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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西斯主义可算因着资本主义而产生的一种变态。本来资本主义提倡各种经济因素公平而自由的交换，是以各人的私利观作主宰。法西斯则以政治力量强迫将民间经济组成集团，干预所有权与雇佣的关系。资本主义的长处则是，在它影响之下，整个社会可以用数目字管理，法西斯即将其整个接收过来，一意造成其独断的数目公式，用以支持狭义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和帝国主义。在它统制之下，自由交换已不复存在，例如劳工就不能脱离现有职位。如果资本主义的架构依旧存在的话，则各企业也早失去其独立自主之性格而承息于国家指定之集团（cor－poration或syndicate）之下。企业家亦被政府征召，为其意识形态服务。主流之外的经验：丹麦与西班牙
我们看到资本主义为一种组织上的力量，循着海洋路线发展，好像已在国际间造成一种时间表，随着交通通讯的进步，自西至东，又通过北美洲而再度进入远东。可是当中没有两个国家的反应可能前后完全一致。本书已经提到9个主要国家的经验，即各个不同。可见接受资本主义最基本的三个原则——资金广泛的流通、经理人才不分畛域的雇用及技术上支持的因素全盘分配——和所需要的各种经济因素都能公平而自由交换的条件，势必渗透过每一个国家的历史和地理，而通常也有外界的干涉和诱导。因为这种种因素在时间上的汇集无从标准化，也就在进程之中展开了千变万化的局面，也发生了前后不同的结果。只是资本主义是一种空前的体制，不可能自然而然、慢慢的造成（参照第一章注＇28＇后之三段），务必经有内外压力，是故也很难在急遽之阶段避免暴力介入。只有人类集体的经济性格，总在各种急遽变乱之间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则无庸置疑，所在皆然。
即在本书“主流”之外的国家，一般也可以根据上开的原则简述：丹麦原可算是欧洲北方一雄。丹麦国王曾长期兼掌挪威与瑞典（瑞典在乃世纪与丹麦分治，挪威的隶属关系则延至19世纪）。这国家也曾分别在印度、西印度群岛和非洲占有据点，开拓殖民地。也因为丹麦王室的关系，领有今日德国本部之石勒苏益格（Schleswig）与荷欠斯泰因（Holstein）。可是这国家的财富，大部分靠渔业及在波罗的海收取过口税而来，用以招募雇佣军，长期在大陆作战，则常得不偿失。而且远洋的发展不如英国与荷兰之近捷。
荷石两个地域间的关系，可谓集封建时代统治阶级人身及家庭纠缠之大成。石勒苏益格原为公国，却是荷尔斯泰因郡主之附庸，历史上两个区域不能分割。荷尔斯泰因原为神圣罗马帝国一部分，后升为公国，石勒苏益格则始终在化外。15世纪之后，丹麦国王兼为两公园之公爵，可是因为境内德国贵族的关系，定立了只有人身上的兼理，而不能在地域上吞并的原则。拿破仑战争后，维也纳会议将荷尔斯泰因划入新成立之日耳曼邦联（GermanConfederation），石勒苏益格仍在邦联之外。
而且丹麦本土的政治也牵连不少社会复杂的因素。穑夫制虽在18世纪末叶即已废止，但是迟至1830年间，若干封建因素，例如农民无代价之劳力服务，仍不能废止，土地也区分为特权的及非特权的两种，前者付税低。如此都与资本主义的系统之内，下层各因素都能公平而自由交换之主旨相违。并且一般农民的生活极为穷困。
1848年之革命传遍西欧大陆，丹麦采取君主立宪制，正在朝自由主义发展，即与荷石两个地区之社会人士冲突。因为社会进步，经济多元化，两个区域内以德语为主，新兴的小资产阶级倾向于以“关税同盟”（Zollverein，详第六章）为主之新德国。1864年丹麦被普奥联军打败，割让荷石两公国，丧失国土约2／5，人口约1／3，一时可算创巨痛深，可是日后看来仍未为非福。
过去丹麦农产品以汉堡（Hamburg）为吞吐港，该地银行家预垫资金，与丹麦主要港口哥本哈根（Copenhagen）竞争，而经常占优势。割土之后，丹麦才有机会竭力经营本身之港口，加以波罗的海之过口税已终止，丹麦更需要在经济上找新出路。时值美国及俄国之小麦大量出现于西欧市场，各处人民生活程度也有一般之提高，丹麦在19世纪最后30年之改革，针对上述情势，一般将农业由主食之生产转移至副食猪、牛、乳酪、鸡蛋、大麦及麦片（后二者亦为饲养之用）和甜菜（用于榨糖）之生产，从此整个改变国民经济与农村社会形貌。丹麦境内水道交通便利，使上述生产之转变极端有利，即小农亦组织合作社，加入农产之商品化。剩余之人力，除一部迁徙于美洲外，与存积之资金，促进城市工业化。因为农村内劳动者减少，大地主亦须对劳工让步，而自动的授与各人赡养家室之土地。迄至20世纪，丹麦的政体不仅更趋民主化，殖民地既经放弃，这国家也更添上了福利国家（welfarestate）色彩，如津贴健康保险，以便减轻保险费而增加抚恤，和各种救济失业恤贫养老的措施。
至此我们很难确定丹麦何时进入资本主义体制，但是1864年战败割土，却在她的历史上成为一个显然的分水岭。自是她也经过一段改组上下机构重订当中联系的程序。经过这些改革，丹麦内部的各因素都能公平而自由的交换的情势，才极为明显。于是全国的组织才商业化，亦即进入以数目字管理之形态。
欧洲之西南，西班牙表现着一个更独特的例子。16世纪，这国家好像有天下第一等强国的气派。可是几度沧桑，在19世纪初年竟受拿破仑之宰割，至20世纪，她还在西欧其他国家后面，挣扎着现代化。可见资本主义在更换世界形貌的时候，在当中因着能适应的状况和不能适应的状况，留下了不少特殊的后果。
与西欧其他国家比较，西班牙现代历史中缺乏一种将农村经济全盘改组以配合工商业发展的阶段。宗教改革期间西班牙向外发展之际，其组织上纯然采用朝代国家体制，所以上端表现着国际性格，下端则各王室贵族的结构全未放弃。简概言之，即未曾全然脱离封建色彩。其经济力量大部分靠由南美洲搜括之金银作根底，并未构成西班牙之商业组织。所以一遇到其他国家逐渐改组而为民族国家，西班牙金银也耗费殆尽之际，其国际地位即随之衰落，只能走上一段江河日下的道路。今日我们即很难回想到，不出百年之前，西班牙尚在东半球拥有菲律宾群岛，在西半球也掌握着古巴，而200年前更奄有南北美洲及中美大部分的盛况。
西班牙的地理环境，也始终与历史发展有前后连贯之关系。照地图看来，西班牙位居伊比利半岛，除与法国及葡萄牙一线毗连外，四面环海，又有初期航海探险之经验，应当为一个商业先进国家。可是其国境内部山脉由西向东妨碍地区间之交通，因此以农业为基础的地方权势极难推翻。更大的问题则是土地贫瘠，又使用过度，农产歉收，人民生活艰难。中世纪以来回教势力由北非侵入半岛，13至15世纪，西班牙之反击，以天主教会作号召。即1492年之驱逐犹太人出境，也是以信仰为由。有些历史家指出，此为资本主义不能在西班牙展开之一大主因。宗教改革期间，西班牙王室也以保卫教会自居，执行其大审判，是以教会地位巩固，僧侣也能利用他们的力量作为保守势力之屏藩。可是西班牙又地处欧洲大陆一隅，非交通孔道，虽内部组织松懈而接受外界之压力不大。一度被拿破仑占领，为时不长。直布罗陀之海港在18世纪属英，也给西班牙人自尊心很大的刺激，可是又与西班牙的内政关系至微（而甚可能因此战略要点不在该国掌握之中，才能使之避免卷入二次世界大战漩涡）。总之西班牙在近世纪的国际场合之中，攻则不足，防则有余，所以能长期处于落后状态，也能长期保持其非竞争（non－petitive）的性格，影响所及，社会上缺乏有架构之联系，一般国家观念淡薄。
19与20世纪外界之发展，终使西班牙政局产生现代性的不稳定状态，曾两度为共和国，又两度复辟（现今之君主制开始于1975年）。可是西班牙各种问题综合之背景显示其社会及国民经济间需要一个全盘的协定，才能融合于现代之潮流，并非君主制或共和制所能解决。
19世纪以来，西班牙有所谓“卡尔派”（Carlists）者，最初不过坚持王位由男性继承（拥戴王子DonCarlos而反对公主Isabella，所以有此名号），可是这正统的作风及组织延续而至20世纪，卡尔派成为思想上及行动上之极端保守集团，甚至认为铁道电讯全属淫技，而主张恢复历史上之宗教裁判。站在左派的则有无政府主义的工联派（Anarchosyndicalists，由无政府＇anarchy＇及工联（syndicate二字拼成），他们径自组织工人，在内战前夕有会员150万人，他们既不参加政府，也对所有的政府组织，不论其为前进或保守，一律反对（他们唯一参加投票是在1936年即内战前夕），并且他们痛恨天主教，不时焚烧教堂、刺杀传教士。而更有社会主义者也组织工人，策动罢工。所谓共产党员，反而人数较少，不极端张扬，只是受托洛茨基的影响。西班牙的教会则一向与大地主和军官勾结。此外还有加泰隆尼亚（Catalonia，东北角，工业比较发达），及巴斯克（Basques北部，乃人种语言的称呼）等等独立运动的组织。整个看来即是离心的力量强，缺乏统一互助的基础。
以上的阵容本来已经具备了1936年至1939年内战的条件。而当时又有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及北非殖民地一般不稳定的情形，局面更难维持。国王亚尔丰索十三世（AlfonsoXIII）曾于1923年暂时停止宪法，令黎越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