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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乱主要是由那些对英方拒绝批准协定一事不知底细的小士绅们煽动起来
的。因此，很难把英方拒绝批准协定之事和排外主义直接联系起来；不过英
方的行为肯定加深了中国人关于外国人本性贪婪、行动捉摸不定的看法。如
果说，蒲安臣的出使助长了中国方面的自满，那么，拒绝批准阿礼国协定则
又一次加深了中国人对外国人可信赖的程度的猜疑。这两件事对中西关系同
样都造成了不利的影响。②
1870年的天津教案
甚至在蒲安臣正在美国游历并邀请传教士“把光辉的十字架插到中国的
每个山头上”时，反基督教的活动已在全中国境内爆发了。作为一种异端信
仰的基督教是和儒家学说相对立的，它让男女教徒混杂集会礼拜的作法又和
中国的习俗背道而驰，因此关于教堂伤风败俗的谣言四起 （见上卷第十一
章）。教会偏袒中国教徒以及建筑教堂时不顾历来尊崇的风水观念，这都激
①
起了中国人的反感。 反基督教的小册子屡见不鲜，而由绅士们煽动的反教
活动也时有所闻。这些活动招来了外国外交代表们即时的报复。他们（包括
阿礼国）觉得，如果不采取行动，其后果必然是“严重丧失在东方不得不赖
以办事的威信和影响”。于是在1868年8月，当扬州的一群暴民抢劫并焚
毁了中华内地会新建成的布道所后，阿礼国便派领事麦华佗和四艘兵船前往
南京，迫使总督曾国藩将扬州的地方官撤职，并赔偿损失。此外，1868年11
月当台湾暴民蓄意打破外国商人对樟脑的垄断而对他们发起攻击时，英国的
译员吉必勋和海军上尉格登便炸毁了中国设在安平的一座军事设施，并索取
赔款四万两白银。这类行动奏效迅速，但总是更加激起公众的情绪，引起仇
外心理。就连伦敦当局也认为阿礼国…麦华佗的行动违背了英国的政策，宣
②
称吉必勋…格登的行为“应受指摘”，是“轻率的和不可原谅的”。
1870年，天津是一次重大的反基督教暴乱的发难地。天津成为这次事件
爆发的现场并不偶然，因为它曾两次为外国军队所占领：一次为1858年谈
② 芮玛丽的《同治中兴》（第299 页）指出：“如果说收复安庆和设立总理衙门标志了中兴的开始，那么，
拒绝批准阿礼国协定和天津教案则标志了中兴的结束。”
① 关于教会问题的优秀著作，可参阅科恩：《中国和基督教》，第3 — 7 章。
② 费正清：《天津教案背后的模式》，载《哈佛亚洲研究杂志》，卷20 第3 — 4 期（1957 年12 月）第482—483、
488、50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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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天津条约时，另一次为1860年谈判北京条约时。甚至在和约签订之后，
一部分英法军队仍驻扎在大沽，一直到1865年才撤走。外国军队的存在总
是引起愤激的原因，加上法国方面又火上添油，在1860年占据了天津的皇
③
家离宫作为领事馆。1869年，在一座破庙的旧址上建立了维多利亚圣母院
的教堂和育婴堂。由于中国人很少把孤儿送到这所外国人办的机构，修女们
便订出办法，为每名收养儿童付出一笔奖金，这样就鼓励那些称为“儿童贩
子”的坏蛋去拐骗儿童。这种奖金规定以及高死亡率（因为修女们特别愿意
为生病和垂死儿童行洗礼），不可避免地引起了人们的猜疑。谣言广为传播，
说外国人在他们的深宅大院内对儿童施行魔法，砍掉他们的四肢，并将他们
的心脏和眼睛挖去制药。
1870年，北洋通商大臣崇厚对该育婴堂进行了调查，查明这些不着边际
的指控并非事实。后来，好斗的法国公使丰大业和他的一等秘书突然持枪而
至，要求为修女们平反。当他看到暴徒而地方官竟无力驱散时，他一怒之下
开了一枪，虽未击中该地方官，却击毙了他的侍役。这群暴徒为了报复便杀
死丰大业和他的助手，焚烧了教堂和育婴堂。被杀死的有十名修女、两名牧
师、两名法国官员和三名俄国商人，还有四座英、美教堂被捣毁。这次危机
使十年来的亲善和合作顷刻付诸东流。外国炮舰迅速开到天津，同时七个国
家的公使联名向总理衙门提出强烈抗议，要求赔偿损失和惩凶。
清廷委派它德高望重的臣仆、那时担任直隶总督的曾国藩彻查这一案
件。年迈多病的曾国藩接受这项艰巨任务后，不料发现形势远比他所预期的
更棘手。法国代办要求将仇外最凶的陈国瑞将军以及天津知府和知县都处
死，而保守的中国官员和士子文人则吵嚷着反对作任何让步或安抚。在这种
紧急情况下，曾国藩表现了非凡的正直和胆略。他不是一心求稳以迎合公众
的情绪，而是甘冒政治风险提出一个必须弄清该案是非的无所偏袒的意见，
他劝说清廷必须首先对英、美、俄三国进行赔偿，使它们不致被卷入到法国
的案件中去。曾国藩旋即亲赴育婴堂直接向儿童进行了解，结果弄清他们并
非拐骗而来，而是由他们的家庭自愿送来的。他请求清廷发布辟谣声明，证
明并无虐待儿童之事，以此恢复修女们的名誉。
为了解决这一纠纷，曾国藩建议将道台和天津的知府、知县撤职；将十
五名元凶处死，另外二十一人流放。曾国藩主张，如果法方仍不满意，还可
考虑加重处罚。
保守派当即谴责曾国藩卖国，北京的湖南会馆将装饰在墙壁上的曾国藩
手书对联付之一炬；大学士倭仁嘲笑曾国藩在处刑问题上和法方讨价还价的
思想。清廷也认为曾国藩的建议难以接受。正当这时，驻武昌总督李鸿章提
出了一个比较合意的解决办法，即建议将八人处死，十二人充军。李鸿章被
调来天津接办此案，曾国藩则被派为驻南京总督。曾国藩深感个人不称职，
③ 即望海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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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又不断受到保守派的谴责，因而灰心丧气。他在致友人书中说，他“外
惭清议，内疚神明”。
幸运的是，法国在中国表现的好斗精神因欧洲爆发了普法战争而得到缓
和。李鸿章迅速将此事予以解决，他同意赔款四十万两；派一个使团前往法
国道歉；将天津知府和知县充军；八名肇事者处以死刑，二十五名送往边疆
服苦役。崇厚率领的赔罪使团来到法国后，不料发现法国政府因忙于对普鲁
士的战争而顾不上接待该使团。总理衙门于是命令崇厚回国。可是，当他行
抵纽约时又被召回法国，法国临时总统梯也尔于1871年11月23日在凡尔
赛宫接见他时宣称：法国对处决几名肇事者不感兴趣，而是希望取得持久的
和平和秩序。随着梯也尔接受了中国皇帝的道歉信，这一事件便告正式结
束。①
觐见问题，1873年
虽然外国的外交使节1861年时驻在北京，但是他们仍被拒绝觐见幼帝。
恭亲王曾以半摄政者的资格接见他们，并表示皇帝尚在冲龄，不宜觐见。虽
然外国代表们同意这样一种看法，即没有理由非要和一个年龄才五岁的皇帝
见面不可，但他们仍争辩说，一再推迟觐见乃是一种不友好的行为。当然，
中国方面之所以拖延是由于外国人不肯行叩头礼，而这是和中国之为天下共
主的神话以及古已有之的纳贡制格格不入的。
总理衙门的策略使觐见问题延了期，但还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因此，当
1867年秘密讨论修约问题时，总理衙门就该问题征求过几个主要封疆大吏的
意见。绝大多数人主张在皇帝成年以前应回避这个问题。李鸿章声称，与恭
亲王接触就足以上达天听，直接觐见并不会使外交代表另有所获。至于皇帝
成年后的觐见仪礼问题，他主张可以允许外国公使沿用晋见本国统治者的礼
节。曾国藩则坚持，康熙帝（1662—1722年）曾经把俄国看成是一个平等的
敌国，而不是一个下属附庸，所以朝廷也可以把外国公使看成是具有平等地
位的敌国的使臣，使之免予遵守中国的习俗。可是，也有不少保守的官员争
辩说，中国不应为了外国人的方便而改变它的制度规矩。
1872年，皇帝已经成年大婚，但是外交官们都未被邀参与盛典；这便回
避了礼宾问题。1873年2月新帝宣布亲政，外国代表又一次提出觐见的要求。
总理衙门看到不能将这个问题再事拖延，便和外交官们专就履行适当礼节问
题反复讨论，最后同意外国代表入觐时可以行鞠躬礼而不必叩头了。
1873年6月27日，星期日，外国的外交官们在这天上午五点三十分钟
就集合，但直到上午九点钟才在紫光阁受到同治帝的接见。此时在北京交换
① 毕乃德：《1870—1871 年崇厚出使法国》，载《南开社会经济季刊》，卷8 第3 期 （1935 年10 月）第
633—64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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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1年条约批准书的日本外务大臣副岛种臣，乘机显示了他掌握西方外交的
才能，同时坚持他是大使级，接见时理应先于西方的公使，这样才能维护日
本和西方列强之间的平等地位。因此他第一个受到接见，随后俄国、美国、
英国、法国和荷兰的公使以及德国的翻译官按资历依次晋见。他们都将本国
的国书放置御案上；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