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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人、文人巨子和官僚开始联合起来开办新式资本主义企业。在商人
中,买办的唯我独尊的地位开始动摇。这时洋员也进一步熟悉了中国的习
惯,洋行亦越来越想绕过买办直接同对方打交道,从而排除了对买办的需
要。随着中西贸易的倍蓰增加,中国雇员在洋行的作用和地位逐渐降低。他
② 参见杨懋春:《中国社会结构的历史研究》,第296—315 页。
③ 参见兰金:《1902—1911 年上海和浙江的激进知识分子》。此书叙述了长江下游的革命派。关于湖南的
革命派,见周锡瑞:《湖南湖北的辛亥革命》,第46—65 页。
① 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926、928、934—943 页。
② 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927 页。
③ 江苏省行政公署实业司:《江苏省实业行政报告书》,第5 篇第52、55、58 页。
④ 邵循正: 《洋务运动和资本主义发展的关系问题》,载《北京市历史学会第一第二届年会论文选辑》,
第258—280 页。
⑤ 数字是根据《江苏省实业行政报告书》第3 篇第2—51 页和第5 篇第39、69 页上所开列的名字计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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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丧失了权力的基础,变成了单纯的执行代理人。1899年日本三井株式会社
首先取消买办职位;1907年横滨正金银行继起效法。越来越多的买办都在利
用从洋行所得的利润开办独立的中国企业。相反,那些独立的商人或“民族
资本家”,却经常向外国人借贷,或把工厂卖给外国人。私人企业或资本同
官办企业的界线,变得模糊不清了。许多官办企业经营的资本中较大的一部
分是私商投资的。而且一位官员投资于官办企业,能说这与投资于私人企业
不同而认为他不是资本家吗(见第八章)?官僚是从来不把国家利益和个人
利益分得一清二楚的,他们的态度多半取决于这项事业经营的结果。如果经
营失败,他们就把自己的失败转嫁于其他股东,而不是自己去偿还政府贷
款;如果有红利可分(在1900至1911年期间经常分红),官僚们总是认为
他们投了资,利润都应归己。最后,甚至在经营方面,由于官僚们越来越多
地亲自插手而不是托付给商人管理,官方企业就更象私人企业了,因为私人
企业也能得到一部分官僚资产和官方扶助。利用官方势力的企业的特点是规
模大,而不是经营的性质。毫无疑问,官僚们与新的经济活动更有力的结合,
促成了资本主义的大规模发展。
在二十世纪之初,从传统的上流社会还产生了一个新的社会阶层。这个
社会阶层无以名之,但是当时文献提到的“绅商”几乎都是指它。绅商既可
指官员和文士,也可指商人,这是两个不同的并列范畴,同时又不同于“民”
和“官”。不过这种称呼越来越罕见了。一般说来,若将这个名称用于一个
集团,那就是泛指参与商业的官吏和文士、拥有功名和官衔的商人,以及同
他们有联系的纯粹文人和商人。如果这个名称用之于个人,那仅指前面两
类。我们可以将它译作“商业绅士”。诚然,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参与商业,
但是,必须从最广泛的意义上来理解“商业家”,他们包括从事贸易、银行、
工业和各种企业的人,不过他们都具有资本主义的特征。还必须记住,这个
术语用于许多不同的场合。其中有象中过进士并在政府中任过不同官职的沈
曾植之类的人。他挂名领薪、写书、大收其地租,弄到大量钱财;他还投资
于银行和铁路。另一方面,也有象黄佐卿这样的人,他通过各种工商业经营
而取得势力,并且一心一意想取得官衔。
经营商业的绅士是新绅士阶层当中的多数人,是它最活跃、最有影响的
部分;新绅士阶层用在义和团时期促成组织“东南互保”以及在1901年以
后鼓动和支持朝廷进行维新运动的行动来显示它这个集体的存在。但是,很
难认为这两类人是完全一样的。当时的人们把山西钱庄老板这类商人视为绅
商,他们尽管大做买卖,却保持着旧传统,甚至他们的经济观点也是这样。
另一方面,虽然其中有些人与工商界没有直接的联系,我们却应当把那些支
持维新的人算作这个现代社会名流集团,而不论他们依然是利用其地位从而
①
获得特权的传统士大夫, 或者是身居城市靠卖文卖字为生的知识分子,甚
① 刘鹗的自传体小说 《老残游记》充分表现了这一特点。此书有英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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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或者是军官,总之,都属于这一类人。
这个现代社会精华阶层是否组成了资产阶级呢?毫无疑问,他们具有许
多资产阶级的特点,但是他们仍过多地被传统的经济和社会的形式所束缚,
所以还不能被称为资产阶级。事实上,在1905至1906年以前,资产阶级分
子是同其他阶级的分子混在一起的,我们很难分辨出来。每个人都被家族、
个人和职业关系所缠缚,传统原则与现代原则就在这些关系中发生冲突,但
其程度则随着个人的情况和性情而有所不同。只是在清朝的最后五年,真正
的资产阶级才开始出现,那是一批现代的或半现代的实业家、商人、金融家
和大工业家:他们被物质利益、共同的政治要求、集体命运感、共同的思想
②
和与众不同的日常习惯等等联系在一起。 中国资产阶级的特点终于形成
了,这是与帝国主义列强和洋人的来临相对抗的结果。从1905至1911年中
国企业的全部资本增加了两倍,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资产阶级就开始反对
政府的无能,抨击政府不提供保护。在地方事件、立宪运动和恢复国权的斗
争中,他们都采取反政府的立场。他们非常热烈地支持民族主义,要求参与
管理租界、海关和制订关税;他们还组织抵制洋货、建立商团以反对外国的
控制。
然而,作为一个阶级,资产阶级仅在上海和广州才有,天津、汉口和其
他大商埠只有一些资产阶级分子。他们意识到自己的存在,以自豪的口吻自
①
称为“企业家”。但是,当时的人们是很少这样看待他们的。他们很少独
自行动而往往成为附属品,依附于他们从中脱颖而出的现代上流社会的巨大
主体。
新的社会制度
某些制度是同特权阶级内部的变化有联系的。明清两代的官员一般都聘
请本阶级的同僚为私人顾问 (幕友),尤其在刑名和钱粮方面。到了清末这
个旧规又满足了新的要求。各省高级官员为个人设立了文武兼顾的幕府,以
承担镇压太平军、同外国人打交道的一些新出现的任务。如马建忠、薛福成
等第一批洋务专家就在幕府中一起共事,一部分新兴的工商业家如盛宣怀、
②
政治活动家如唐绍仪也在这种地方初露头角。不过,曾国藩、李鸿章 或张
之洞在提拔这类人或罗致其他公认的专家方面所采取的下一个步骤,则是任
命他们为委员来负责一项特殊的新工作。另外一个办法则是按照清代行政的
传统,设置非法定的署或局。象管理兵工生产、厘金和工厂企业等的许多新
机构都称为局,总是以非法定的官员即委员负责主持。唐廷枢和容闳就曾担
② 关于狭义地分析资产阶级,见贝尔热:《中国的资产阶级与辛亥革命》,第2—54 页。
① 张謇:《张季子九录·教育录》,卷3 第20 页。
② 弗尔索姆的《晚清时期的幕府制》主要介绍了曾、李两人的幕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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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过这种职务。十九世纪后半期发展起来的幕府,以及后来扩大应用的局和
委员体制,多少为行政干才提供了活动天地,也成了沟通旧文人学者和新专
家的主要渠道。幕府这种非正规的组织是由通晓各省情况的人以及由对组织
和供养他们的“恩主”一心效忠的人所组成,它起了酝酿社会改革的作用;
但到了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以后,这种组织却被另一些更多地摆脱了儒家传统
的机构所取代了。
越来越多的现代社会精英人物都曾就读于按西方课程教学的新式学
校。重点进行宗教教育的教会学校,无论是用中文授课的天主教教会学校,
还是大多数采用外语及其他外国方式授课的新教教会学校,起初都根本没有
引起社会精英的注意。新式学堂最初由政府兴办,接着由新教传教士兴办,
它们把半中半西式教育推广到了中学和大学,宗教课程也让位给普通知识
课,只有到了这个时候,这种新式学堂的效果才变得明显起来。尽管在1890
年新教教会办的学堂有17,000学生,另外还有几所小规模书院,但它们也
同几所官办学堂如北京同文馆和福州船政学堂一样,培养出来的学生都得设
法进入幕府以获取有影响的职位。只有随着1895年以后的维新运动和1902
年建立全国性的现代教育制度 (这项工作在1904年颁布了这方面的章程才
完成),胸怀大志的青年学子才不得不进现代学校深造,以便进入新的世界。
可是,尽管学校的文凭中也授予传统的功名,但因科举制度根深蒂固,要谋
一席地位,还是得走传统的道路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