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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同时提出了新的价值观、新的希望和新的行动方式。
尽管有这样地区性的变革，在整个十九世纪末期，经济发展和社会变化
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局限在通商口岸。在这些小而孤立的土地之外，中国传统
的社会经济结构所受的影响甚少。中国的绅士照样享有他们传统的上流社会
地位，仍是帝国中占支配地位的社会集团。简言之，虽然西方的扩张在通商
口岸创造了一种新社会，但却不能把其改造的影响扩展到中国内地去。
然而，就西方文化对中国的冲击来说，情况却是不一样的。十九世纪九
① 张灏：《梁启超与中国知识分子的转变》，第7—3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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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代是转折点，当时西方的思想和价值观念首次从通商口岸大规模地向外
扩展，为九十年代中期在士绅文人中间发生的思想激荡提供了决定性的推动
力。为了理解这些重要变化的意义，我们必须放眼纵观前此数十年内西方文
化对中国的冲击。
在1840年后的将近半个世纪以内西学的输入是缓慢的，它对中国士大
夫的影响是表面的，特别是和西方文化在十九世纪日本的迅速发展及其改造
影响相比就更加明显，这是重要的然而经常被忽略了的事实。这个世纪中叶
以后，当西学在日本迅速成为全民族注意的中心之际，它在中国却于数十年
中被限制在通商口岸范围之内和数量有限的办理所谓“洋务”的官员（见第
三章）之中。在1860年以后的数十年间，基督教传教士向中国内地的渗透，
就思想的交流而言，收效甚少；但事实上，这种渗透引起了社会文化的冲突，
扩大了中国和西方之间心理上的隔阂。中国大多数的士大夫仍然生活在他们
自己传统的精神世界里。
当人们回想起，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以前，士大夫所受的教育仍然面向
科举制度和面向成为该制度基础的儒学时，那么他们不接受西方文明就不足
为奇了。西方长期未能对这样一种重要的文化制度产生影响，这件事本身既
深刻地反映了大多数中国士大夫思想上与外部世界隔绝的情况，而且也是造
成这种情况的重要内在原因。
中国士大夫对西方文化的冷淡态度能从几处看出来。1865年江南制造局
建成后，它的译局翻译的出版物销路是很有限的。据有人估计，从十九世纪
①
六十年代中期到九十年代中期，译局卖出约13，000部译著。 中国公众对
读物的冷淡态度和明治时代日本的情况形成鲜明的对比，在那里，福泽谕吉
的《西洋事情》自1866年出版后几乎立即卖掉250，000册（包括私印本）。
②这种冷淡态度还可以从清朝中央政府和各省在1861到1894年之间开设的
现代学堂缺乏成绩一事得到证明，这些学堂原本计划提供西方语言、工艺知
识、军事训练和军事组织等方面的教育。但是，它们之中没有一个发生过大
的影响，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的文人不愿进这些学堂。③
对这种思想上的隔绝状态，再也没有比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以前西学在书
院课程中没有地位的情况更能说明问题的了。这种状况也和十九世纪后期的
日本有明显的区别。一个在1870年到日本一所普通学校从事教学的美国人，
对于西学所占有的显著地位以及学校收集西方书籍的规模有深刻的印象。①
但如果他甚至在二十年后访问一所典型的中国书院时，他也几乎不能发现任
何表明西方影响的证据。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梁启超曾在广州两所著名
① 翦伯赞等编： 《戊戌变法》，第2 册第18 页。
② 这已由R。P。多尔等人所证实。
③ 毕乃德：《中国最初的官办洋学堂》，卷1 第93 页。
① 多尔：《日本德川时代的教育》，第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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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书院学习过。无论在哪一个书院，他都未能发现西学的踪影；课程中传统
的儒学仍占统治地位。这是广州的情况，而广州可能是西方影响比其他地区
更深的通商口岸城市。虽然有关研究清季书院的专著甚少，但已有的材料可
以证明，在1895年开始的教育改革以前，西学在书院的课程中总的说来是
被禁止的。②
更多的证据可以在一本教育书目中找到，此书是与张之洞同样杰出的一
位官僚学者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中叶出版的，在十九世纪后期很流行。它根
本没有提及西学。当我们翻阅一下这个时期受尊敬的儒学学者如朱次琦、陈
澧、朱一新和王辏г说热说闹魇保不峋斓胤⑾郑堑淖⒁饬负跞�
都集中在传统的儒家学术上。所有这些记述在分散时可能不足以说明问题，
但是加在一起就可以说明，在十九世纪的绝大部分时间里，在西方化了的通
商口岸和中国士大夫知识界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文化鸿沟。
然而，经过数十年时间，这个鸿沟由于西方思想的缓慢渗透而开始被填
平了，结果使西方观念和价值标准在十九世纪末在中国士大夫中间得到了广
泛的传播。更重要的是，伴随着西方思想的传播而来的是士大夫对这种传播
的态度的重大变化。直到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以前，中国人对于西学仅有的一
点兴趣大部分集中在技术知识 （“艺”）上。但在该世纪末，如果我们可以
用当时流行的一本有关西学的中文文献目录来作判断的话，那末，中国学者
的注意力已转向西方政治经验和政治知识（“政”）以及西方宗教思想（“教”）
等方面了。①
士绅文人日益接受西方的知识和价值标准，这使西方思想从中国文化的
外围向其中心渗透。这种渗透引起了西方思想和本国思想倾向的大融合，最
后产生了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思想的风云激荡。当然，这种激荡之势只有
从普遍要求改变现状的迫切愿望的背景中才能理解，而这种愿望都是由帝国
主义不断增长的侵略所激起的。但是1895年以后的民族危机气氛只不过是
一种触媒剂，它促进的变化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初就开始了。
这类的发展之一是基督教传教士们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的知识传播活
动。在1860到1900年之间，新教和天主教这两种基督教教会的传教活动很
少成功。事实上，从中国士绅文人在十九世纪后期经常发生的反洋教事件中
扮演领导角色这一点看，基督教教士在填补他们与中国社会精英之间的文化
裂缝上似乎收效甚小。但是有些传教士并非单纯从事传播基督教福音的宗教
代表，他们也扮演费维恺恰切地称之为“文化掮客”的角色，为受教育的中
国人提供西方的非宗教思想和知识。在这非宗教的活动方面，他们主要依靠
三种机构：学堂、民间团体和报纸。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后两种机构作为
他们的文化活动工具，是特别重要的。
② 丁文江：《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卷1 第11—14 页。
① 梁启超： 《西学书目表》，收在质学会编：《质学丛书初集》，1896 年，第9—10 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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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87年这几方面的工作进展很大，这一年建立了一个在中国人中间
普遍称它为广学会的组织。虽则广学会不完全是传教士创办的，但他们是创
立该会的发起人。在促进该机构的活动方面传教士提供了推动力，特别是在
1891年精力旺盛的威尔士传教士李提摩太担任它的总干事之后。在他有力的
和富于想象力的领导下，这个组织不但大大扩展了自己的活动，而且采用了
①
新的方法，首先致力于劝说中国的社会精英相信西方文化的价值。这种做
法被证明很有成效，对中国的社会精英的影响程度是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大规
模传教活动在中国开始以来所未曾有过的。广学会在中国政府官员和士大夫
中的影响表现于两个方面。首先，作为一个兼有知识和政治目标的自愿联合
机构，广学会提供了一种组织的样板，对有意于改革的许多文人来说，它是
很合心意的。其次，广学会的知识影响体现在它的数量很大、内容多样的论
述西学和世界新近形势的译著中，其中包括如麦肯齐的《泰西新史揽要》和
《中东战纪本末》这样一些很著名的作品。
在广学会的出版物中，最流行的是《万国公报》。这种月刊的前身是美
国传教士林乐知在1868年创办的《教会新报》。1874年改称《万国公报》
以后，这个杂志不但变成传播基督教信仰和西方非宗教知识的工具，而且成
②
了社会批评和公共建议的论坛。 《教会新报》以它的倾向性和版式在当时
中国存在的报纸中独树一帜，因为那些报纸不是适合于通商口岸的商业界，
就是适合于教会的通讯交流。《万国公报》在1883年停刊，1889年由广学
会接办时复刊。林乐知仍是它的主笔，杂志仍然保持它原先的倾向性和版
式，致力于用文言文介绍西学和有关世界事务的最新情况。它的发行额在十
九世纪九十年代迅速增加，高达四千份左右。作为文化掮客，基督教传教士
终于能够使士林普遍受到他们的影响，其成绩是他们直到1890年为止在传
教活动中从未能取得的。①
《万国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