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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非常尴尬的境地。
我是中国人，我有自己明智的一线天空，我写《剥开石榴》：那些光还要生活多久／柔软的手在不断祈求／彼岸的歌／是同一支歌曲／轻轻啄食过我们的宇宙。
另一方面，我又是被扭断传统的小孩，在荒地上长大，我不能放弃快乐和任性。我写：我想在大地上画满窗子／让所有习惯黑暗的眼睛／都习惯光明。
第五部分：与光同往者永驻金色的鸟落在我面前（3）
我写《布林进行曲》，也写《布林不进行曲》：“拿餐刀上前线去／背着水瓶找你”；“一百个小娃哩／站着过生日／可以拿着饼／一起走出去”。这是一种天然对立的心态，你既不能存在，又不能不存在。
我潜入自我意识，想判明自身；但每次忽然升起的光明，都把我带入更深的黑暗。
这种悖论严酷地体现在文字上。诗人的对象是文字，敌人也是文字。中国文字历史久远，如玉如天，它要你服从它，而不是它服从你。我感到没有办法，感到一些事儿不对——“我努力着／好像只是为了拉紧绳索”；各种文化事物有声有色地在我身上重演，我变成了灯光舞台。
很累的时候，我就生起病来。我在一棵被伐倒的树上坐着，看别人上学。他们头发黑黑地往前走，大地的血一点点涌进玫瑰，我忽然恢复了小时候的那种热爱，感到春天。我听不见他们背公式，我摸白色的树桩，一种清凉的光明在我心中醒来，这真是个不可言传的事。
我看到我进城以后的生活，像一个被针扎住的标本，手脚舞动。我知道我最大的错误，就是要当一个诗人，抓住一堆观念而忘记了自身。我挣扎，手越抓越紧。现在那只手松了。我看着男孩子和女孩子背着身走路，玫瑰摇动；在他们和玫瑰之间有一种光明不断流变；你永远无法抓住这变化，芳香却能触动你的心。
在临近的一刹那，在你热爱的一刹那，生命醒来，白色的光明在你心中醒来；你可以读自己，千百次不同地读；你可以选择你的过去，一步步走进童年白色的烟雾，不知不觉穿过出生的日子，看见那片开满百合花的池塘……
两滴水降落在大地上，微微接近，接近的时候变长，在它们临近汇合最微妙的刹那，你可以恢复这个记忆。
可以说所有的雨水来自云朵，而云朵来自海洋，这就是你们的共同来源。
我想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成为男人和女人之前，都作为河水、飞鸟，都作为千千万万种光芒生活过。当你有了眼睛看到世界，闻到春天的气息，这记忆就会在你的生命中醒来，使你穿越语言，穿越出生和死亡的墙壁，再现自身。
真实和美的意义就在于此。
我对朋友说，我感到光，像一只金色的鸟那样落在我面前。这样的事一生也许只有一次。
我不想把它捉住，带到动物园或博物馆去，我跟随它，或是它跟随我。
一个诗人寻求文学史上的价值，也许有一定的道理，但对我来说没有必要。
伊凡：诗要不要写出来，写出来会不会失去诗的意义呢？为什么选择写出来？
顾城：诗可写可不写；它到人间来，不由诗人决定，由它自己决定。
诗人不过是个守株待兔的人；经过长久的等待，他才发现，自己就是那只兔子。
他看见许多昆虫、人和语言，在同万物分离的一刻跳来跳去。
他写《颂歌世界》：“草地上跳着兔子／灰暗的兔子眼神如火”——高兴跳它就跳了，没有任何原因。
谁也不能阻挡它到来，就像谁也不能阻挡它离去一样，人间的规定毫无作用。
这好像是另一个“无不为”的游戏，但这个游戏多了一点爱情和好奇心。
1987年12月
香港
第五部分：与光同往者永驻香港电台问答（1）
张先生：《天卷乐》节目很高兴能请到中国新一代的青年诗人顾城，他此次经过香港，请他到这个节目接受采访，讲讲他的诗集《黑眼睛》。首先多谢顾城。我想请问一下，你是如何走上写诗道路的？
顾城：这里边有一个比较奇怪的经历。我在一天早上醒来的时候，看到了白色的墙；那时我很小，大概只有五岁，我忽然感到有一种恐惧；我觉得，这白色的墙是死人的灰烬，我觉得死亡离我很近。
从那个时候起，我就开始害怕城市、害怕这些墙。我跑到墙外边去的时候，就听到了昆虫的声音，很小的昆虫的声音；这声音，使我感觉到我的生命里有一种希望，一种快乐。
后来，我走到离城市更远的地方，我在那里放猪。有一群鸟向我飞来，落在我周围，像暴雨一样落在我周围，向我快乐地叫，这时候我真想也对它们叫。我开始写诗，我觉得，不仅鸟对我说话，而且春天的小花，那荒凉的土地、天空，都在对我说话；我一步步地写诗，我觉得在宇宙中间，在花香中间，在星星中间，有一个秘密，等待我用诗这个小网，去把它捞起来。
张先生：顾城，据你这么说，你写诗是对大自然的一种回应？
顾城：我最早写诗，是为了回答大自然对我说的话；我觉得阳光爱我，春天爱我，我要回答它们。
张先生：所以你用诗的语言，作为对大自然的一种表示，这是你很特别的经历。其实，我想，我们很多人将你作为朦胧诗人。
顾城，大家都把你归属于朦胧诗人，其实，这些人是不是不了解你们这一辈人的写作？
顾城：了解是困难的，因为真正发表出来的诗，并不多；而被人们看到时，他们又有各自不同的角度。语言有时候是达到了解的途径，有时候，又是导致误解的歧路。
张先生：顾城，你曾说过，你所写的诗之所以是新的，是因为表现了自我，其实，艺术家所要表现的，最主要的就是自我的感受，如果你提出这个口号，那么同三十年代的诗人，在根本上有何分别？
顾城：有共同之处，首先诗歌都是从“我”的生命最深处涌现出来的，从内心涌现出来的；要说不同也有不同，这个“我”同三十年代的，或几千年前的那些“我”相比，有一种特别的天真之处。
文化大革命，造成了对文化的破坏，切断了东方的文化传统，也切断了西方的文化来源，那么，在这个空白中长大的孩子，他们就有了一种长久的幼稚与天真；这种天真，就构成了他们的诗的特点。在中国漫长的、可敬的、静若烟水的文化传统中，童话一直是个稀有因素，而他们这种由内心涌现出来的眼泪和声音显示出的童真，的确为可敬的中国文化增添了一点可爱之处。
张先生：那就是说，顾城曾经讲到，其实他写诗的最大特色，就是比较从天真出发，但实际的可爱，是重回到可爱的精神，我同意顾城所说的，诗的创作和其它创作一样，都是从自我出发，但是作为一个作家作品的技巧，或者对人生的体验这些的处理，都很重要，那您是如何面对这些问题的呢？
顾城：我曾经说过，灵魂前进本身，就创造了他的道路。我觉得，任何技巧和形式最初都是由一个内心的舞蹈所创造的。当然，要将创造留下来，也需要具体的研究。西方已经总结出像“通感”、“意识流”这样的艺术技巧；还有很多技巧方式，比如说，通过反复的暗示，使人们意识到一个遗忘的事物，甚至是诞生以来就遗忘已久的事物；又比如说通过对一个具体瞬间的描写，由展示瞬间中包含的永恒，而展现永恒；还有通过各种节奏，各种声音，调动人们生命中潜在的诸种因素等等；这些都可以作为艺术技巧给予研究。
（播放了一段用顾城诗歌写成的很抒情的歌曲）
张先生：顾城，你曾说过，你很喜欢外国的诗，也多受到外国诗人的影响，到底是受到他们的写作技巧，还是题材的启发来写诗呢？你是否觉得中国的诗与外国的诗有共通的地方？
顾城：这个事情非常有意思，一个事物，从东方看和从西方看，就成了不同的事物。我这回有幸到欧洲去，做了一个长达半年的旅行。我发现他们看待的东方，和东方人自己看待的东方是不同的。而我们看待的西方，和他们自己感觉的西方也是不同的。于是这个事情，不仅构成了它们的不同性，也构成了它们的共同性。
张先生：顾城，你会不会觉得，西方的文化，特别是西方的诗，与我们的诗是隔了一层的，我们对这隔了一层的文化的体会，并不体现在文化本身？
第五部分：与光同往者永驻香港电台问答（2）
顾城：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我们从来生活在我们认为的世界里，那么，如果这个世界多了很多角度，多了很多位置，实际上也就如同又多了很多世界。所以，西方与东方的这种对峙，他们彼此间的误识和误解，有时候不仅不是一件坏事，还是一件好事——使单一的人类和单调的文化变得花朵层层叠叠，丰富而倍加美丽。
张先生：所以，我相信顾城这次去欧洲的体验是很深刻的。不过，我回忆起你说过，你比较喜欢西方的诗，以西班牙的诗人的作品为主，你甚至说过：其中的声音有种好像白金和灌木的气概，一种混血的热情，一种绝对的精神，我看这比较抽象一点，到底是何意思？
顾城：我确实非常喜欢西班牙的诗歌，他们有一种特殊的声音，有一种固执；这种固执，表现在他们坚持人的本性上。
洛尔迦热爱他的家乡，热爱在露水中寻找自己声音的孩子，热爱那些小蟋蟀。正是在这一点上，他的热爱，超越了人类的等级和世俗观念，使人类从遥远的地方达到了一个理解。
我也是一个固执的人，我要在这个世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