了二个钟头后的草率作品。”
失业救济中心
那些医疗管理产业的高级主管们，那些我往日的哥儿们，都不再提供任何资讯给我。我成了一个没有题材可以研究的分析师。更糟的是，在当时整个市场都处于空头状态中。小型股股价在一九七二年下半年已经开始下跌。在一九七二年秋季中，惟一还能上涨的股票只剩下所谓的“灵巧的五十档”（Nifty fifty），那些都是法人投资机构的最爱，像是拍立得、柯达、和雅芳等等。这五十档股票担任了当时多头的主秀，本益比都高达五十到六十倍。一九七三年一月，道琼工业指数在一一七点作头，然后进入了美国开国以来最严重的空头市场。三月十五日，那个诉讼案因为缺乏宣判地点而被判不起诉，但几乎没有人知道这件事。由于整个市场都陷入了低迷的气氛当中，所以医疗管理类股只不过是众多惨跌股票中的一份子罢了。
在一九七三年一月，先知把我叫进他的办公室，告诉我由于市场陷入空头走势当中，金字塔公司也面临了精减人事的压力。“马提，我很遗憾，但是我们只能请你另谋高就了。”
我惊讶地呆站在原地。我还以为我们是并肩作战的合作伙伴，而在这六个月当中我也一直为金字塔尽心尽力工作。现在他们竟然翻脸不认人。但是我自己早该想到这一天迟早会来临。再一次地，他们为了自身的利益出卖了我。在史坦迪许被抓起来，并且承认他就是那个把我的报告外泄出去的人之后，华尔街里像丹·朵夫曼这一类的人开始公开质疑，到底金字塔公司的管理阶层有没有善尽他们监督的责任。大祭司和先知自然而然地为首当其冲的人。我是写了那份研究报告的家伙，所以很自然的就成了管理阶层的眼中钉。但是在那桩诉讼案还没有结束前，他们暂时不会动我，因为他们很清楚我知道太多可以毁掉金字塔的内幕消息。所以他们宁愿多付我几个月的薪水，等到诉讼案尘埃落定后再把我给干掉。
我当时只有二十八岁，在华尔街里还算是一个想法天真的小伙子。我是商学研究所的毕业生，但是在学校却从来没有人教过我什么是真正的“商学”。我的父亲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商人。我的母亲是一名高中辅导老师。我主修的是政治学和经济学，安赫斯特那一套绅士般的教育在这里派不上用场，而我在海军陆战队学到的则是永远忠实，永远真诚待人。在昆恩·劳伯公司，我是整个团队的一员，法维业和布朗契顿则在背后监督和照顾我。我完全无法适应像金字塔那样的公司。在金字塔，你不能把防弹背心穿在前面，你得把它穿在背后才行。
我大概还有四万多美元的积蓄，所以并不急着另找一份工作。我决定在整个夏天休息一下，到我在汉普敦的度假屋去住一阵子。我在海滩上碰到了几个操作商品期货的家伙。他们说服我到芝加哥商品交易所去参观，他们在那里操作活牛和猪肉。我接着投资了五千美元和一个叫保罗·高斯坦（Paul Goldstein）的电脑狂合作，他借着和别人合租一部电脑期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