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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上，本刊最大的一个特色是分布普遍，关于这一点，今日国内恐怕没有一个刊物甚至一个报纸可以和本刊比拟。平津出版的刊物大都局促于华北东北一隅，上海一般刊物的发行，亦多以京（指南京）沪（上海）、东南一带为主要市场。我们很难相信兰州、成都、贵阳、昆明的读者能看到上海的《申报》《新闻报》。至于《大公报》有上海、天津、重庆三版，三版若合为一体，其分布之广，便约与本刊相似；但若三版各自分开，我们便很难相信台湾的读者能看到重庆《大公报》、昆明的读者能看到天津《大公报》、西安的读者能看到上海《大公报》。本刊虽在上海发行，但其分布并不限于东南一隅；以京沪杭（南京上海杭州）为中心的东南一带，在本刊的发行额中仅占三分之一，其余三分之二都是分布在华北、华中、华南及西南、西北各地的。这是本刊在中国出版界中最特殊的一个情形。”（原载《观察》第２卷第２４期《艰难·风险·沉着——本刊第二卷报告书》，1947年８月）
《文化人的经济生活》 第六部分全面内战时期文化人的生活 （3）
作为中国新型知识阶层的一个代表，自由民主论坛的一个主持人，他更自豪地宣布：
“本刊是一个纯粹民营的刊物，既无政治集团在后指使、亦无经济集团在后支持，平时用纸都是向市上纸商零购的……”
这种不仅在思想政治上独立思考、而且在经济生活上自力更生的精神，一不靠官、二不靠商，超越官场的威势、摆脱商界的羁绊，坚守人格自由的精神，跟五四运动、跟《新青年》、跟鲁迅、跟北大清华、跟西南联大的革命传统是一脉相承的。这种传统，用一句简单的话说来就是“反专制”。民主、科学、自由就是不仅反对政体的专制，而且反对思想的专制和经济的专制。《观察》的号召力，实际上也可以归纳为一句话：“一切反对专制的人们，团结起来！”
这就是它在全国范围内广大读者中取得巨大成功的魅力所在。
《观察》周刊的经济命脉遇到四方面的威胁——
一、各种开支，首先是白报纸和印刷装订的费用不断上涨；
二、全国各地邮费不断上涨；
三、应付稿酬和同人薪金不断上涨；
四、读者群体不断贫困化，实际收入不断下降。
1947年中，储安平先是在上海文化界多方活动，夏天又专程出差乘坐火车到达北平。在各大学访问调查的结果，使他“第一次开始了解，今天一般学生是生活在何等贫穷之中。各方面都说学生没有钱订阅刊物。那时我们的订阅还只先收２万元（法币）。２万元在当时充其量只合到战前的一块钱。我们很难相信，在战前，大学的学生竟会拿不出一块钱。然而现在，大学生拿不出２万元却是一个普遍的事实。这事实也深深影响了我，使我在５月学潮中对于学生抱有同情。这次我到北方来，我和学生接触的结果，使我相信，要他们拿出几万元来订一份刊物，已近乎一种奢望……”（引自《储安平文集·下》第１５６页）
压迫着《观察》编辑部几乎透不过气来的，首先是成本飞涨，而白报纸成为最大一笔支出，第２卷每期成本中占40 ％左右。在1947年２月第１卷结束时，白报纸价格尚未超过５万元１令；但是半月后第２卷第１期付印时，纸价竟然狂涨到３倍以上，每令15万元。２卷１期以后，白报纸价格继续飞涨，自15万到20万、30万。到８月１日储安平写《第二卷报告书》的时候，白报纸价格为每令32万元，是第一卷结束时的８倍。
其后６个月内，白报纸价格又飞涨到40万、60万……200多万，是第二卷结束时的７倍；《观察》第三卷每期的成本中，白报纸占到55 ％ 左右。
与此相应的，排印工及装订工也一再涨价，其涨幅不在纸价之下。
储安平叹息：“这对于本刊实为一种难于忍受的打击。”
再说全国各地的邮费。《观察》周刊从第一卷第１８期以后“增加售价的重要原因是邮资的涨价，每份的航空邮费，自1946年９月的122元涨到1947年１月的310元。”涨价到2。5倍，（《观察》第１卷第２４期半年总结）到1948年初涨势更猛，“远地寄刊，势须航寄。定户航寄，航平每份就要４千多元，航挂号每份就要７千多元，……本刊在发行上最大一个特点就是真正的全国性，发行总额的50 ％ 以上都散布在大后方各大小城市乡镇之间以及边远地区，因此邮资的加价对于本刊业务上所生的影响，大于仅仅以京沪杭（南京上海杭州）三角地带为发行中心的其他刊物。”（参看《观察》周刊第３卷第２４期报告书《风浪·熬炼·撑住》一文）
再说《观察》付给作者的稿酬，也必须跟着物价浮动上涨。1947年２月第２卷１期为千字１万至１万２千元法币，第２卷的最后１期提高到千字３万至４万元；第３卷第１期为千字５万至６万元，到1948年２月最后一期提高到千字15－20万元，也就是说每半年提高３倍多，每年提高10倍左右。当时许多出版社支付稿酬以每千字１－２斗米价计算的。
《观察》周刊社员工的薪金开支，也必然随着通货膨胀物价飞涨而上扬。在1947年９月份每月总额为法币７百万元，到1948年１月增涨到法币５千万元……
在第三卷的６个月中，支出方面，纸张价格涨到７倍、员工薪金也涨到７倍，稿费涨到３倍，排印装订费也涨到３倍；但是在第四卷的６个月中，物价飞涨更加凶猛，因此纸张价格涨到16倍，员工薪金涨到２８倍，排印工和纸型涨到23倍，稿费涨到20倍（千字由法币20万涨到400万元）。全部开支合拢来算，在这半年中，成本金额飞涨20倍以上。
市场发行——广大读者的经济支持
那么《观察》周刊究竟依靠是什么力量，来承受这样不断增长的沉重负担呢？一句话，依靠扩大市场发行，依靠本身的质量，和广大读者们的经济支持。
1947年８月３０日《观察》第３卷第１期出版，售价３千元；发行量激增到１万９千份，为创刊号初印数的３倍多。并且出了“华北航空版”，在平津地区扩大发行。
这时胡适正好从北平来到上海，９月２２日储安平特致函胡适，报告一年来《观察》周刊的经营情况并向他约稿。这封信已经收入《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983年出版第239页）。信中说：
我们最近开了股东会议，去年一年，盈余２亿３千３百余万。办刊物本来照例是赔本的，本赔完，就关门大吉。我们实在没有想到会赚钱，而且赚了这许多。一千万的本钱，在一年中赚了二十倍。［陈按：扣除物价上涨十倍的因素，实际上赚了两倍，而且不久以后这２亿余万法币又大大贬值了］
再过半年以后，1948年２月７日第３卷２４期售价法币１万元（由于物价飞涨，只合今人民币１块钱）；发行量又增加到２万５千份，为创刊号初印数的５倍。此后印数一直飞跃，第４卷增加到５万份，到第５卷更增加到１０万多份。
但是，储安平在《观察·第三卷报告书》中指出：就以这一期售价１万元一份来说，在上海，到小饭馆吃一碗最起码的肉丝面就要２万元；乘坐一次公共汽车的车票就要１万元，一张电影票３万到４万元，看一场电影连车费就要化法币５万元到７万元；……
《文化人的经济生活》 第六部分全面内战时期文化人的生活 （4）
“纸币”本来只是一张纸，它本身并没有任何价值，它的价值都系于发行这个纸币的政府的信用。有一个“市民”曾在上海各大报纸登载大幅的广告，质问一般市民：为什么美国人民有了美钞不去抢购呢？为什么英国人民有了英镑不去抢购呢？为什么中国人民拿了金圆券就要去抢购呢？ 这问题真是问得漂亮！ 可是我们反问一下，为什么中国人民在以前（在10月31日以前），有了美钞英镑并不一定要去抢购物资呢？为什么在中国的美国人英国人有了中国的金圆券，也一样的要把它用掉，不要放在手里呢？稍稍一想，这里面自有道理。严格的说来，要以改革币制来解放中国当前的经济危机，本来是个幻想。发行法币的是这个政府，发行金
圆券的也是这个政府，这同一个政府，法币的信用既然不能维持，难道金圆券的信用就能维持了吗？ 有人认为这次的改革币制和最近的放弃限价，都是为了人民。实际上真是如此吗？老实说，无非因为当前的经济情景实在不太像样，有点可怕，假如不改，恐怕政府要站不住了！ 改吧，改吧，乱七八糟先改它一下，暂时麻醉一下人民；后来弄到全国抢购，乖乖不得了，看上去可能要出什么乱子，威胁政权，所以只好放弃限价。这一切，说得漂亮是解除人民的苦痛，骨子里还不是要安定自己的政权？ 而在改革币制时，政府命令人民将平时辛辛苦苦积蓄的一点金钞，一律兑成金圆券；政府只要印刷机器转几转，可是多少老百姓的血汗积蓄，就滚进了政府的腰包里去了。政府拿这些民间的血汗积蓄，去支持他的战乱，使所有国家的一点元气，都送到炮口里轰了出去！ 上海的老百姓都在回想他们在敌伪时期所经过的一切，日本人管得再凶，也没有弄到连饭都没有吃，连买大便纸也要排队的程度；日本人逼得再紧，也没有把民间的金银收完 —— 就靠这点元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