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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非赶上一波大行情，所以我的营运资本并不需要高到像那些总想把球往外野围墙打的人那种程度。
正如同那些因为淘金热而涌向加州，占下土地和财富的人一样，最有机会致富的操盘手是那些能够自己赚到营运资金的人。
第 3 章 天堂岛
汗如雨下。我抬起头看着墙上的报价荧幕，查看我的部位状况。我受够了，我得轧平这个部位，如果不这么做的话，我可能会把一切都输光了，所有努力工作的成果都将化成泡影。我会把一切都给搞砸。每个人都站在我的四周，不断地叫喊。“来嘛！舒华兹，别放弃这大好的机会啊！”“是啊，来嘛，舒华兹，进场玩玩嘛！扣下板机吧。”“对嘛，舒华兹，别站在那儿发呆嘛！”“采取行动吧，你这个懦夫。懦夫！”“咕……咕……咕……。”
我一刻也不愿再等下去。我站在线上准备好，看着尤基那张又肥又黑，上面有着一个大鼻子的脸庞。我向他打出手势。拥挤的人群逼使尤基的身体一下子靠左、一下子靠右、一下子又被挤下走道、然后又斜靠在墙上。我在空中挥舞着我的拳头。我做到了，轧平了我的部位。控制权又再度回到我的手中。
交换棒球卡是我接触赌博的开始
和别人交换棒球明星卡是我接触赌博的开始。我会在星期六的早晨起床后，从车库中把脚踏车骑出来，然后在我家附近收集汽水瓶，一个十二盎司的瓶子值二分钱，而一个三十二盎司的则值五分钱。到了中午，在我的小车上就有价值四到五毛钱的瓶子在叮口当作响，这对一九五三年时的孩子来说可以算是一笔大钱了。我会把瓶子拿到街上的杂货店去，用他们来换取一包包的棒球明星卡。
每一包卡片都值五分钱，里面装有五张棒球明星片。我扯开其中一包，拿出里面的口香糖。没有人会去吃那个口香糖。它的味道吃起来像是墙上的壁纸，口感简直就像是制皮鞋用的牛皮，只有很小的小孩子才会笨到去吃它。接下来我会把卡片外面那层粉红色的包装纸拿掉，仔细检视每张卡片，找出我已经拥有的，期待着能找到一张曼多（Mantle）或是李兹都（Rizzuto）的卡片，同时又祷告我不要拿到像匹兹堡海盗队和华盛顿参议员队（华盛顿：最先卷入战争，最先知道和平的消息，但是在美国联盟却是最后一名）那些烂队球员的卡片。最后，我和朋友们会找个地方对着墙壁玩丢纸牌的游戏。
我这里提供一则教条：想要成为赢家，你必须遵守规则，然后果断行动。
当我十岁、十一岁、十二岁的时候，我已经大到可以靠铲雪来打工了。暴风雪会从加拿大直吹而下，学校会因而停课，而我则抓着我的铁铲出门。我会铲一个早上的雪，每条走道收费一美元，每条车道收费二五美元。那可是很吃力的工作，而且常常当我以为完工时，铲雪车一经过又把雪给推回原位。我不断地努力铲雪，到了中午时我的口袋里就大概有个七八块钱了，这在一九五七年可真是一笔大钱了。铲完雪后我就直冲到艾迪·柯汉（Eddie Cohen）家的地下室去玩牌。我们通常会玩一种名叫“大逆转”的牌戏，这是一种六张牌的牌戏。有时候我一个下午玩下来可以赚进十或十二块钱，这比起铲雪来说当然是好太多啦！
等我到了十五岁时，我们也从大逆转改成玩扑克牌了。在星期六的早晨我会去当外祖父的杆弟。虽然外祖父的高尔夫球打得并不高明，可是他的小费可是给得很大方。他会递给我一张十美元的钞票，这在一九六年时也还是一笔大钱。然后我还是会直奔艾迪·柯汉家的地下室，在那里我和几个老哥儿们见面。其中一个家伙是唐尼（Donny K），他的父亲在西海文（West Haven）经营一家汽水分销公司。我喜欢和唐尼玩牌，因为他总是输钱。他的父亲开了一部凯迪拉克轿车并且也是木桥乡村俱乐部的会员，但是唐尼显然不是一个多么聪明的人。他永远搞不清“不要拆掉对子来凑顺子”这个基本原则。我藉着修理唐尼得到不少乐趣，因为当我和比我有钱的人对抗时，就会有一种亢奋的情绪在心中激荡。
我的父母似乎对此赌博行为并不怎么在意，这可能是因为我从中赢了很多钱的缘故，但是当外祖父知道我用他的钱干了什么好事之后，他简直气疯了。他向我的母亲抱怨：“希尔达，你怎么可以让他去玩牌，还赌成这个样子呢？要是他现在染上了赌瘾的话，这辈子就毁了！”
我的确是沉迷于赌博当中，但是我并不打算毁了自己的一生。我跑到水道（Aqueduct）赛马场去混。在我拿到汽车驾照后，我会带着五十美元开车到那里去，试着在回家时能够赢个一百美元或更多钱回家。有很多次，我的确办到了。就像我玩牌的时候一样，我发现我对于赌马很有一套。而且到赛马场纯为做生意，我到那儿不是去吃喝或是搞社交活动的，是去那儿赚钱的。我会研究马的跑步姿势，研究马的训练师，把骑师的状况制表研究，并且深入了解马场里跑道的状况。我会注意马匹的血统是否纯正，以及它最近的比赛结果如何，希望从中找出一些线索。我会翻阅每日赛马快报（Daily Racing Form）之中的评等报告，来衡量哪一匹马在哪天的哪一场比赛中最有可能胜出。我也计算每匹马的速度，用来决定要下注在哪匹马身上。最后，我会仔细审查总数计算器，找出其中异于平常的状况，确认下注的机会，等到最后一分钟，然后下注。
我喜欢水道赛马场。那里环境清洁绿草如茵，那些马匹是那么地美丽，而且没有人会在意我父亲的烂工作、我的犹太后裔身份，或是我没有钱加入木桥乡村俱乐部的事。如果你想要进入水道赛马场的俱乐部会馆，只需要多付点钱就好了。
另一则教条：事前的充分准备绝对可以让你得到回报。比其他玩家知道得更多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在安赫斯特学院读书时，我下课后最喜欢做的事就是跑到赛马场去。我通常都是独自前往。虽然杰佛瑞领主（Lord Jeffrey）的画像大部分都是马背上的形象，但是在一九六三年时安赫斯特并没有太多学生会去赌马。在星期五的足球训练结束后，我会徒步走到位于校园书店旁的车站，搭上巴士，直接赶到位于新罕普夏州欣斯贷尔市（Hinsdale；New Hampshire）的小型跑马场去。当巴士开过美丽的新英格兰区农场时，我看着窗外秋天的树木，心中想着如果我能够在将来拥有一个种着黄橙色的槭树、盖着暗红色的谷仓、围着白色围篱、放着一捆捆绿色牧草，并且养着属于自己的好马的农场该有多好。当我在夜晚的回程中，我会坐在巴士的最后一排座位上，数着我赢得的钱，感觉自己像是一个大赢家。
敢于作梦。真正重要的不是你现在在哪里，而是你要往哪里去。
或者就像我祖父说的：“如果你连梦都没有，哪儿来的美梦让你成真？”
欧洲赌博之旅
在一九六七年的夏天，父母给了我一千美元作为赴欧洲旅行之用，五年前当我哥哥从西那库斯大学（Syracuse）毕业时，我父母也给了他同样一笔钱。这趟旅行是和我在安赫斯特的前任室友拉瑞·林肯（Larry Lincoln）以及他的弟弟史提夫一起去的。我计划了一个长达十一周、从六月中一直玩到八月底的行程。父母认为这趟行程可以让我有足够的时间，在那年秋天开始哥伦比亚商学研究所的课程前去吸收一些欧陆文化。
当拉瑞和史提夫在博物馆和大教堂游览之际，我却是在各大赌场痛快的赌钱。这些赌场都是相当古老而华丽的巴洛克式建筑，有着拱形的屋顶、水晶的吊灯、天鹅绒的厚窗帘，而里面的每个人都穿着正式的服装，打着领带。我最喜欢的赌场位于法国的笛翁（Divone）。当我们停留在日内瓦时，我开着拉瑞和史提夫的老爸要他们买了带回美国的宾士轿车，穿过瑞士的边界，前往笛翁。
我记得当我们要通过边界时，我拿出护照以及驾驶执照。边界的守卫问我：“先生，你们准备到法国做什么呀？”
“我要好好赌几把。”我回答。
“啊！那祝你好运啦！先生。”
“谢谢你的好意。”我说不了太多，谁叫我的法语实在不怎么灵光。
我从远处看到了灯光，然后开着那部宾士轿车停在赌场的前面，觉得自己好像“皇家赌场”（Casino Royale）电影里的詹姆士·庞德（James Bond；七系列的主角）。像庞德一样，我使用复杂的级数系统来赌轮盘。我等着轮盘出现连续四或五次黑色，四或五次红色或其他颜色的情形。我会站在桌旁把轮盘的结果登记下来。我并不认为轮盘赌博里的轮盘结果是完全随机的，或者每个颜色出现的机率是一定的。我要建立一个系统。在我能从中找出一种规律之前，我不喜欢做任何决定。谁知道哪天晚上会不会有哪部轮盘机出现偏差呢？
我在欧洲待了十天之后，赚到的钱已经比花的钱还要多了。这真是一件令人感到兴奋的事。我开始希望能从赌博当中赚到足够的钱，让我在假期结束时能够把父母给我的一千美元还给他们。我想这真是个棒极了的主意。
在我们停留在欧洲大陆的这段期间中，我一直都处于持续获利的状况下，但是当我们到达行程中的最后一站——伦敦时，我太急着要进赌场玩，竟然连一点休息的机会都不给自己。你在赌博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让自己得到充分的休息。就像你在参加赛跑时一样，如果没有把自己的体能调整到最佳状况的话，你注定要输。但是当我们从盖特维克（Gatwick）上岸后，我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跑到我所能找得到的第一家赌场去。
那时是晚上稍早的时刻，大约在八点或九点左右，当我找到一家赌场时，那个地方几乎像是荒废了似的。其实我当时并不知道，伦敦地区的赌场都是要很晚才开始营业。我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