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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德军正在南向马恩河和巴黎前进，打击他们路上遇到的任何协约国部队。8月26日，克卢克的第一集团军在勒卡托之战中突袭英国远征军，迫使它进入疲惫的后卫战。三天后，德国统帅部从科布伦次迁往卢森堡。当帝国列车滚滚向西时，德皇的副官冯·米勒海军上将注意到他的皇上“……因流血而狂喜”，高兴地指着“六英尺高的尸堆”。
在确信胜利的情况下，无论毛奇也好，他的幕僚也好，都未考虑到协约国撤到准备好的阵地的可能性；他们认为法军和英军都已最后被打败了。间谍的报告表明，虽然平民都离开巴黎，部队却开到了，但毛奇没有把这个情报转送给两位关键性的陆军将领，即克卢克和第二集团军指挥官卡尔·冯·比洛。
由于德国最高统帅部和其军队之间距离的拉长，无线电通讯变得更加杂乱了。在战争的那些早期日子里，德国最高统帅部限用一架粗制的，不用电线的（后来的无线电）接收机；第一集团军则限用一架发报机。结果，只能拍发最紧急的电讯。野战电话系统也并不发挥较多作用。它不是为长距离通讯设计的，而且破坏活动和事故损坏造成通讯的不断混乱。不久，克卢克不得不自己作出决定，但无法告诉毛奇他正在干什么。可是，退却中的法军不但能利用缩短距离的野战通讯设备，还能利用他们的民用电话系统。
在法国的防务中，巴黎长期以来起着战略作用。所有主要铁路线都集中和通过这一政治文化中心，它由十四座内层炮台和二十五座外层炮台环绕保护着。但在法军被迫退到桑布尔河以前，很少想到要保卫巴黎。四个师和一个本土军旅（每师都有两个骑兵中队），一个独立骑兵旅和六个炮群（七十二门大炮），组成了巴黎驻防军队。尽管这些军队不久就增加了一倍，驻防军队要成功地抵抗克卢克的第一集团军的攻击，在指挥上是不良的，在训练和装备上也是不够的。
陆军部长阿道夫·梅西米于8月25日命令霞飞将军派遣“一支至少有三个军的军队……到巴黎的掘壕野营去保证防卫……如果我们的军队被迫退却的话”。梅西米对实际情况的不了解，也许是由于霞飞习惯上对政府隐瞒不利的消息。第二天，军事危机尖锐化了，驱使政府进入近乎惊慌失措的境地，但放弃首都的建议遭到拒绝，因为巴黎的陷落将预示法国的崩溃。梅西米不满巴黎军事长官奥古斯坦·米歇尔将军的工作，用约瑟夫·加利埃尼将军来替换——此举是法国的一大幸事。
霞飞拒不执行梅西米派遣三个军的命令，坚决主张他需要每一个士兵来阻止德军的前进。他答应派遣军队，但只有在巴黎立即受到威胁的时候。（实际上霞飞建议宣布巴黎为不设防城市，不同德军斗争就投降。）同时，他下令莫里斯·萨拉伊将军从凡尔登撤退，只是由于梅西米坚决反对这一建议，才使法国免于灾难。到了8月31日，政府计划迁往波尔多，让首都处于军事区域。这座城市的防务仍交给加利埃尼，但现在他归霞飞指挥。梅西米由亚历山大·米尔朗取代，他提出的需要更多部队的迫切要求，只是激起了霞飞如下的回答：“德军不是几天时间到得了巴黎的。”
法军总司令那种海龟似的镇定自若，使那些感到在战斗最激烈时刻需要迅速作出决定的人怒不可遏。虽然形势到了紧要关头，霞飞却继续每天至少要吃两顿美餐，并且为了晚上入睡不受干扰，他保持他的晚上十时正就要休息的习惯。很少有一位将军敢于拿任何消息来打搅他。即使当德国人于1916年发动凡尔登战役，传送消息的信使却被简短地告知，霞飞已经就寝，不能惊醒他。
霞飞还避免接电话。他的命令是由副官通过电话发布的，副官也接听所有打来的电话，这样给他以思考的机会。有时一位重要的部长要他亲自接电话，他也设法推托。除了听以外，他既不回答，也不评论；事实上，他几乎从不表示任何态度。他对任何信电或正式备忘录，也显出同样不信任，象是一个狡猾的乡巴佬，多疑地拒绝在任何书面上签字。据一位同时代人回忆，霞飞的即刻反应是“把它里面翻到外面，检查每一个细节，常常唯恐落入陷阱或圈套”。
当陆军部情报首脑卡朗瑟上校于1915年初谒见霞飞，为极端需要重炮兵想得到他的同意时，这位总司令和蔼地聆听着，偶尔点点他的大脑袋。受到鼓励的卡朗瑟，继续诉说许多事实和数字。越来越感到茫然不知所措的上校，意识到他是在独白；霞飞一言不发。他最后象慈父般地轻轻拍一下这个已经筋疲力尽的情报军官，示意要他离去，含糊地评论说，“你总是喜欢你们的炮；那好极了。”
加利埃尼是另一种人——一位富有想象力的战略家，他的无限精力使人看不出他的六十五岁年龄和衰退的健康。（在早些时候，他担任过马达加斯加总督，霞飞在那里是他的部下。）他对这座一半已经荒废的城市，发表了一份值得纪念的声明：“共和国政府的成员已经离开巴黎，去给国防以新的推动。我受命保卫巴黎和抵抗入侵者的责任。这个责任我将贯彻到底。”后来加利埃尼又自言自语地说：“政府已经迁往波尔多，留我一个人在这里同居民一起，他们直到现在是受了骗人的公报的欺骗。”
几小时内，一小支由士兵组成的队伍开始构筑堑壕和路障，并增援周围的炮台。回顾1870年巴黎围城时，饥民吃动物园里的动物和家里供玩赏的动物，加利埃尼在这个城市的体育场跑道上和公园里，养满了牛、绵羊、猪、山羊和马。乘机牟利是被坚决制止的，因为他说，“不但有必要使巴黎不缺食物，而且还应吃到和现在同样的面包。”酒的供应置于严格监督之下。对可能资敌的任何机器或设备，都作出了迁移的安排。不但在爱弗尔铁塔下面，而且在横跨塞纳河、瓦兹河和马恩河的八十座桥梁下面都埋藏了炸药。
但是加利埃尼本人并不满足于仅仅防守巴黎。一位飞行员在9月3日晚些时候回来报告说，德军纵队正在改变他们的进军路线。第二天清晨，空中侦察和骑兵侦察都证实，德国人的确修改了他们从正面攻击巴黎的计划，已经转向首都郊外的东南郊。对地图的简短研究向加利埃尼显示，德军的新路线提供了一个侧翼攻击的大好机会。他喊道，“我不敢相信有这样的事情，这太好了，使人不敢信以为真。”
当五个德国集团军逼近巴黎时，同德国最高统帅部的时断时续的无线电联系突然中断了。除一起前进的第一集团军和第二集团军外，没有一个指挥官能准确地知道其他集团军的方位，现在毛奇的改变史里芬计划不得不开始付出代价了。原来计划的这个战略，是故意削弱德军的左翼，引诱法军右翼从筑垒的堑壕出击，然后转而受到绕着轴线旋转过来的德军右翼从背后的攻击。但面对法国堡垒系统的在左翼的德军将领，劝说毛奇加强他的队伍，这一违反史里芬计划的改变，却使法国士兵安全地守在他们的地下据点里。毛奇还抽调了两个军（四个师）到东线去对付俄国人，从而削弱了他的右翼。
因为入侵是一个庞大的突然袭击的车轮运动，最外层的部队（克卢克的第一集团军和比洛的第二集团军）必须竭尽全力，较快和较猛地冲向前去，才能和内层的部队相呼应。缺乏作战情报的克卢克，只有一个模糊的概念，即他是在什么地方同协约国军队对峙。他完全不知道法国第六集团军正在迫近他的右侧翼，却接受比洛的建议，由他们实行联合的向内旋转的扫荡，以袭击法国第五集团军。当克卢克和比洛向巴黎的前面和东面前进，而不是在巴黎的后面和西面前进时，史里芬计划又被进一步歪曲。这次调动还缩短了德军的右翼八十英里。
与此同时，加利埃尼于9月3日派了一个使者去见霞飞，告诉他这个有利形势，并争取他同意反攻，他刚从巴黎西南约一百二十英里的奥布河畔巴尔回来。加利埃尼对霞飞及早作出决定的能力感到绝望，他本人乘车驶往英国人驻防的默伦，希望赢得他们的支持。
英国指挥官约翰·弗伦奇爵士不在指挥部。连他的参谋长也不在。接着出现了异乎寻常的情景。对他们这一个月的败绩感到焦躁和苦恼的英国参谋人员，鲁莽地告诉他们的不速之客说，如果英国稍微知道法国人在军事上的无能，它决意不会参战。恼火的英国人们没有心绪作出有鉴别力的判断，而加利埃尼的外貌又不象军事人员，他从一副夹鼻眼镜斜眼看人，在他争辩着想争取英国人支持时，眼镜不牢靠地颤动着。当参谋人员注视着他的不整洁的制服，蓬松的小胡子，黑钮扣的长统靴和黄色的护腿时，怀疑的态度增加了。后来一位英国将军评论说，“英国军官决不会同这样一个丑角式人物谈话的。”
不久，弗伦奇的参谋长阿奇博尔德·默里回来了，但表示对加利埃尼攻击德军右侧翼的计划“十分讨厌”，并告诉他，在约翰·弗伦奇爵士不在的情况下，无论如何不能作出决定。加利埃尼徒劳地等候英国指挥官回来，浪费了宝贵的三个小时。他离开时除了过后再打电话来的诺言外，一无所获，而过后再来电话这句话等于承认，英国人将在第二天继续退却。这个决定一部分是由于霞飞打电报给英国指挥官，他写道：“在目前形势下，我的意图是退到塞纳河后面。如果德军继续朝着东南偏南方向运动……也许你会同意，即你们的行动可能以运用于马恩河和塞纳河之间的这条河的右岸为最有效。”既然打电报的人不能理解采取果断行动的需要，也就不能完全挑剔英国人把他们自己同德国人分隔开来了。
9月4日一早，加利埃尼的电报就被放在霞飞面前，霞飞在批准莫努里的第六集团军部署去攻打德军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