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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的研究对此体系作了解释。在这个体系里，潜意识的性是没有位置的。人们试图用一些心理分析学的词汇诸如“压抑”、“抑制潜意识幻想”来作诊断，而这些词给人的感觉似乎是，它们确实反映了理性生活的现实，仅凭这些观念我们就可以行动了。于是在我们试图干预儿童的性生活时，似乎只需要向他们描述性就足够让他们为那一刻作好准备了。这种不切实际的想法是危险的、倒退性的，是对“理性”的滥用。
在这种背景下，面对一个性问题，似乎就只需要解释，只需要建议一些身体的练习，只需要“改造”一下人的意愿就可以解决问题了。当人们遇到那些日复一日的问题时，这些建议在短时间内的确是有效的。由于表面上看起来没什么人格上的问题，这种疗法可以带来即刻的良好结果。日常生活的烦心事，工作上的烦恼，坐车带来的疲惫，筋疲力尽工作一天后很晚才能到家，照看孩子，这些现实使夫妻不可能有频繁的性生活。但是，这些理由也可能是掩盖性压抑的面具（性压抑并不一定使个体痛苦），偏头痛、疲劳和“不想”都是礼貌的拒绝对方的方法。
不要以为现在到处都张贴着性，于是这种过度色情化会鼓励夫妻纵欲。情况恰恰相反，大量的色情使性非性化了。因为在想像里“好”的东西，一旦付诸实践，便十分危险。色情的“通货膨胀”——它所带来的经济利益是不容忽视的——取消了人与他人的关系而使纯粹想像的世界色情化。在这个世界里，面孔是不存在的（色情电话），甚至连声音也是不存在的（色情传真）。如果说与他人的关系非性化了，那么想像却越来越色情化，它把每个人都封闭在强迫性的性孤独里。这种过度色情引起了压抑和其他性疾病。咨询性学专家的人数增加了，人们认为心理障碍是很小的，只是与周围的生活环境有关，他们希望通过几次与医生的会面就解决问题；但是，情况却并非如此，在出现性危机时，是人格出现了问题，这需要进行心理治疗，仅仅是咨询性学家是不够的。性问题是一种症状，尤其当没有发现生理和器官上的问题时更是如此，治疗不能仅仅从性方面入手。
G。兹旺（G。Zwang）和A。罗米安（A。Romien），《性治疗概要》，Maloine出版社，巴黎，1989。G。兹旺，《性病理学》，Maloine出版社，巴黎，1990。J。韦恩博格（J。Waynberg），《关于性关系的定见》，Hachette出版社，巴黎，1988。
第2章 被占有的性被占有的性（8）
以“自我心理”的名义仅仅局限于性的治疗往往是走进了死胡同。
马斯特斯和约翰逊没有考虑人格的整体，所以他们的理论在面对我们现在的主观问题和感情问题时，是不足以成为长期有效的疗法的。有趣的是，去咨询他们的主要是精神病医生和心理分析学者，这似乎是在肯定眼下的感觉心理大行其道的现象。我们的时代想“感觉”，想“体会”，仿佛是想以此抵抗工业社会的进攻。
生物能量理论也属于这一理论流派。它用一个神秘的“能量”概念把潜意识“退化”成意识，却没有明确指出“能量”这个概念的内涵到底是什么。根据该理论，意识可以使人找回最初的行为，而这种行为比受心理引导的行为更真实，它称这种情况为“最初的呐喊”。事实上，它所描述的是还不会说话的婴儿的情况，而婴儿的人格是呈分裂状态的。在1960年代，“生殖能量”和“最初的呐喊”是描绘人类关系时最常用的概念，但是，后来它们失败了，需要找到别的东西。于是在1980年代初，占星术甚至巫术又开始大行其道。这也并非现代才有的现象，每次人类社会出现哲学、宗教意识危机时，我们就会发现不理性的、崇拜神秘主义的群众出现。至于性关系，它也不能幸免于这种潮流。
害怕重新处于混乱的状态，害怕潜意识里性的未分化，这些都促使个体去做一些“看得见”的举动，以证明自己有控制能力——尽管这种控制有明显的“人造”痕迹。希望有大量的性经验和频繁更换性伙伴，既不是肉欲性质的，也不是感情性质的，仅仅是个体想感到“还活着”，于是用这种死亡性的性关系来安慰自己。性关系也因此变成了发泄而不是对他人的爱。
如果在摄取性自我确认（把一个流行的关于性关系的观点变成自己的）时，个体吸取了各式各样的低估性关系或生殖的分裂性元素，那么，“自我”是有可能使整合性关系的心理工作失败的。今天，在任何地方人们都在喊“要赢”，但矛盾的是人们的心理状态却好像并没有赢：什么“无能”、“懒鬼”、“笨蛋”之类的词汇随处可闻，反映出一个被个人主义“侵犯”了的社会。 在一个自恋的社会里，性关系在很大程度上不再与生殖有关，而与追求个人幸福紧密联系在一起。人们想得到幸福，想充分发展，想保持年轻时的活力。于是，主观性关系以保存本能为榜样发挥作用，而对那些不能忍受“心理思考、社会思考、哲学思考、道德思考不仅可以运用于‘成功’和‘财富’，也可以运用于‘失败’和‘错误’”这一事实的人来说，这种主观性关系会引起防卫性反应。他们不能容忍我们向他们展示性关系真正的那一面，尼可尔·雅梅（NicoleJeammet），《必要的恨》，PUF出版社，巴黎，1989。又见波米埃（GérardPommier），《性秩序》，Aubier出版社，巴黎，1989。
这一面与人们的直接感受并无联系。人可以十分真诚地相信错误，但是，真诚并不代表正确。应当承认，容忍精神本身也并非美德，它也常常掩盖流行的坏动机和保守主义。借口每个人都想控制自己，有些人认为人的所有行为都是经过“科学思考”的。如果确实有辨别、质疑、选择、承担的能力，那么这种思考无疑是一笔财富。但是，这种所谓的影响人行为的科学思考，最终导向以“对自己好或不好”为惟一的判断标准。这种“个人全能”的推理是儿童式的，属于神秘主义思想的一部分。如今，在广播里或电视上，随便什么人都可以说随便什么话，而他的话却被他人当做事实。当媒体传播内心独白和自言自语时，除了告诉人已知的一些知识外，没法带来别的什么好处了——关于性关系尤其如此。现代性关系常常被导向个体的自我保存，而剔除更多“关系”层面的东西。如果性关系倾向于自我保存本能，它就不再对思考敏感，不再考虑他人的存在。过于屈从于“享乐原则”，性关系就有可能威胁到心理平衡，从而导致性关系与性的永久性分离；相反，如果性关系成功地把“保存个体”和“服务于种群目的”这两个目标结合起来，它就可以扮演“联系”的角色。然而，在今天的社会里，我们却消除两者之一，于是缩小了主要作用在于维持平衡的性活动的范畴。
一个只导向生殖的性关系失去了“在爱情关系中关注自我”这一功能；相反，一个只指向性和快感的性关系，它去除的不仅是可能存在的孩子，而且去除了自己和伴侣的生殖能力。今天大多数性关系都与生殖无关确系事实，这让年轻人产生了一种幻觉，好像孩子是从性关系之外来的。“我不知道在这种情况下我会怀上孩子。”一位21岁的女大学生这样说。在和一位朋友发生关系怀上孩子之后，她想流产，因为她所处的情况让她很不安。人们在赋予爱情关系以不孕性质之后，出现了许多“兄弟姐妹之情”式的关系，而这样的伴侣在面临结婚生孩子这样的现实时，他们之间的关系一下子就垮了。他们往往在孩子出生之后就分手，或是——就像我们今天常看到的——在婚期前的几个礼拜把一切都取消。在与他人的关系里，“不孕”具有标志性的意义：关系变得缺乏质量，既然性上的分离看起来是不可调和的矛盾。
自我保存本能和性冲动之间存在着对立，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去掉两者之一。比如，让避孕占据它所应占的位置是重要的，但是，从中得出“从此往后性生活就应该与繁衍后代分离了”这个结论是错误的。事实上，这种分离只是现在社会上客观存在的现象，认为它就是“应该的”，是回避问题的做法。但是，应当承认，在目前的情况下，把已经分离的东西重新合在一起是不容易的。
避孕的性
如果说出生率下降带来的后果数量巨大，那造成它的原因也不少。许多年以来，人口统计学家用数字向我们表明人口未更新所带来的社会和经济后果。一个逐渐老龄化的社会将不能像以前那样保证良好的社会福利，因为就业的人口成为了少数，他们是无法仅凭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