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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笼络军心。
当时，我身上有十几块钱，从潮阳押往汕头时，国民党军的一个班长向
我要钱。我拿出几块钱给他，对他说：“我就剩下这些钱了，你们拿去买点
东西吃吧。”那班长看看我，没有要我的钱，也没有搜我的腰包。后来在我
流落时，这十几块钱起了大作用。
被俘后不久我就病了，肚子痛得厉害，隔一会儿便要去趟厕所。我估计
是得了痢疾，因当时拉痢疾的人很多。流沙失败后，我极度紧张、劳累，抵
抗力差了，很容易染上这个病。
我搬到楼上住了几天，病越来越重。由于经常要去厕所，上下楼不方便，
又把我换到楼下。我瘦弱不堪，没有力气，不愿说话，也懒得动，整天想睡
觉。
这期间，我被讯问过几次，都是重复地问叶挺、贺龙和共产党的事，我
还是照样回答说不知道。
有一次，他们问我：“以后你打算怎样？”
我想了想，说：“我有病，不服广东的水土，去年春天刚从师范毕业，
和一些同学跑出来当兵，现在想回家去继续读书。”
过了一天，吃过早饭，看守说：“下午不开饭了！”我们正纳闷，有人
把院门打开，还吼着：“快走！快走！”我们这才明白是被释放了，赶紧收
拾自己的行李，离开了被暂作监狱的大院。
在汕头街上，有一两千被俘又释放了的起义军官兵流落街头。幸亏我身
上还有些钱，就找个地方住下，买点药吃，赶紧治病。痢疾止住了，体力也
慢慢恢复，但钱花得差不多了。
下一步怎么办？部队没有了，熟人也找不到。举目无亲，四野茫茫。我
一个人在街头踱来踱去，苦无良策。
突然，一声汽笛，把我从沉思中惊醒。抬眼望去，一条轮船正停靠在码
头上，旅客蜂拥着往船上挤。
我连忙打听这船开往何处，有人说是去广州的。一听是去广州的船，我
顾不得思索，三步并作两步，跑向码头，跨过栏杆。这时，船刚好起锚，在
离岸有一米远时，我纵身一跃，跳上了轮船。
从汕头到广州，海路要一两天。我在甲板上站着，心里想，到了广州总
会有办法的，那里曾经是革命的大本营，我又住过半年，总会找到熟人，找
到党组织的。
大约是1927 年11 月初，我到了广州。
这时的广州已没有昔日的革命气氛了。街道上军警林立，岗哨森严，行
人稀稀落落，一片白色恐怖。
我顺着熟悉的街道，去寻找往日的亲友，毫无着落，更说不上党的组织
关系了。
一天过去了，两天过去了，还是音讯杳然。这时，我已是囊空如洗，饥
肠辘辘。但我并没有消极失望。我决心，一息尚存，就要找党。为了生存，
为了找党，我不顾自己出身书香门地，也不顾曾是一名铁军的军官，放下架
子去讨饭。
我到纸张铺买来中小学生笔记本，用从武汉带来的钢笔，写了一个哀怨
真切的自述，开头是：“诸君，我今天以至诚之心，向你们说几句衷肠话。”
接着，介绍自己的出身、学历，在北伐军中做过什么，然后讲：“前不久我
还是一名北伐军的军官，由于政局变化，不幸流于楚囚。。”。末尾是“。。
如今，我肚子饿，身上冷，病未愈，想找工作，又无处可找，难道老天要绝
我生路不成？请问，这是我的罪过，还是社会的罪过？”
我拿着这篇自述，就到书店去给人看。我想：逛书店的人一般都有文化，
有文化的人看到我的陈情，会同情我的遭遇。果然，不少人看了我的自述，
都唏嘘不已，有的掏出一毛二毛小银洋给我。慢慢地，我就有了几块钱，暂
时解决了吃饭的问题。
但我想，不能总这样下去，还得找个事来糊口。一天，我在街上转悠，
路过一个卖字的摊子，见那卖字的老先生面容慈祥，说话和气，就走上前去
问他：
“老先生，我来分一口饭吃行吗？”
老先生看看我，问：“你是干什么的？从哪里来？”
我答道：“我是一个打了败仗的小军官，流落此地，现在生活无着，请
老先生发点慈悲。”随即又把我的陈情交给他看。
老先生沉吟半晌，用手指了一下摊在桌面上的纸和笔，说：“你先试试
吧。”
我拿起笔，先写了一行颜体字，又写了一副隶书的条幅。我在私塾就练
过这些书体，写的时候，老先生看我用笔；写完后又端详了好一会儿，终于
点点着，对我说：“好吧，你就帮我的忙吧。”
从此，我过起了以卖字为生的日子。平常，先生写字作画，我铺纸磨墨，
客人多时，我也写上几幅颜体或隶书，一天还能挣得几毛钱，勉强维持生计。
解决了糊口的问题，我找党的心情更加迫切。有事外出和帮人写字时，
我都设法打听消息。
一天，我在街上偶然遇到一个嘉禾师范的同学，兴奋极了，大声喊他，
他看看我，打个招呼，不冷不热。见他这样，我一肚子的热呼顿时凉了。我
问了他的情况，他只简单地告诉我，他在第4 军教导团，驻广州。我有些失
望，好不容易碰到一个熟人，却是这个态度。可我哪里知道，他所在的教导
团，就是由叶剑英任团长的我党领导的武装；而这位同学是教导团的秘密党
员（他的党员身分，是在广州起义失败后逃回家乡时我与他接触中知道的）。
当时广州正处于严重的白色恐怖时期，我们这种身分的人，都比较谨慎，他
随教导团从南昌到广州后，习惯于秘密环境，所以对于老同学，在身分未明
之前，只能漠然处之。
我日夜思念，苦苦寻找党组织的一次机会，竟这样失之交臂了。
回到住所，我心里盘算：广州虽大，但白色恐怖太严重，在这里找党组
织看来希望不大，还是回湘南吧。大革命时期湘南的工农运动搞得好，共产
党力量大，那又是我的家乡，熟人多些，可能会打听到一些消息。于是，决
定回湘南。
天亮后，我整理好行装，赶到火车站，登上了开往韶关的火车。
坐在车厢里，我又开始盘算下一步的行动。在广州时听说方鼎英的13
军去湖南打唐生智了。根据从广东出征北伐的经验，入湘的部队一般都要在
韶关驻扎一段时间，我估计13 军军部很可能在韶关。13 军军长方鼎英曾是
黄埔军校（后改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教育长，我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宪
兵教练所学员的身分去找他，想必他会接受，便决定先到13 军去。
火车到了韶关，我一打听， 13 军军部果然在这里。两天后，该军开往
砰石。我跟到砰石，找到13 军司令部办公室。
一位姓萧的中校副官接待了我，他同我谈了一二十分钟，就出去了，几
分钟后又回来，并拿了一枚写有“13A”（即13 军）的铜牌证章给我，说：
“副官长指示你先在这里候差，等以后有缺位再安排。”
我接过铜牌证章，心想，我的目的是找党，先安顿下来，才有条件找党
组织，管它候差不候差。
在13 军候差的人很多，副官处就有好几十人，有的年纪挺大了，有的不
像军人，倒像是权贵的亲友。凡是候差的，都无职、无权、无薪，也没有什
么事情做。平常大家就在一起天南地北闲扯。我为了隐蔽党的身分，很少与
人交往，常常一个人躲在僻静处看书。
我们在砰石住了几天，军部就开往宜章，以后又到郴县、栖风渡、高司
亭等地。所到之处，一片凄凉景象。“马日事变”后，国民党新军阀残酷镇
压共产党和农民协会，湘南的党组织有的垮了，有的转入了地下。我在湘甫
转了近一个月，仍然没有找到一点线索。
这时，方鼎英与唐生智部在耒阳地区大战。不久， 13 军军部退到郴县。
我亲眼目睹，新军阀混战给老百姓带来的痛苦，愤恨难耐，只想快点找到党
组织。于是，以天冷衣薄为由，写报告要了10 元钱，买了一套半新不旧的衣
服和一些日用品，请假离开13 军。
湘南这么大，到哪里去找党呢？就在我漫无目标地寻访时，突然想到我
高小同学萧亮，他家在临武县沙田圩杉木桥，我离家从军，就是经他家里走
的。他父亲是大地主兼商人，往广州、香港和江西等地贩卖杉木，结交的人
多，消息灵通。我听人讲，“马日事变”后，长沙、衡阳一片白色恐怖，在
那里读书的学生，下半年都没有去，估计萧亮此时在家。于是我就去萧亮家。
快到萧家时，我把那套半新的衣服换上，又把13 军的铜证章也戴好。萧
父是大地主，如果衣着不整，会引起他的怀疑。
收拾停当，我扣响了萧亮家的大门。
开门的正是萧亮。他见到我，又惊又喜，忙把我让到屋内。萧亮的父亲
也在，我家与他家同宗，萧亮父亲的辈份高，我向他施礼问候，照旧尊称他
为“老前辈”。萧父见我穿的灰军装，又佩戴着13 军的证件，满心欢喜，留
我在家住宿。
萧亮领我到了他的房间。开始，我们只是寒暄了一下，夜晚，彼此谈了
别后的经历。我把南昌起义及失败的详细经过告诉他，他听后非常惋惜。接
着，他同我讲了“马日事变”后他如何跑回家乡，并对我说，父亲很怀疑他，
要我在他父亲面前不要透露这方面的只言片语。
我们越谈越深，最后，互吐真言。原来，萧亮也是一名共产党员，是大
革命时期在长沙入党的。逆境中遇到同志，真是倍感亲切。
萧亮与临武县的地下党组织有联系，离沙田圩20 几里的牛头汾，有临武
县支部的联络点，他就是那个支部的成员。萧亮答应帮我去联系。
为了慎重，他先去了一趟，然后带我前往牛头汾。党支部负责人贺辉庭
与我接了头。贺辉庭郑重地对我说：“临武支部研究决定，恢复你的党籍和
组织生活。”听了这句话，我激动得千言万语涌上心头，但只对贺书记说了
一句：“我�