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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忠实《白鹿原》（长篇小说）
又一部“史诗”来了！那些专事抬轿的帮闲批评家总是热衷于欢呼“史诗”的出现。中国历史特别长，因而“史诗”鉴定者误以为小说的篇幅长一些就是史诗，而且既然中国历史特别长，那么中国也就理所当然宜于盛产史诗。“史诗”必须写几代人，否则就不像史诗。当然必须有乡土气，更少不了妖魔鬼怪、巫婆神汉、半仙高人，以及每一代人的吃喝拉撒乃至吃喝嫖赌，于是就“史”了，然而“诗”何在？抬轿的帮闲认为，“史诗”是有权泥沙俱下的，大师是有权不修边幅的，因此写“史诗”的大师有权写不好一个短篇。大师的自我辩护是：大象干大象的活，老鼠干老鼠的活，既然老鼠不能干大象的活，那么大象当然有权干不好老鼠的活——即便害怕老鼠钻进自己的鼻管，大象依然蔑视老鼠。必须正告大象和那些摸象的盲人：史诗时代早已过去，中国当代文学的痼疾是鼠辈猖獗——包括那些鼻子里插葱装象的鼠辈。伪大象与真鼠辈惟一的共同点，就是牙不错——难怪有这么好的胃口。
陈 染《私人生活》（长篇小说）
由于目录中煽情的章目（如“床的尖叫”）和一般只有地摊读物才有的提要（如“她发现自己身体上还有另外一个她不知道的嘴唇在呼吸和呻吟”），此书刚出版时我没读。因为如果打算读咸湿文字，还不如照顾地摊写手的生意。然而陈染是有格调的严肃作家，这种花招一定是为了畅销故意做出来的假装的不正经，那是最没劲的。这次为了评论此书，我不得不把它读完，却惊讶地发现“提要”开的是空头支票，是在故意误导和暗示实际上没有的挑逗性内容。如此狡猾的“假装不正经”，我还是第一回见到。不过我最强烈的观感则是此书语言极不合格，连文从字顺都没做到，像“正是风华正茂”、“实际上她心里比我聪明”、“驻足凝息”、“故做出来的无动于衷的表情”、“头脑明晰”这种句子，亏她敢于写出来，而且还毫不脸红地在附录中自称“我习惯为一个句子、一个字词、甚至于一个字、一个标点符号而奋斗”。甚至坦然被采访者誉为“精致的语言”。
汪曾祺《陈小手》（短篇小说）
从早期的《鸡鸭名家》到后期的《受戒》，汪曾祺一系列笔记风格的风俗画杰作肯定是中国现代小说最足以傲世的极少数重大收获之一，仅就艺术成就而论，决不下于鲁迅和张爱玲。洗练的语言，明丽的色彩，淳朴的民情，都达到了难以超越的极致，而《陈小手》足以代表他的至高成就。在这篇可算微型小说的极短篇中，汪曾祺的全面艺术才能得到了具体而微同时又淋漓尽致的展示。他的儒家倾向使他的小说体现出一种哀而不伤的含蓄沉痛和谑而不虐的超然独笑。有人用思想家甚至战士的标准来苛求他，但他仅仅是个艺术家——这不是他应该受到指责的理由，做一个称职的本色艺术家决非易事。不是思想斗士并非艺术家的耻辱，生产伪艺术或艺术垃圾才是艺术家的耻辱。汪曾祺是二十世纪下半叶在自己独创的形式中达到艺术完美的惟一大师级中国小说家，其成就丝毫不亚于被国人津津乐道的博尔赫斯。而那些称道博尔赫斯的国人，却并不苛求博尔赫斯一定要成为思想家或战士。
佚 名《少女的心》（中篇小说）
文革时期把一切手抄本都叫做“黄色手抄本”，严格说来只有这一本才可以称为“黄色”，然而与那些当代名作家的咸湿程度比起来，此书几乎算得上干净，尽管当时的读者一定读得心惊肉跳。我得承认我当时没有读，但并非没机会过手。当时那种伪道德的清教观念深入我的骨髓，因此我大义凛然地拒绝被此书“腐蚀”。但我的思想觉悟还没有“高”到想告发传递者，因为我知道告发会给传递者带来巨大的灾难，我当时就听说作者已被枪毙——可见当时的传递者多么胆大妄为。现在看来，此书毫无艺术性，没有任何欣赏价值，作者的写作能力连小学程度都没有。当中国人发明的原本用于增广传播的印刷术反而成了限制传播的垄断工具时，印刷品的价值固然值得怀疑，非印刷品的价值也值得怀疑。认为凡是禁止印刷的作品一定没有价值或一定有价值都是错误的以偏概全。只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在印刷术被权力垄断的时代，真有价值的作品确实在很大程度上被剥夺了正式出版的权利。
苏 青《结婚十年》（长篇小说）
女人更为身心合一，女作家也大抵更文如其人，而苏青显然是更为突出的例子。读完《结婚十年》，我才知道苏青是宁波人，不禁笑得打跌。苏青的小说刮喇松脆，毫不藏藏掖掖。优点是明白痛快，缺点是少有回味。谚云：“宁与苏州人吵架，不跟宁波人说话。”苏州人和宁波人几乎是阴柔与阳刚的两极。中国文学的主流向来是苏州派（或曰婉约派），男作家也大行妾妇之道。宁波派（或曰豪放派）则极为罕见，女作家更是如此，从李清照到张爱玲，都是苏州派，但现在有了明明白白不讲含蓄的苏青，不禁使人眼睛一亮。苏青没有多少想象力，又用结结实实的大量细节堵塞读者的想象力，但一个时代的真实画面却照相般地立了起来。还没有一位中国女作家如此真实地描写过一个家庭主妇的身心痛楚。苏青是既不革命也不女权的，她要的是妇权——家庭主妇的正当权益。她的妇权主义纲领是：“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仅仅逗点移前一字，就不着一字，尽得风流。如此巧智，那些没文化的当代女作家岂能望其项背？
苏 童《妻妾成群》（中篇小说）
许多评弹名家都是讲故事高手，苏州人苏童正是这种缺乏深度的讲故事高手，其作品笼罩着苏州式的阴柔和凄迷气氛。尽管那些枫树街小男孩也会赌气发狠，但这种发狠相当于二流运动员在有意识地服用类固醇，那些小男孩不可能懂得男子汉的坚韧和反抗。一到进入女性世界，苏童就如鱼得水。然而他心目中的女性世界是千古不变的，这弥补了他生命体验之不足。因此缺乏深厚古典学养的他，居然闭门造车地写出那么多伪历史、伪风俗的妾妇小说，在被权力限定了的狭窄文学甬道中窥淫式地想象女人、欺压女人、拯救女人，迎合读者的猎奇之心。对中国读者来说，有这种文学代用品的当代毕竟比什么也没有的那年头好。对外国电影观众来说（苏童是被电影改编最多也最成功地打入国际市场的中国小说家，此作被张艺谋改编成《大红灯笼高高挂》），虽然这些作品远远不及他们的大师杰作，但毕竟是来自中国的传奇。他们认为中国就是荒诞离奇、不可理解的，因此他们不在乎这些传奇是否符合中国人的精神实质。
杨 绛《洗澡》（长篇小说）
如果说苏青是典型的宁波人，杨绛就可算是典型的苏州人（尽管她实际上是无锡人，但菜系上合称苏锡帮并非无因）。以籍贯论人衡文当然很危险，因为值得一论的人和文很可能是异数。此书是当代仅见的淑女型小说。章目以《诗经》命名，暧昧的准爱情故事从头至尾毫无进展。这是一部现代人写的古典小说——更准确地说是伪古典，要求的也是一种古典心态的阅读或伪阅读。某音乐家在回答为何没有一个现代作曲家能作古典音乐时说得很妙：古典音乐是古典时代的作曲家作的，现代作曲家生活在现代，因此只能作现代音乐。也就是说，现代人可以听古典音乐，但不能作古典音乐。同理，现代人可以读古典小说，但不宜写古典小说。写这种小说需要的是学者的功力和素养，而不是对真实生活的强烈爱憎。对这种小说的评价，也只能是古典的评价，但古典的点评家早已死了，再要勉强评品就是在从事伪古典批评。所以我只能说，你可以把从《文心雕龙》到《二十四诗品》里的所有好词都堆在它上面，使它更像一个假古董。
沙叶新《寻找男子汉》（话剧剧本）
曹禺、老舍之后，中国现代戏剧一蹶不振，除了八个样板戏，中国人就不再知道何为戏剧。由于缺乏剧场观摩机会，我不得不成了纸上的戏迷，以读埃斯库罗斯、莎士比亚、莫里哀、易卜生、萧伯纳、梅特林克、尤金·奥尼尔等大师的剧本过过干瘾。但偶有机会去剧场，我也不轻易放过，八十年代观摩过几次上海戏剧学院学生的毕业演出，至今成为美好的回忆。改革开放以来，虽有《于无声处》《炮兵司令的儿子》等几出充当“时代精神传声筒”的席勒式宣传剧，但戏剧作为一种艺术，至今恍若隔世。看了《寻找男子汉》，我说不出什么观感，只是想起沙叶新的斋号“善作剧室”，不禁失笑。沙叶新有足够的幽默细胞，但如此作剧而自称善，实在是个幽默得过了头的恶作剧。我相信沙叶新是个好人，作剧充满善意，但与其作剧充满善意而剧本甚恶，何如像斯特林堡那样对世界充满恶意而剧本令人称善？
阿 城《棋王》（中篇小说）
说句不怕得罪人的话，读中国当代小说，就像看国产电视连续剧一样，我得始终提醒自己“将就着点儿”，别忘了咱们还是初级阶段。这是外国第一流小说读多后的心理反射，本来也怨不得谁。但阿城的《棋王》是个例外。不必说，小说会让人本能地想到茨威格的杰作《象棋的故事》，两相比较一下，原也自然得很。奇怪的是，比来比去之后《棋王》竟然不落下风。最重要的一点是，《棋王》通篇散发出中国文学特具的油墨香，它的大量品质，只能源自中国传统文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