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⑿滩可惺樘吠⑾宓龋耸峭墓荼弦瞪４送猓墓莸摹耙朐卑唷痹谌昙渎叫胤氤霭媪硕嘀质榧樯芰艘恍┪餮е丁！ �
但是“西学”的历程，进步极其迟缓。据统计，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从1868年创立到1897年，三十年间仅售出各类译著13000部（参看梁启超《戊戍政变记》，载《饮冰室合集·专集》第一册，卷一，第22页），平均每年不过400部，分到全国，大约每五县才有一本“西书”。对照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前的1866年，仅福泽谕吉译著的《西洋事情》一书，刚出版就销售达25万册。老大中华帝国对于西学的引进，比之日本，相差何止百倍？
1895年甲午战败后，丧权辱国被迫签约，满清朝廷向日本帝国的赔款和赎金白银 2。3 万万两，年利5厘，规定3年还清。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后，更蒙受奇耻大辱，满清朝廷又欠八国“庚子赔款”连本带息9万万多两白银，预期限39年还清；而当时的满清政府每年财政总收入为 0。8 万万两白银。也就是说：甲午战争的赔款赎金为清朝每年财政总收入的3倍，而“庚子赔款”为清朝每年财政总收入的11倍！从此，“大清国”丧了元气，洋务派也一蹶不振。维新派奋起，严复呼吁救亡，而救亡必须启蒙。从救亡启蒙运动中，一些觉悟的“文人”成长为我国第一批“文化人”。
《文化人的经济生活》 第一部分清末四所大学的状况（1）
（二）清末四所大学的状况
甲午战争的惨败，证实了洋务派的无能和腐朽；也促成了维新派的崛起。我国“文化人”应运而生，登上社会舞台，并在教育事业方面打开了新的局面，带来了启蒙的生机。
鲁迅在《重三感旧——1933年忆光绪朝末》一文中说——
我想赞美几句一些过去的人，这恐怕并不是“骸骨的迷恋”。……光绪末年的所谓“新党”，民国初年，就叫他们“老新党”。甲午战败，他们自以为觉悟了，于是要“维新”，但是三四十岁的中年人，也看《学算笔谈》，看《化学鉴原》；还要学英文，学日文，硬着舌头，怪声怪气的朗诵着，对人毫无愧色，那目的是要看“洋书”，看洋书的缘故是要给中国图“富强”，现在旧书摊上，还偶有“富强丛书”出现，就如目下的《描写字典》《基本英语》一样，正是那时应运而生的东西。连八股出身的张之洞，他托缪荃孙代做的《书目答问》也竭力添进各种译本去，可见这“维新”风潮之烈了。……
“老新党”们的见识虽然浅陋，但是有一个目的：图富强。所以他们坚决，切实；学洋话虽然怪声怪气，但是有一个目的；求富强之术。所以他们认真，热心。待到排满学说播布开来，许多人就成为革命党了，还是因为要给中国图富强，而以为此事必自排满始。
鲁迅所赞美的清末变法维新的“老新党”们，也就是中华民族现代化进程中的第一代“文化人”。他们的出现，一方面是由于爱国思想的激发，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实际利益的需要。
19世纪末，在我国创办的最早的大学有：圣约翰书院大学部、天津北洋大学堂、上海南洋公学上院、京师大学堂。
甲午战后中国的“西文热”
接受西学必须以外语为先导。梁启超在《时务报》第42册上发表《大同译书局叙例》说：
译书真今日之急图哉。天下识时之士，日日论变法……今不速译书，
则所谓变法者，尽成空言。
维新派和有识之士创办了大同译书局、中东翻译局等机构，译述、介绍西方书籍以推进维新运动，或代人翻译中外往来函件以适应社会需要。
此外，当时中国已有几十家报社，其中规模较大者如《申报》（1872年创办）《字林西报》（1882年创办）《新闻报》（1893年创办）；特别是以梁启超为主笔的上海《时务报》（1896年创办）和以严复为主笔的天津《国闻报》（1897年创办），成了维新派的南北两大舆论阵地。它们通常需要聘请英文、法文、日文三种翻译人员，以摘译外文报纸上的文章和时新消息。“西学”的兴起，开风气之先，促进了国人学习外语的热潮。
1895年后，由于深受甲午战争刺激，京师和各大通商口岸，创办了一批仿照外国学制的新式学校；同时，各地对旧书院加以改造，增添“西学”内容。这些新式学校和被改造的书院，中西并重，一些规格较高的学校，如南洋公学，规定招生条件是：
学以中学成才，兼通西学、西文为上；以中学成才略通西学、不通西文，或略通西文、不通西学为次， 中学未成者虽通西学、西文不录。（引自《申报》1897年3月2日《太常寺少堂盛招考师范学生示》一文）
另一方面，从中外贸易经商和实业的角度看来，通洋文“始能为洋行买办，始能赴洋行写货。与西人交易，每岁所入，或数万、或数千数百，以视中国为商则奚啻天壤，此人之所以欲习西国之语言文字也。”从功名利禄的角度看来，过去“十年寒窗、白首穷经”的士大夫阶级发出感叹：“若中学则须老成宿儒、品学兼优之辈，而每月修金不过十余圆”，但是一些懂西文的学生，刚刚毕业，其薪金待遇就“少则十余圆，多则数十圆。当世之鲜衣华服、乘舆策马者，无不从洋务中来，其在官场，则翻译焉、随员焉。”（以上引自《申报》1896年12月29日《论习西学当以工艺为急务》一文）
甲午战后，外国在华企业骤然增加，急需大量翻译、买办。同时来华游历的外国人士较多，也需要华人翻译作向导。为此，在中国的洋人通过各种渠道，招聘懂外语的华人为他们服务，甚至有些驻华外国使馆直接出面、代本国旅华人士招聘华人翻译。例如，1898年11月10日，英国驻上海总领事馆在《中外日报》上登载《聘请上等英文翻译》的广告：“今有英人三位，由上海至云南，计应行半年有余，取道四川成都，仍回上海，愿请能说官话之翻译一位，偕同前往。诸君乐偕行者，乞于日内移至上海大英国总领事署面商一切。”
当时在上海、天津、广州、香港和各通商口岸，特别是外国租界地区，除了进入官场和个人经商外，当洋行买办或以其他方式替外人服务，是致富的重要途径。
这种形势，也促进了西学的引进和传播。
“圣约翰”——从书院到大学
从19世纪后半期以来，欧美各类教会团体在中国设立了许多教育机构，包括小学、中学、大学和专科学校等等，统称为“教会学校”。圣约翰大学是美国圣公会一个差会独家经营的，东吴大学是美国监理会独办的。所谓差会（Mission）是西方国家负责集资、派遣人员到国外传教布道的机构。由差会派遣的人员，无论从事何种工作，如传教的牧师，医院的医生、护士、学校的教师、职员等，都称之为传教士（Missionary）。
1879年9月，美国圣公会主教施若瑟（Joseph Scherschewsky） 将上海的三个教会学校神道学校、培雅书院、度恩书院合并成“圣约翰书院”。但规模仍然很小，圣约翰书院的第一届学生仅有39名，其中90 ％ 来自基督徒家庭。学校纪律很严，规定必须参加一切宗教活动，如有违犯，要受到体罚。全体学生都是免费的，连书籍、文具、饮食、衣服等皆由这个教会学校供给。校址在沪西梵王渡路，初设课程仅有西学、国学、神学三门。
圣约翰书院在19世纪末对中国教育的一个重大贡献，是正式设置了英文课。由于上海是通商口岸，外国商行较多，英语知识可以有商业价值，故社会对英语的需求量很大，开办英文课也成为当时之急需。
1881年10月，圣约翰书院正式设置英文部，学生入学要收费，每月付墨银（墨西哥银洋）8圆。许多富家子弟纷纷前来求学。然而由于各方面的急需，单靠英文部还远远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于是从1884年起圣约翰书院把预科改为半天学英文、半天学中文，并扩大招生名额。美国圣公会还派遣22岁的卜舫济到上海负责该校的英语教学工作。那时，中国人颜永京牧师一度担任院长（后来圣约翰大学男生宿舍命名“思颜堂”就是为了纪念他）。
两年后即1888年卜舫济继任圣约翰书院的院长，逐步进行课程教学改革，除中文课外，其他课程一律开始使用英文教材，学生课内课外须讲英语。所以圣约翰书院的英文水平在当时中国的大学中首屈一指。
卜舫济任院长后，着手把圣约翰书院升格为大学。1890年书院增设了大学课程，仅有大学生2名；1895年有大学生6名。1896年1月卜舫济写信给圣公会差会部，建议在圣约翰书院增设大学部，开设文理、医学和神学3科；文理科学制3年，医科收医预科毕业生，学制4年，神学科收文理科毕业生，学制3年。圣公会差会部批准了卜舫济的建议。
1899年，圣约翰书院共有大学生27名，全部为男生。其中教徒学生和非教徒学生的比例为1比3，非教徒学生多为富家子弟，要缴学费120圆墨银，教徒学生可享受减免费待遇。
进入20世纪，上海作为工商都市对西方教育的需求持续上升，远远超过了圣约翰大学的供应能力。1900年圣约翰只能接受三分之一的入学申请者，1904年学生187人，大部分来自商人家庭；基督徒57名，其中4人在大学部学习。1905年美国哥伦比亚特区颁发给圣约翰学院授予学位的许可证，从这一年起正式改名为圣约翰大学。校长仍为卜舫济。
1906年圣约翰大学设置文、理、医、神4个学院。1907年圣约翰大学首批毕业生6名，其中4人获文学士学位。有人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