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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开共和国沉重的历史，我们不能不为遇罗克这样优秀的青年而倍感悲哀。他生不
逢时，生不逢地，在那政治晦暗、唯出身论的年代里，他的出身注定了他只能当个逆来
顺受的“贱民”。偏偏他勤于思考，勇于探索，他的个性、不合适宜的思想和言行，将
他一步步引向刑场。
在北京东四一中心小学读书的时候，遇罗克聪明好学。课堂上规规矩矩坐着听课，
下课了，学校组织的各种歌咏比赛、诗歌朗诵、文艺演出等，都少不了他的影子。除此
之外，他还爱看课外书藉，爱写点什么，同学们亲昵地称他“小学究”。
在学校，他是老师们的好学生。
在家里，他是父母的好儿子，是弟妹们的好兄长，是姥姥的好孙子。
认识遇罗克的人翥这么说：他确实是个优秀青年。
上初中了，刚从金色童年走来的遇罗克满怀信心，开始了他人生新的历程。
然而，他的履历表中操行栏却由“优”降到了“中”。是他的操行真的下降了吗？
不，进初中后，遇罗克在各方面对自己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他自觉地制定学习计划，
有步骤地阅读中外文学名著，规定每天必须读完50页书才能上床睡觉，并且每天都坚持
做读书笔记。他的操行上升了，表格中却下降了，是有另外的原因。
1957年，遇罗克的父母双双被定为右派，撤职劳动。从此，遇罗克的操行一栏又降
为“中下”。接着，入团无望，高考落榜，参军没有资格，一连串的打击接踵而来。此
时，真诚善良的遇罗克似乎才慢慢明白，在中国，有着相当一批数量的“贱民”，他们
从一生下来就低人一等。换句话说，他们的出生就是不幸的开始。
面对这个残酷的事实，遇罗克昂起他那颗高贵的头颅开始思考了。在北京四合院里，
他开始在知识的海洋中遨游。
读高中时，他开始钻研哲学，从孔子孟子到柏拉图，古今中外的哲学著作成了他桌
上的常备书，他颇有气魄地说：“要了解每一学派的思想”，“唯有对什么都了解的人，
才能比较出哪个思想体系是更为正确的，他的信念才是坚定的。”
旧报纸糊顶棚的小屋子很简陋，自己动手钉的小木桌摇摇晃晃，但是遇罗克酷爱他
的这间“书斋”。用旧白布缝成桌布，上面的玻璃板底下，压着一份作息时间表和周密
的学习计划。床的上方，挂着他自己手书的横幅“山雨欲来风满楼”，墙壁上，贴有鲁
迅的黑迹和徐悲鸿的《逆风》、《奔马》等字画。这一切，像一束束光亮投射到陋室之
中，照亮了他将要探索的真理之路。如果不是在中国，如果不是在那个年代，这里也许
会诞生一位了不起的哲学家、思想家。
高考落榜后，他开始自学大学中文系的课程。从线装古书《史记》、《孙子兵法》
到《新约》、《旧约》，他都去读。
1960年底，他响应政府号召，去京郊红星公社当了个农业工人。尽管那里条件艰苦，
但他仍忘不了不断吸取知识。在集体宿舍里，自制的床头灯和土台灯出现了，新的探索
也开始了。
1963年，他开始在报刊上发表处女作。其影评文章《蘑菇碉堡和菜花老人》、《评
影片〈刘三姐〉》虽然只在报刊上占了很小一个位置，但他内心里的喜悦是难以言表的。
多少次退稿后，现在终于有人开始赏识了，他为之一振。高考落榜的阴影渐渐消散，他
似乎又看见了新生活的一缕阳光。
1964年，遇罗克从京郊农村返城，进工厂当了个学徒工。此时，他除了仍坚持学习
马列主义理论外，还自修俄语和日语，在知识的领域中孜孜不倦地探求。
然而，无情的历史却在前方设置了更大的不幸，像只凶猛的野兽，正等待着这位二
十多岁的戴眼镜的文弱书生。
※ ※ ※
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抛出了《评吴晗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得到了毛
泽东的支持。毛泽东翘起大拇指，夸姚文元是“红秀才”。作为在北京工厂最底层当小
学徒的遇罗克，当然不可能知晓其内幕和背景，仅仅凭直觉，他嗅出异常的味道，提笔
写下了《从〈海瑞罢官〉谈到历史遗产继承》、《和机械论者进行斗争的时候到了》两
篇文稿，分别寄给《红旗》杂志和《文汇报》。
《从〈海瑞罢官〉谈到历史遗产继承》被《红旗》杂志社退回来了。遇罗克在当天
的日记中写道：“报纸上一些无聊文人大喊‘吴晗的拥护者们态度鲜明地站出来吧！’
今天有一篇态度鲜明的文章又不敢发表。”
另一篇文稿《和机械论者进行斗争的时候到了》在1966年2月13日的《文汇报》上登
了出来，然而，遇罗克很快发现，从版面的编排上对他很不利。他在日记中写道：“我
的文章俨然是工人的农民的反面教材了。但是，真理是在我这一边的。”
※ ※ ※
随着时间的推移，文化大革命被逐渐发动起来，进入1966年5月以后，局势变得明朗
了。遇罗克发现，他发表在《文汇报》上的那篇文章，已经将自己置到了文化大革命的
对立面上。
到了1966年8月，破四旧兴起，北京市抄家风甚烈，遇罗克敏感地意识到，他平时记
下的日记和读书笔记一旦落入抄家者手中，自己的厄运将可想而知，也许还会株连九族，
牵累家人。经过一番痛苦的决择，他将自己心爱的日记和读书笔记全部付之一炬，只留
下那本蓝皮的“北京日记”，舍不得烧。因为那是他近期思想的精华，是他思考得较成
熟的那部分。
遇罗克想起了自己已懂事的小妹遇罗锦，他找来了小妹，告诉她自己的打算，希望
她成为这些日记和读书笔记的唯一读者，成为最早了解自己思想的人，并希望她帮助藏
匿那本蓝皮封面的“北京日记”。
然而在藏匿“北京日记”时却出现了痛心的失误。那天晚上，遇罗锦四处寻找，却
找不到一个可以放心相托的人，天黑了下来，她情急之下将那裹着日记的花布包藏放在
她从未见打开过的文化宫大门内侧，准备第二天来取走，转移到更安全的地方。
可是第二天，1966年8月3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第二次接见红卫兵，广场上人潮滚滚，
水泄不通。北京市很多地方实行戒严。到下午戒严取消后，她赶到文化宫时，只见那打
开着的大门空空荡荡的，像是张开的一张巨大的口，在无情地嘲笑着她。她遍地寻找，
哪里还有什么花布包的影子？
遇罗锦回到家里，在父亲“愚蠢，真愚蠢！”的责骂声中，她轻声啜泣起来。她很
清楚，自己犯了多么大的过错！“北京日记”中写着哥哥对姚文元、陈伯达等人的看法，
写着哥哥对社会的种种批判。
她在惊恐万状之中，遇罗克走过来，只轻轻说了一句：“小妹，我不怪你。”说完，
遇罗克默默走回房间去了。
那本蓝色封面的“北京日记”被一个红卫兵拾到了，他交给一家派出所。警察翻看
日记内容，无异于爆炸了一枚重磅炸弹。让我们来看看其中的部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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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1月23日
完成一篇约3000字的评论，《从马克思的一封信想到的》，借题批判近来报刊上显
赫一时的姚文元的机械主义观点，他反对吴晗的《论海瑞》，认为历史上无所谓清官。
2月6日
《人民公敌蒋介石》系陈伯达所作。……但陈亦不可称高明理论家。其颂毛为“智
勇双全”、“弥天大勇”，足令人齿寒……依陈的推理，毛岂不成了“独裁者”了吗？
人民的力量何在呢？当然，陈的这个错误是最起码的。由陈来主编《红旗》，诚大难矣！
2月7日
我为什么要读逻辑著作呢？因为姚文元等人的文章，之所以得出谬误的结论，其逻
辑错误必为原因之一，故读此以批判之。
2月10日
寄去《红旗》的《从〈海瑞罢官〉谈到历史遗产继承》，给悄无声息地退回来了。
报纸上一些无聊的文人大喊：“吴晗的拥护者们，态度鲜明地站出来吧！”今天有篇态
度鲜明的文章，又不敢发表。上面划得满是大杠杠、小杠杠，我重读了一遍，又给日报
寄去了。
2月15日
……买来《文汇报》（13日）一看，果然有我的文章。发表一篇文章真是难得很！……
整个版面的安排对我也纯属不利。我的文章俨然成了工人和农民的反面教材了。……凭
心而论，《文汇报》大部分删得也还不失本来面目，文笔依然犀利，论点也还清楚。敢
道他人之不敢道，敢言他人之不敢言，足以使朋友们读了振奋，使认识我的人知道生活
没有把我逼垮，难道我还有可顾虑的吗？天下之大，谁敢如我般全盘否定姚文元呢？那
些折中的文章，名为否定实为肯定的作者，可有我的态度鲜明、立场坚定？
这时候，有一种自豪感油然而生。我甚至想，如是《北京日报》发表我那篇《从
〈海瑞罢官〉谈到历史遗产继承》就更好了。……真理是在我这一边的，姚文元诸君只
是跳梁小丑。“尔曹身与名俱灭”，在历史面前，正是他们在发抖。
5月10日
大力批判邓拓，必有更高级的人物倒了霉。
5月13日
文化大革命，闹得不可开交。都是“工农兵发言”，发出来的言又都一个调门。我
想这次假如不是反对邓拓，反对的是姚文元，只要报纸上说姚是反革命，那么这些“工
农兵发言”用不着修改，就可以用在姚文元身上了。
6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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